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中往事（二）

鲁海

走出校门，步入讲台是件极其不容易的事情。全新的角色，全新的环境，全新的任务，一切从零开始。农学这个庞大的课题，要在短时间内讲给学生而且应酬高考，没有教材，没有资料，没有经验，谈何容易！望着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理解了责任重于泰山的真正涵义。

于是，我和长义商量着把应该列入教学的课程简单的分解了一下，两个人基本就是“一篮子擓”了。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十年磨一剑，那些从容淡定的老教师，让我们羡慕极了。

田占敏老师教数学，他知识渊博，为人正统，儒雅厚道，他的课轻车熟路，严谨缜密。田老师在这这所学校执教多年，可谓桃李满天下。我复课的时候，他就是数学老师。田老师对学生父子情深。八三届学生离校之际，学生张丽辉、邢秀英中午时分尚未离校，田老师热情的招呼她两个到自己家吃饭，为她们特意做了鸡蛋打卤面，像伺候自己的孩子一样热心、慈祥、周到，两位同学吃着热腾腾的面条，一种如家的感觉，心中暖暖的。几十年过去了，两位同学牢记在心，念念不忘。截止今日，一些同学常去看望恩师，田老师也非常想念同学们。

郑金平老师的物理炉火纯青。他上课从来不带课本，只带一只粉笔。

刘丕峰老师的语文课，抑扬顿挫，引经据典，口若悬河。

那么，我的第一课呢？我的第一课说起来就脸红。在做了自认为充分的准备以后，由班主任陪我走上讲台。教室里几十双眼睛，闪烁着一道道耀眼的光芒，让我局促不安。那可不是幼稚的小学生，许多同学都是同龄人，有不少同学比长义的年龄还大（长义那年刚满19岁）。这一课，像婴儿迈出第一步，跌跌撞撞。我的字写得不好，但绝对不是黑板上表现的那样，而且由于个头小，把字都写在了黑板的中下部。这一课，让我在这个季节出了一身汗。

那时候，总体上经济情况还不好，工资收入少，捉襟见肘；同时文化生活十分匮乏，枯燥乏味。

当时我的工资只有每月四十多块钱，到了1986年离开学校月工资也不足一百元。羞涩的工资仅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不敢轻易乱花一分。那时候，我们喝的酒是每瓶一块九的金稻液，茶是每包三毛的茉莉花，烟是一毛一的迎雪。有时候奢侈一把，买包三毛六的金钟牌，我和赵玉彪老师便偷偷溜到校外的荒地里去抽一袋，人多了分不过来呀。用这一块九的金稻液，也把农业局的同学轻松拿下，出溜桌子底下去了。

工资少，却不是忘记孝道的理由。那年秋天我买了箱“白马山”啤酒，送给体弱多病的父亲，听人家说啤酒可以开胃健身，买不了山珍海味，只能将就着了。秋后到附近的果园买一箱“红香蕉”送回老家，珍藏在木箱子里，满屋子弥漫着香甜，却不舍得吃。

那时候，老师的伙房在西排中间区域。老师们蹲在“露天餐厅”就餐 。一个水泥台子，大家围在一起，边吃边侃。

池庆昌是初中部英语老师，也是我复课时的同学。这个人很有才华，他的英语课无可挑剔，业余爱好吉他。不过庆昌也有些刚愎自用，酗酒嗜烟，不拘小节。特别是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幽默而且故意拉那些血呼淋啦的故事，令人作呕，越是作呕他拉的越上劲。那时候的饭菜便宜，几毛钱一份，吃起来却有滋有味。刘丕峰老师喜欢做菜，他有个蜂窝炉子，嘴馋了拔棵白菜炖一锅，“清水煮瓠子”，没有一滴油。大家凑合在一起，喝二两小酒，不亦乐乎。刘老师喜欢别人夸他的厨艺：“刘老师炒的白菜竟然有肉味”。我在一旁揶揄：“许是虫子的功劳吧”。

那时候，老教师都有自己的“自留地”，一畦闲散地，种瓜种豆。

仇老师和学生陈刚住一个寝室，他喜欢陈刚从老家带来的酸辣土豆丝，丝细油多，香脆可口。

学校里别说看电视，收音机都难以听到。喜欢凑热闹的老师同学，跑到林场村部去看《霍元甲》。后来，我和长义专门到济南买了一台“美多”牌收录机。晚上我们把它搬到院子里，大家席地而坐欣赏美妙的音乐。满天星辰，习习秋风，偶尔的鸟鸣，惬意满怀。我宿舍里有台脚踏风琴，闲暇时间装模作样摁几下键盘，附庸风雅。

随着年轻教师的不断调入，教师队伍的气氛逐渐活跃起来。年轻老师一边勤奋工作，一边在为个人问题而忧虑，都二十好几的人了。那时候，有工作的女孩子少之又少，加之远离县城，地理偏僻，男性老师择偶面临的困难显而易见。按当时的“行市”，大概是本科男对应专科女，专科男对应中专女，中专男对接班女或者目标瞄准毛巾厂，而农中连这样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

老教师看透年轻人的心思，忙着做月下之老。于是，一些哥们幽灵般地去“相媳妇”，而成功者甚少。

1985年春天，镇上供销社来了位女营业员，颇有些姿色。这女子个头不高，衣着时尚，肤色白皙，描眉画风，一双色迷迷的眼睛，十分诱人。几个哥们有事没事常去溜达溜达，不为买东西只为看人家一眼，真是可怜啊！有的老师和学生喜结秦晋。此事虽有避讳，然两情相悦，古今有之，无可厚非。

