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  未必是正确的

文/郑亚水

1762年，无论对于普鲁士，还是对于康德，都是极为重要的转折之年。当时，七年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就当普鲁士腓特烈二世准备割让任何领土，包括交出东普鲁士，随时准备退位时。俄国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去世，她的有一半血统并娶德国公主为妻的侄儿接任上台后，他立即宣布俄国退出战争，同普鲁士结成同盟并调转枪口反对原来的盟友。新皇帝的一意孤行导致俄国宫廷政变，普鲁士将军之女叶卡特琳娜二世继位，她虽解除同普鲁士同盟条约，但也退还了在战争中占领的德国领土。七年的战争包括后来戏剧般的欧洲政治风云变幻，康德和许多当时的人一样历经了精神与情感的危机，自己的哲理思想也在急剧变化。

　　早在1756年，康德在大学期间认识了一名叫约翰·哈曼的同乡同学。他过着浪荡的生活，任意挥霍，很快贫病交加，这些都同他到英国经商学习，沾染了开放的英国人的许多坏习气有关。当时，哈曼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安慰，一头扎进了《圣经》，并从中寻找自己新的生活精神支点。他发表了一本论文集《语言学家的远征》，其中有一篇文章叫《核桃中的美学》，这种关于美的学说，当时在受布莱尼茨、沃尔夫学派影响甚深的康德看来，是属于人的认识初级阶段，即情感的领域。哈曼公开批评沃尔夫学派的繁琐哲学，指责其远离现实生活和自然界，离开了“以人为本”的情感世界。他在文章中写道：“你们那种极端伪善的哲学把自然界抛到九霄云外……你们想主宰自然界，可你们却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你们以大人物自诩，实际上不过是个奴隶。”对于当时整个德国现代文明的产生了英国式抨击，康德虽然不能完全接受，但却进行了深思。这为他接受法国卢梭的学说奠定了初级思想基础。因为直到1759年康德在《试对乐观主义作若干考察》一文中，康德仍坚持莱布尼茨观点：“我们这个世界是上帝选择的他所创造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而在这个前定和谐的最好世界中个人毫无价值”。这表明他们深陷理性主义“独断论的迷梦。”

18世纪初，一些欧洲启蒙思想家用自然科学方法审视自然、人类与上帝的关系，形成了自然法则中具有新精神的人文主义，为启蒙运动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提倡自然权利学说，认为自然赋予人类思想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然权利，但他不反对财产上的不平等，在反对君主专制的同时，又赞成“开明专制”。英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洛克（1632-1704），认为君主和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建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根据自然法而享有的自然权利。后来，法国思想家卢梭（1712-1778）在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等著作中，阐述了其博大精深的民主思想；他认为人生而自由，自由、平等是人的天性，是自然赋予每个人的权利，但现实的社会却给人们套上了枷锁。他号召人民向专制的暴君、贵族和腐化的僧侣兴师问罪，向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开战。他提出“主权在民”的主张，认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权力的表现和运用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当人民的权力被篡夺并运用于压迫和奴役人民时，人民就有权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它。卢梭的“主权在民”的思想，否定了封建王权，描绘了资产阶级的共和政体的蓝图，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导，并直接影响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建立。康德比较理性地崇拜卢梭，认为人是自由、平等的，国家应代表公民的公意，公民应把主张看成公意的一部分，国家应当遵循公民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原则，公民应当服从现存的国家权力，履行他们作为国家公民的义务。但他不赞同公民用革命的手段推翻现存统治者，认为对统治者错误公民可以提出申诉，统治者应对申诉给予回应。他把公民列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那些经济上不能独立的手工艺者、学徒、仆人、妇女及雇工等属于消极公民，没有政治权利，不能参与政治生活等等。这也说明康德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既有与卢梭的思想共鸣，又赞同伏尔泰的部分观点，在激进、保守或改良等启蒙运动思想家划分上，他应属于改良派。尽管如此，他在理性思考上有其独到的见解，但后来他在情感上、在哲学领域而不是政治学方面仍钦佩卢梭的彻底与激情。康德把卢梭比作“第二个牛顿”，说牛顿第一次在以前认为无规则可循的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发现了秩序和规则，而卢梭则从复杂万分的社会生活中发现了人类所共有的天性。康德曾在《宇宙发展史概论》中借助牛顿的理论去阐论无垠的宇宙，现在，康德则开始借助卢梭的独到见解去揭示人类心灵的奥秘了。这就是《纯粹理性批判》等三大批判哲学的酝酿。

