精华热点 生生之道与人口危机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伦理观
胡春雨

很多年前去北京,参观了十三陵,那是明代诸帝身后的归宿,号称一个王朝的背影。然而迄今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座小型展厅里的大明皇后婚礼服——绣着百子图,满是活蹦乱跳的孩子。皇后母仪天下,以此垂训天下子民,只要生生不息,历史就不会终结,至于一个人或一个时代,生生死死只是循环在朝暮之间。在中国人的生存智慧里,讲究“故天子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相须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顺,阴德也。”不晓得大明皇后是不是也是老朱家的生育工具,帝后以大婚之礼以身垂范:男女两性阴阳调和,乃宇宙之生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命不仅是孤立的自我,而是万物化生的一部分。无论贫富贵贱,为人父母,乃生民最尊贵的身份与价值。《易》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中国式伦理由此展开。
所谓教化,这种思想观念沉淀在一代代中国人心底。小说《白鹿原》开篇,主人公一生以为豪壮的,是娶了七房女人。所谓“豪壮”背后不知是多少悲凉,说到底是顽强的生命意志:白家几代单传,主人公的父亲直到临终,唯一信念是哪怕倾家荡产,也要让儿子决心续弦。“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孟子》讲的是中国人的信仰,扎根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内心。诚如小说扉页所引巴尔扎克名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家的故事由此继续。直到三十年前,小品《超生游击队》里的中国农民,仍然为了传宗接代不惜四处流浪,已然成为嘲讽的对象。在现代化冲击下,从一而终、无后为大的传统价值弃若敝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思潮趁虚而入。文化乃培育民族生命的土壤,伦理观譬如一粒种子,在深处塑造着社会形态。三十年下来,人口爆炸的危机被强制化解,人口萎缩的危机已初露端倪。在这个世界上,一旦失去平衡,问题接踵而至。
《孔子家语》云:“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婚,万世之嗣也。”人口问题的背后是婚育观念,是家道兴衰。快速迈向现代化的中国,结婚率下降、离婚率高企,不婚、晚婚、不育、晚育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城市里剩女成堆,农村里光棍泛滥,小时候长在单亲家庭,到老来成为空巢老人。路过灯红酒绿的尘世,却没有可以安身立命的家,成为越来越多现代人的命运。人是一切问题的根本,乃所有兴衰成败的主人公,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力短缺、延迟退休、社会养老等一些列社会经济问题必然纷至沓来。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国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在新的一年,印度人口很快超过中国——这将是一个重大历史节点,需要我们牢记。人口数量质量与结构规模的变化,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乎各大文明的此消彼长。一群朝气蓬勃的人和一群暮气沉沉的人,谁干的过谁,让人捏把汗。
早在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演讲《三民主义》的时候,忧患中华民族面临的生存危机,首先是当时中外人口消长的趋势,而非列强入侵,体现了大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历史上吴越争霸,《国语》记载越王勾践被释放归国后,第一件事便是“将帅二三子夫妇以蕃”,打出人口快速增长的组合拳,以法制手段提倡早婚、惩戒晚婚,为鼓励生育提供高额财政补贴和大规模免税,同时高水准投资公费教育,亲自出马招揽国内外人才。除了物质手段之外,尤其在文化上砥砺国民精神,“而摩厉之于义”,通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两手抓,积累起强大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赢得了国民之信仰:“越四封之内,亲吾君也,犹父母也”,为实现越国复兴的总任务凝聚起强大共识。这些历史智慧,为后世解决人口危机提供了宝贵经验。
物质是条件,观念是根本。现代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纷纷陷入人口衰退,奖励生育却收效甚微,原本家庭本位的儒教国家尤为突出。倒是坚持传统信仰的穆斯林等国人丁兴旺,发达国家大可自诩文明优越,对之说三道四,但最终书写历史的是力量对比。《荀子》讲:“凡人之动也,为庆赏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面对沉重的生活成本和丰富的物质享受,仅凭一点恩惠不足以让人们改变生活方式,担负起生育重任。王阳明云:“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关键是人的思想信念,是一个民族如何理解生命的意义:老农民信仰传承,新生代信仰自我。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孙中山先生以法国为例,指出其鼓励生育却收效甚微,便在于“人民家给户足,每日都讲求快乐”,所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符合其国民心理,“主张男子不负家累,女子不要生育”。这种观念在今日中国方兴未艾,演化出形形色色的理论。可见,这首先是道文化题,不能全都交给经济。