那时候，生活条件虽然艰苦，老师的教学积极性毫不含糊。辛苦并快乐着、努力着。老教师不必说，都是我们的榜样，也是同学们尊敬崇拜的恩师。对于我们新手来说、无论水平如何总是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向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老教师请教，向书本学习，甚至“现发现卖”。

那时候，学校、老师、学生齐心协力，一股正气。比如晚自习，有时候几个任课老师在教室里相遇，你还没走，他又来了，老师的教学积极性空前高涨，而且发自内心。那不只是教师的职责所在，也是被同学们孜孜以求、忘我的学习精神所感召。

农中从1983年招收第一届，共招三届学生，第一届两个班，二三届各一个班。

八三级班主任刘丕峰，八四级班主任高振东，八五级是我当班主任。

三届学生，第一届成分最复杂也最为活跃，他们来自全县的精英，有思想，有抱负，有梦想，也有烦恼和焦躁。而正是这一届人才济济，出类拔萃。他们中间有几位同学荣幸地考入大中专院校，比如肖玉华、王传峰、毛永河、杨传刚、张曰芝、曹德河等。有的虽然没进入大学，也卓有成就，在各行各业干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比如张强、张玉山、许玉兰等；有的还成为一线干部，像荆明堂等；有的成了个体老板，腰缠万贯，比如：邢淑芹、娄桂芝、高玉红等等。

至于后两届，学校是尽心的，老师是尽力的，学生是努力的，由于政策之变化，升学无望，学校的吸引力大打折扣。但是，他们当中同样有许多同学成就卓著，硕果累累。只是联系不多，了解甚少而已。

兴办这类教育，上级当然是有初心的，前面已经提及。但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他们奋斗十几载，目的十分清楚，为的就是有朝一日逃离农业，逃离农村，逃离农民。当初，走进这所学校也曾满怀期待，如果走运“农转非”了，不上大学照样实现身份转换，不失为一种捷径。然而，命运往往是曲折的。当这个以讹传讹的神话破灭之后，痛定思痛，他们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继续努力拼搏，迎战一年一度的高考。

可爱的同学们对未来充满期望，对高考满怀信心，对学业殚精竭虑，一丝不苟。然而，大学之们总是那么吝啬，吝啬得只打开一条窄窄的缝隙。

1985年仲春时节，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刘老师组织高二年级同学到学校西面的林场踏青，为的是给同学们减压鼓劲。对于长期处于学习重压、高度紧张状态的同学们来说，这无疑于一支“兴奋剂”。他们很少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仲春，一个五彩斑斓，草长莺飞的季节。绿树成荫，倩影婆娑，微风吹过，嫩绿的叶子发出柔和的响声。树下芳草萋萋，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花香。顽皮的鸟儿，骄傲的追逐嬉戏。进入林场腹地，森林遮天蔽日，或曲径通幽，或虬龙交错，神秘而幽静。

这个季节，杏花已经抖落一地，桃花梨花正是盛华期。与单调的杏花相比，桃花因为有绿叶相伴生动了许多，红里透白，如火如荼；梨花白里透着绿，莹莹花蕊几粒花粉点缀其中。成群结队的蜜蜂来来往往，忙个不停。

刘老师带了手提收录机，录音机里播放着《北国之春》《牡丹之歌》正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老师同学，欢声笑语，兴致勃勃。许多同学顺手薅一串树叶考考专业课老师，什么叶序呀、科属呀等等。有的同学则跟着曲子兴奋的引吭高歌。

同学们欢笑着，兴奋着，像一群放飞的小鸟儿，声音穿越林子，“扑棱棱”惊飞了觅食的小鸟儿。一会儿，同学们走散了，三三两两，结伴而行。

刘老师不失时机的布置作业：“同学们不能白白浪费大好时光，回去要有一篇像样的咏春作文”。

时过境迁，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即老师，学生即学生 ，师生之间壁垒森严。可几年后，随着经济和文化的腾飞，师生关系潜移默化中发生了相应变化，壁垒日趋消融，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像同学，像兄弟。有的同学请老师到小餐馆吃顿饭，交流思想、沟通感情等等。得知我订婚的消息，几个同学为我买了镜子、暖瓶、脸盆等纪念品。快四十年了，纪念品至今完好无损，由我母亲细心的保留着，珍藏在老家。

同时，学生们对许多事物也有了自己的独到的思想和态度。我这个人就是愚钝，一根筋，丁是丁卯是卯，不会灵活把握。那次高考预选，学校安排我有一段监场。大概是监场太严，让同学心生不满，随后得到了报复。不怨同学们，只怨我木讷。

同学们之间也不像我们的中学时候，那么封建，那么矜持，甚至顽固，不可逾越。他们之间坦诚、真实、直率，交流畅通。毕竟是大学生了，“相约黄昏后，月挂柳枝头”，完全是情理之中。

光阴在流转，历史在前进，文化在飞跃，时代在发展。就像肖玉华同学说的，那时候我们辛苦而快乐，简单而真实，努力而轻松。是一段“以梦为马”的清纯时光。

作者简介：鲁海，本名胡振同，上学时期就喜欢文学，退下来后，写了一些诗歌，小小说、散文、札记等，散见于报刊，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