　　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尔》等著作思想深深影响了康德。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最后得出结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并没有给我们真正的福祉带来任何好处，而只是起了败坏风俗的作用。”康德在后来《纯粹理性批判》解义中写道：“我自以为我的求知欲极为强烈……有时我想：这一切将给人类带来荣耀。因此我鄙视那些知识极端贪乏的庸俗之辈。卢梭纠正了我这种看法。炫耀自己特长这种心情消失了，我学会了尊敬人，认为自己远不如寻常劳动者有用，除我相信我的哲学能替一切人恢复其为人的权利。”康德的思想开始寻求大众化，并积极面对现实，尊重人的共性，想办法解除卢梭说到的“人生而自由，却无不在枷锁中”的精神枷锁。除了卢梭以外，大卫·休谟的影响也在康德的思想转变中起了很大作用。休谟这个怀疑论者推动了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重新考察，帮助他从“教条主义的迷禁”中清醒出来。

1762年，康德在自己的哲学讲义《三段论法四格的诡辩》对批判沃尔夫以形式逻辑为学说支柱进行了尝试。康德的思想也开始转变：过去，他确信从无限多的已有的概念中可以通过思辨抽引出新的概念来，现在已开始考虑怎样把经验的认识引入哲学了。既其哲学认识渠道已由主观逻辑推理到客观现实经验转变。康德对几千年来统治思想界的形式逻辑只管思想形式、不重视思想内容的特点不满意。如果概念是从判断中产生的，那么使判断得以形成的那种神秘力量又是什么呢？康德回答说：判断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种能力，即能把感性观念变为思想的对象。这就是说理性的判断来自感性的观念，而感性是人对社会实践生活的全部反映。尽管此时其唯物辩证的哲理比较模糊，但柏林的报刊已把他称为：“用可怕的革命威胁德国科学院的勇敢的人。”康德以及后来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后来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唯物辩证法产生的渊源。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本质飞跃，康德大师早已揭示，真理来自于实践，实践又检验真理并为真理的发展提供感性认识，这种“实践论”在康德那里便是那种“神秘的力量”的作用了。

　　这样，在康德那里，开始沿着经验主义方向改进其理性主义中的形而上学狭隘，但与此同时，因为经验主义所必然导致的、威胁着形而上学的存在怀疑论也有了开始的暴露。这个过程，哲学家休谟影响了康德，康德在探究二律背反及其消除的途径的过程中，重温了休谟在因果性问题上彻底贯彻经验主义所达到对于经验主义本身的否定。休漠的结论是，以经验为依据来判断因果联系的客观性，正如以概念的逻辑分析为依据来做出这样的断定一样，都是一种无根据、不值一驳的独断或武断；对因果联系的客观性我们必须在实践上抱有信念，而在理论上只能抱存疑主义的态度。对休漠论证的反复思考使康德完全中断了在经验主义基础上改进形而上学的梦想，并且更清楚地意识到了经验主义必然导致有害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怀疑主义。所以康德在1783年发表的《未来形而上学论》中谈到，一方面肯定他在理性的二律背反现象中有力地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去从事理性批判；另一方面又从休谟的对手莱布尼茨在同另一位经验派代表洛克论战的巨著《人类理智新论》中找到的新办法。莱布尼茨在书中提出：观念、真理、知识原则早已作为潜能而存于人心，它们在经验和知识中起着感觉不到的现实作用，并具有自己的贡献，同时由于经验提供的机缘，它们通过我们对内心的反省而被认识到。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莱布尼茨在这里的表达无疑是佛教唯识论对“藏识”的理解，同时也是儒家王阳明“心学”理论的注脚。在莱布尼茨这个所谓“潜在天赋性”思想启示下，康德在1768年在《论空间方位区分的基本原理》中就首先对空间概念作了这样的理解：它不是思维的或逻辑的结构，而是感性知觉的普遍基础，它第一次使事物及其各种空间关系成为可能性。

　　《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呕心沥血、冥思苦想、劳作多年创作出的他的哲学思想的奠基性的著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就象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样，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人类文化史上，就思想丰富性和深刻性来说，能与之相提并论的著作屈指可数，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也不过是发展了它的一个方面。它对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上二世纪的新康德主义、工人运动中的伯恩斯主义直至当代自然科学的一些重要领域，都有很大影响。连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也说过：“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78页）。历经一个席卷日耳曼精神生活的“狂飚突进”文化运动，伴随着美国独立战争的枪声响起，还有英国莎士比亚悲剧文学在欧洲的传播，1780年秋天，整整12年过去了，康德终于把《纯粹理性批判》写出来。

