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号床的小女孩

文/万娇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清晰地回忆去年住院的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手术的后遗症像烙印一样刻在脸上，烙在心里，躲不过，也逃不掉。出院后我很少出门，在家也喜欢戴着帽子和口罩，不想说话更不愿和亲友视频。直到上周末，我收到一条信息，开头是“姐姐，我是7号床的小女孩，你还记得我吗……”我的眼里瞬间泛起了温暖的泪花。

去年五月份，我在西安住院，和我同病房的是一个小女孩，我在6号床，她在7号床。住院前几天我们都在做各种术前检查，通过简单的交流得知，女孩11岁，是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西安本地人。小女孩留着齐肩短发，刘海儿整整齐齐地盖在那双圆溜溜的大眼睛上面，肉嘟嘟的脸蛋上笑起来露出一对小酒窝，说话声音柔和甜美，十分招人喜欢。女孩很乖巧，我仍记得手术前一天她还趴在病床上写作业的样子。我虽好奇小小年龄的她生的什么病，但我知道打听别人隐私是不礼貌的，加上那几日我也在焦急地等待手术时间，内心紧张不安，很煎熬，便没有多问。为打发时间，转移注意力，我让家人帮我带两本书来，并嘱咐一定要带一本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接下来两天，一有时间，我便捧着《许三观卖血记》，看到动情之处不免常常叹息，有时潸然泪下，书中的情节让我得到了些许慰藉和力量。

那日医生突然通知我会诊，我顺手将书仍在床边，当我再回到病房时，小女孩凑到我旁边，手里捧着书：“姐姐，许三观是谁？他为什么卖血？”一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但面对这个真诚纯粹的女孩，我必须回答，还要认真回答。“许三观是这本书中主人公的名字，他是一个很穷很可悲也很善良的人，他卖血是出于生活的种种无奈……”小女孩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这次交流以后，女孩和我熟络了很多，还给我讲起了她们班的小故事。第二天中午，小女孩突然小心翼翼地问：“姐姐，你也要做手术吗？妈妈说我明早就要做手术了，今晚护士就要给我剃掉头发”。看着她那稠密乌黑的头发和真诚无邪的面容，我强忍住内心的悲伤，对她说：“不要怕，头发很快又会重新长起来，姐姐也要做手术，我们两个一起当几天小光头，病痛就好了。”

当我再见到小女孩是三天后，我们都回到了病房。幸运的是长达十个小时的开颅手术很顺利，医生交代了一系列注意事项后强调五天内不能下床，接下来的几天真是度日如年。我的身上连接着各种监测仪器，长时间的输液导致整个手都浮肿了，麻药退后伤口疼痛，只能平躺不能动，才过两天就感觉头部胀痛，全身酸痛，我忍不住低声呻吟。7号床的小女孩却异常安静，后来我才知道，小女孩那几日承受着和我同样的痛苦，并且这次手术导致她永远地失去了右边耳朵的听力。瞬间，悲伤掐住了我的喉咙，让我几度哽咽。

难熬的几天挺过去了，我和小女孩终于都可以下床活动了，我们的精神状态也一天比一天好。我靠在窗边发呆，小女孩走过来将一幅漫画放在我眼前，并充满期待地问我能不能把联系方式写上去，我仔细一看才发现，上面画的不正是病房里的我们吗？画面很温暖，没有病房本有的严肃和沉重感，我给她竖起了大拇指，并在上面留下了手机号。

出院那天，老公买来一小束向日葵，他知道那是我最喜欢的花。收拾好东西，办完出院手续，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家，想呼吸外面的空气，想感受病房外的阳光和微风。和小女孩道别时，我有几分伤感，很多祝福的话语梗在胸口始终没有说出来。我从包里取出笔，在卡片上写下，“生活对我们是严厉的，我们要更严厉地去面对生活，但我们不能忘记微笑”，然后将卡片放在那束向日葵中，递给了小女孩。女孩接过花，送给我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那段日子对我来说是灰暗的，7号床小女孩的出现，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刺痛了我，同时也照亮了我。是她提醒着我，要心怀温暖，微笑前行。

作者简介：万娇，女，中共党员，1990年出生，毕业于西安财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曾在报社从事文字编辑工作，现就职于陕西安康某事业单位。热爱写作，文字细腻，追求有思想有温度的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