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我童年的外祖父


                    申卫华


       我的外祖父，生于十九世纪的最后两年，为南通海安人氏，活到现在也120岁了。外祖父的名字叫苏筱坡，当年曾对我们说起他是苏东坡的后人。为此事，两位舅舅还真到杭州和苏东坡的老家四川眉州，进行过寻祖觅根。结果还真有苏氏N代后人，在我们江苏生活。现在一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如果时光倒流，攀上这一当“市委书记”（苏东坡曾任杭州知府）的亲戚，没准还真能光宗耀祖，在政府(朝廷)谋它个一官半职。
       外祖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因我父亲因公去世，专程从老家海安来淮阴，帮助母亲照顾我们兄弟三人的。当年的外祖父虽六十出头，但那魁梧的身材中不失英俊潇洒，慈善的面容里透出精明强干。可惜到我家后委屈了他，本来在老家舅舅处是安度晚年的，结果却为我们兄弟三人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操起了心，当起了老师、保姆和管家。
       当年我八岁、弟弟四岁，调皮的哥哥也才十二岁。正在上小学的哥和我，学习之余要接受他的“私塾”教育。记得最清楚的是外祖父让我背《三字经》和《百家姓》，而让哥背《诗经》和《论语》。如果不能完成每天布置的背诵任务，就免不了一顿戒尺。戒尺是家中量衣服的竹尺，外祖父处罚时就地取材。记得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哥将《诗经》和《论语》及诫尺，趁外祖父不在，藏到了门外的砖头堆里。当外祖父检查布置给我俩的作业时，只找到了《三字经》和《百家姓》，结果外祖父让哥去玩耍，而让我来背书。
       这时的我，心里极不平衡，认为哥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于是不顾情面的“出卖”了他。外祖父当即喊回哥哥，拿出戒尺打了二十下手心。当我看着哥哥“宁死不屈”的镜头，直后悔自己咋当了“叛徒”。“今天如不把书背上就不要吃饭，”外祖父出门时下了最后“通牒”。
       外祖父走后，哥并没有背书，而是三下五除二将《诗经》和《论语》撕的四分五裂。知道自己又难逃一罚，索性穿上衣服匆忙离家。哥一走我赶忙将撕坏的书籍藏好。等外祖父回来，问道哥时，我只能撒谎的说：“有个同学喊他出去了。”就这样一直到夕阳西下吃晚饭时，外祖父才感到不妙，后悔不该逼他背书。于是，我们全家出动四下找哥，并动员了左邻右舍帮着寻找。一番折腾，直到凌晨时分，才在东郊生产队打谷场（今淮海东路菜场）的稻草堆里，找到了熟睡的哥哥。当看到饿了一天，蓬头垢面的他，外祖父当即流下了眼泪：“孩子，跟外祖父回家吧，都是外祖父不好，都是外祖父的错。”打那以后，我和哥就再也没见过要背的书和量衣的尺。
       其实，在外祖父的严厉管教中，常常包含着浓浓的疼爱。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是凭票供应副食品的年代。尤其是猪肉的配给，每月一人只有一斤的计划。这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弟兄三人还不够一顿“朵颐”。外祖父为了不让我哥仨受到亏欠，常隔三差五的到食品公司门市部（今淮海东路菜场对过），买下卖肉最后剩下的“边角费料”（不要肉票）回来，对上白菜、土豆、萝卜等，让我们兄弟三人一饱口福，有时为了不让哥多吃多占，他还将菜分成三份，并每次都是看着我们吃完后，才用剩下的菜汤泡饭。
      在我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中，左邻右舍由于兄弟姐妹多，穿衣服一般都是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可外祖父在家中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常常为我和弟弟买鞋添衣。一次刚进入冬季，当外祖父看到我穿的布鞋露出了“老大”（大脚趾头）时，专门到大闸口的旧货市场上，花了三毛钱，买了一双唱戏人穿的戏鞋，绿色的布鞋帮，木头的布鞋底“新颖独特”，那鞋底足足有十厘米厚。他将鞋买回时，先让我试试，虽然是新的，而且合脚暖和，但我怎么也不愿意穿。最后在他苦口婆心的劝说下，我才穿上它到学校去。上了两节课，并未引起同学们的注意，但到课间做广播操时，在学校的操场上竟引起了“轰动”，课间操一完，同学们纷纷围拢过来，像看“西洋镜”一样，对我的鞋评头论足。当时看的我脸红腿颤，评得我不是滋味，恨不得有个地缝立马钻进去。
      中午放学回家，在外祖父面前哭诉了在学校的“不幸”遭遇。外祖父一听，二话没说的拖着我，来到东大街的百货公司，花了两元钱为我买了一双白色的球鞋。两元钱，那可是我家几天的生活费和三斤的猪肉钱（那时猪肉是七毛一斤）。穿上了白球鞋，我又一次哭了起来，那哭不是委屈，而是欢喜；不是难受，而是高兴。
      还有一次，是哥哥在学校的宣传队排演《白毛女》，老师让他扮演黄世仁，并且交代服装要自己想办法，否则就换其他同学演，哥回来后向外祖父说了此事。外祖父一听，赶忙翻箱倒柜，找出他过年时才穿的长袍马褂和瓜皮帽。然后，戴上老光眼镜，又连夜一针一线的进行了修改。当哥穿上外祖父缝制的衣服时，活脱脱一个黄世仁再现。那次演出我和外祖父都去了。由于服装的陪衬，哥的黄世仁形象演的惟妙惟肖，在我和外祖父的掌声和鼓励下，博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肯定。不过，从此那“小地主”的绰号，则伴随了哥哥的一生。
      由于外祖父忠厚善良，乐于助人，在新村邻居中口碑甚好，大家有事没事都喜欢找他。那个年代没有自来水，就在我家门前有一口水井，前后四排平房的数十家邻居吃水用水，都共用着它。为了大家的方便，外祖父专门购置了一个水缸，放在井旁。他每天早早就起来，将水缸中的水打满，以便邻居们使用，而且那水缸中的水永远都是满的。那个年代没有卫生间，每家用的都是马桶，每天早晨，只要收大粪的车一到，外祖父总是帮着吆喝“倒马桶来”，并且挨家挨户主动将他们的马桶倒掉。外祖父如果上街去买菜，也总是习惯走门串户的问一下，有啥东西顺带。正是外祖父的善良和热心，才博得了左邻右舍的尊重和尊敬。
       我的一生和外祖父朝夕相伴了近十五年，他所做的一切，以及在我哥仨身上所作出的奉献和牺牲，可以说是胜过我的亲生父母。记得离开他的那一年，成了我最最难忘的一年。1976年3月，我有幸应征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离开家的那一天，在淮阴中学的大操场上，在亲朋好友的送别声中，只有外祖父一人为我壮行。就在我即将登上汽车的那一刻，外祖父掏出了家中的全部积蓄——五十元钱，硬塞到我的包中（在家给过，我没要）。我没有推辞，更没有说出感谢的话语，有的只是潸然的泪下和默默的祝福。“华儿（我的小名），到部队好好干，要听首长的话。”的话还没说完，我却情不自禁紧紧的抱住了他。这就是我的外祖父，伴随着我从童年到少年的外祖父，培养我成为合格青年的外祖父。
       没曾想这一别竟成为我和外祖父的永别。如今，他虽然离开我们已四十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却像刀一样深深的刻在了我的心里。当年，他留给我的五张十元钱，至今还一直保存在他送给我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中。每当想起他时，我总是习惯的打开“红宝书”，闻着他留下的体味和气息，感受着他的那份深深的情和浓浓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