中国人讲“物不可久居其所”,一切都在演化中,需要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在现代伦理的发轫中,孙中山先生讲:“欧美二三百年来,人民所奋斗的,所竞争的,没有别的东西,就是为自由”,乃大革命的主要目的。比较中西文明,梁漱溟先生分析,“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而“西洋近代的社会是个人本位的社会——英美其显例”,这种历史潮流“为一种对中古封建文化之反攻,以致将其颠覆为止”。与中华文明阴阳互补的整体思维不同,按照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甚至男女两性等一些列对立,现代社会沿着自我中心、个性解放、功利主义的路径越走越远,为家庭解体、享乐主义埋下了伏笔,甚至出现同性婚姻、极端女权等伦理危机,颠覆着人类天然的价值观念,势必造成人口衰落。
融入西方人领导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人也很难独善其身。在百年现代化征程中,“全盘西化”、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一度成为主流,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重构。“打倒孔家店”,疑古主义泛滥,从学术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层面,撕裂着一个原本伦理本位、崇尚中庸的国家。孔子讲:“礼,时为大”。中国式现代化,只能在光大民族文化基因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创新转化,需要重读经典,反观当下,继承祖先留下的永恒智慧:
首先是天道观。《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观察天道人事,当然要回到位居“群经之首”的《周易》。孔子在《系辞》中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其中包含了阴阳调和化生万物。因此“生生之谓易”,《周易》所谓“易”来自天道的永恒变化,而“天地之大德曰生”,让宇宙万物生生不息。朱子在《仁说》中解释,“天地以生物为心”,可见“仁”作为中华文明核心道德观念,便来自对生命的珍重,孔子所谓“仁者爱人”,张载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有的当代学者以为中国哲学乃“生生之学”,有其深刻道理。
其次是化育观。《周易》乃天地人“三才之道也”,按照《中庸》的哲学,人的伟大不在于征服自然,而在于顺应天道、顶天立地,“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在宇宙万物的化育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此过程中,据《说卦》揭示,“乾,天也,故称呼父;坤,母也,故称呼母”。《序卦》则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上天云行雨施,大地万物滋荣。对应在人类世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于是“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不只是我行我素的过客,而是在生命的循环中担负着化育的使命,故“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人类倘若沦为情欲与物质的奴隶,必将陷入灾难。
最后是家庭观。《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庭乃社会的细胞,一切伦理从此展开,最终决定因素是人,如何认识实践其中的价值,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面貌。作为礼仪之邦,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当然要回到《礼记》,其论述婚姻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倘若出了问题,“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婚姻的意义,在于联姻两个家族的血脉,完成生命的传承,担负着神圣使命,维系着人生幸福。保障婚姻质量与家庭完整,在于夫妻间“敬慎、重正,而后亲之”,不在于一时的唧唧我我,故中华文明的传统是“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感情都是培养的。于是《诗经》一开篇,就是吟咏夫妇相敬如宾、如鼓琴瑟,这才是中国式婚姻的价值,让一代代人安身立命、生生不息。
总之,所谓中国式现代化,乃整个中华文明从古典到现代的伟大革命,文化精神与伦理价值的重构,深刻制约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前途,各大文明的竞争最终是文化竞争,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沉淀与选择。一百多年来,我们大胆解放思想,破除传统束缚,也曾陷入历史歧途,人文精神长期衰落,很多问题积重难返。但历史总是在矛盾中前行,在前行中回归,在问题中破题,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其中人口问题乃全局性问题,需要从全局上考虑,不见得就事论事。中华文化的力量在于中和之美,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调和阴阳,实现人口动态平衡,让古老的民族人丁兴旺,最终要在文化上破题。
黄帝纪元四七二零年正月于海右鹊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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