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家被评为地主成分以后，全家人都像戴上了一把无形的政治枷锁，失去了自我，过着备受凌辱的生活。每当孩子被欺侮时，母亲都会悔恨交加地责备自己说，“是我害了你们呀！都怪我评成分时太糊涂了。”母亲为什么总是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在一次母亲和他人述说自己的委屈时，这才让我解开了这个谜团。

我的家乡评家庭成分，采用的是“自报公议”的办法。在这个节骨眼上，父亲在外地忙生意，由母亲一人参评。母亲是一个目不识丁家庭妇女，对家庭成分的所有内涵，以及为什么要评成分，根本一窍不通，你叫她怎么报呢？在自报之前，大伯曾交代过母亲，“你的家庭收入，主要靠做生意，不是收地租，一定要报‘工商业’。”可母亲上台时太紧张了，一时想不起来，只是一味地笑。此时台下的骂声此起彼伏，什么“你有白米饭吃，有肉配，当然会笑”、“地主婆有钱，当然会高兴”、“她不说，就是默认地主成分了”等等，把母亲吓得心里长草——慌（荒）了。她为了尽快摆脱窘境，便问主持人：“地主是什么，好不好？”“地主是土地的主人，有什么不好？”母亲听了主持人的话，很小声地说：“那就地主吧。”此时，台下的掌声与笑声持续不断，母亲不懂得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自己“报对了”。

家庭成分评定之后，全部的土地和部分房子被没收了，金银首饰等珍贵的生活用品也都被搜走了。从此以后，我家的灾难也接连不断地发生。

为了活下去，父亲做点小买卖，赊账的人纷至沓来，可他又不敢向他们要账，结果血本无归，时常引发我父母的口舌之争。

母亲到一个军人家做月嫂，由于脏水滴到楼下一家首长的灶台上，被扣上“危险分子”的帽子遣送回家，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

哥哥和贫农的孩子打架，说他搞“阶级报复”而被民兵捆绑起来，抓到民兵连部，释放后常常受到其他孩子的围追堵截。

······

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屡见不鲜。但是，我亲眼目睹的两次入室抢劫事件，真的让我心惊胆慑。

我家有一个长工，他的圆面庞，把光脑袋勾勒成球形，因而我们都管他叫圆弟。我家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父亲做粮油生意的收入。地租一年仅15担谷子，家里的事情少，工作轻松，因此他的身体养得很棒，膀大腰圆力气大，带我们出去玩，都是背一个，抱一个，深得我们的喜欢。母亲宅心仁厚，在他二十五岁那年，还为他成了亲，他和妻子都生活在我的家里，应该说，母亲有恩于他。解放后，他的家庭成分评为雇农，分到了房子和土地，离开了我们，从此不再和我们有任何来玩了。

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自娱自乐，他突然来了。我高兴地和他打招呼，“圆弟，你都跑到哪里去了，现在才来？”他不理不睬，好像没有看到我一样，两眼贼溜溜到处看了一会儿才开口说。

“地主婆去哪儿了？”

“谁是地主婆？”我不解地问他。

“地主婆是你母亲。”他恶狠狠地回答我。过去圆弟见到我们从来都是点头哈腰，和颜悦色的，现在竟然变成这个样子，简直是判若两人。我觉得他已变成坏人了。

“我——我——不知道，可能是进城了。”看着他的那副嘴脸我很害怕，因而稍停了片刻才吞吞吐吐地回答他。他适逢其会，便肆无忌惮地动手了。他很熟练地打开几个抽屉，到底拿了什么东西，没让我知道，就扬长而去了。

母亲回来后，得知圆弟有来过，便认真检查了几个抽屉，发现丢失了一些东西，她的内心世界仿佛下了雪，心上凉得发痛。我清楚地记得母亲说过这样一句话，“天啊，我待他不薄，怎么可以恩将仇报，连我陪嫁的一副银茶匙也拿走了。”

另一件事，和上一件同出一辙。一天中午，我家突然来了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他的脸长得和驴没有什么两样，猪肝色的脸皮很粗糙，和柚子皮相仿。一进门，他就一屁股坐在我家的饭桌上，一只脚踩在凳子上，翘起二郎腿，阴阳怪气地用鼻子“嗤，嗤”两声，接着就恶狠狠地嚎叫起来，“你这一家最不老实，东西都藏在哪儿了，赶快给我拿出来，不然的话就把你们全都绑起来游街示众。”一家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恐吓吓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吱声。那汉子不停地用“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只有坦白交代，才有出路”等口号式的语言来威胁我父母。父亲胆子小，被他吓得两腿像弹棉花似的不停地打颤，面如土色，舌头僵硬，声音也窒息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母亲会比父亲镇定一点，因为她多次遇上这样明火执仗的事，知道他的来意。起初，那汉子的野蛮行为，确实把母亲给吓着了，但经过时间的缓冲，她终于缓过神来，敢于据理抗争，“我的卧房连同屋内所有的东西，全被没收了；土地没有一厘，农具放在楼上，隔三差五都有人来拿，现在已一件不剩了。我们连午饭都没得吃，还会有什么东西呢？你看中什么，用得上就拿走好了。”他听了母亲的这番话，觉得在我家确实榨不出什么油水，像神经发作似的，一下子把凳子踢开，跳了下来，用一双像野兽般闪着寒光的眼睛，东走走西瞧瞧，让我们感到十分的恐惧。即便是贼，也不能空着手回去，所以他看到一个装米用的朱红色盒子，还有点“姿色”，便把剩余的一点米倒到地上喂鸡，拿着它气鼓鼓地走了。

残酷的现实让母亲恍然大悟，原来地主成分就是祸根。于是她便去哀求乡领导，想将成分改过来。

“人家土地比我家多，为什么评中农，而我家评地主呢？”母亲小心翼翼地问。

“地主是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靠剥削农民为生的。你们张家占有那么多土地，你有没有参加劳动？没有吧，那就全靠榨取农民的血汗为生，不是地主是什么？”乡领导只是冷冷地回答说。

“我丈夫名下的土地很少，地租一年仅15担谷子。我们的收入主要是靠经商，不是地租。”母亲再次哀求说。

“你的家庭成分是你自己报的，业已成了定局，不可能改动了。”乡领导依然冷冷的。母亲知道木已成舟，再说也无济于事，只好怀着满腹的委屈离开了。

从此以后，母亲从自责与悔恨中走出来，不再求爷爷告奶奶了。她明白，与其抱怨别人责备自己，倒不如想开一点改变自己。每当有人提及我家的成分之事，母亲都如是说：“孩子的祖父死得早，祖母又得了胃病，家庭濒临破产，叔伯们可怜我家的处境，每年都有从众租中拿出一些救济我们。评成分时张氏家族人人自危，他们把众租的一部分记到我家名下，不是不可能的。不然的话，我家根本不可能被评为地主。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多说也于事无补。”母亲这么说，既可为自己开脱，又能得到一点慰藉。

母亲是个弱女子，长年背着这么一个沉重的精神枷锁，不知有多累，但她不是怨天尤人了，而是顽强地与命运拼死抗争，不是帮人洗衣服、打扫卫生，就是给人当月嫂来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虽然母亲给我们的生活是贫穷困苦的，但却培养了四个能吃苦耐劳、守文持正的孩子。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以后，政府为母亲摘掉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挖掉了让她蒙羞三十年的祸根，使她过上普通公民的生活。母亲脱去了这一精神枷锁，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与满足。

作者简介：张 荣，男，退休教师。近几年以写回忆录来打发时间，作品有《沧桑老人的童年故事》六十篇，以及其他散文、小说四五十篇。多半作品见诸报刊杂志，以及各种美文集。其中有十多篇在全国散文比赛中获过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