　　翻开了《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页，就是摘自培根《伟大的复兴》一段名言：“关于我自己我不想说什么，但关于所谈到的对象，我则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在这里所做的并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奠定基础。……最后，希望人们满怀善良的愿望参与此事，并且在自己的脑子里和想象中，不是把我们的复兴想象为某种无限的、超过人的能力的东西，其实我们的复兴乃是无限谬妄的真正终结和界限。”培根写《伟大的复兴》意在批判空洞的理性和平庸的知性，抛弃死板的教条和根深蒂固的偏见，他是想以经验为最高标准，通过它来检验自命为真理的一切原理，并造成科学的真正复兴，他深信，他将用自己的著作创造一种新的科学体系并解决这一体系的那些基本的认识问题。但是，他没有能完成已经开始的事业便辞世了。康德把培根这段名言放在自己最重要的著作篇首，表明他志在继承培根的理想，实现哲学领域的革命性创新，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奠定基础。康德认为：“只有这种彻底的研究，才能从根子上铲除唯物论、宿命论、无神论、自由思想的不信、狂信和迷信，这些是会造成普遍的危害的，最后还有唯心论和怀疑论，它们更多地给学派带来危险而很难进入到公众中去。”

　　纵观当时的世界哲坛，一是莱布尼茨——沃尔夫的独断论，另一个是休谟、洛克等所代表的经验主义怀疑论。唯理论的独断哲学，把感性看作只是模糊的观念，主张真理在于理性，用所谓“清楚明晰”当作真理的标准，而经验论的怀疑论则只承认感性经验是可靠的，反对有任何普遍必然的客观真理。康德觉得，独断论所谓的“清楚明晰”作为真理是行不通的，因为理性的道德观念有时非常模糊，而感性的几何学却是非常“清楚、明晰”。独断论以先天理智主宰一切，来推出所有知识，将上帝、灵魂、自由也划入认识范围，作为认识对象，与经验科学混同起来，但实际已超越经验范围，由于有不真实的“先验”，所得出的许多结论是不可证实并且不能成立的，因而不得不造成全部体系的崩溃。这个预言应验在十八世纪末的新世纪来临之际，尼采一声“上帝死了”的吆喝，多少人为此精神恍惚！而怀疑论者由于否认有任何普遍必然的真理，对人现实具有的认识能力也加以怀疑和否定，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知识，起到了破坏作用。康德把“独断论”比作专制统治，将“怀疑论”比作远离定居城市的游牧民族，当时的自然科学不断进步，欧洲工业革命在萌发之中，向来以“科学之科学”自诩的哲学却处在相互争辩、脱离现实的黑暗之中。要拯救它，就要探讨、考察人的认识能力，克服上述两种世界观、两种认识论的片面错误。于是理性不得不诉清新的原理，这些原理尽管看上去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却超出了经验范围，这也就是康德使用“批判”一词并将自己的哲学称为“批判哲学”的缘故。康德说：“我所谓的批判，指的不是一任何书籍或任何哲学体系的批判，而是采取纯形式、亦即不以任何经验为转移的理性本身的批判”。康德想在使用认识工具之前认真研讨认识工具，这犹如想学会游泳又尚未下水，其结论当然不可能完全正确。

　　《纯粹理性批判》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即“先验要素论”和“先验方法论”。“先验要素论”又分专讲感性的“先验感性论”与“先验逻辑”。“先验逻辑”又分专讲知性的“先验分析论”和专讲理性的“先验辩证论”。“先验分析论”还分“概念分析”与“原理分析”。

　　康德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但它并不局限于经验。用中国话说：“行”是“知”之因，“知”是“行”之果，但“知”不完全归功于“行”。康德认为，我们的一部知识是由认识能力本身产生的，这部分知识具有先天的性质，在康德看来，经验知识是个别的、偶然的，而先天的知识则是普遍的、必然的。康德进而指出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别，分析判断具有说明的性质，而综合判断则能把我们的知识扩大，因而综合比分析更重要。在《纯粹理性批判》一开头，康德提出了我之物（现象）和自在之物（本体）。在1770年的学位论文中，康德断言，本体是可以由智慧直接理解的。但这时，他却认为本体是任何认识都理解不了的东西，本体是经验的东西，我们对现象的认识无论多么深入，我们的知识自然会与事物有所不同，这样，他把世界分为能够认识的现象和根本不可能认识的“自在之物”，表现出一种对自然神学的敬畏和不可知论的危险倾向。但他指出了认识的无限性和科学的无界限，其目的在于反对对科学抱没有依据的奢望，更是为了反对关于“科学万能论”的新独断偏见而开辟一条通往真理的途径。

　　对于究竟什么是真理呢？这常常使康德感到苦恼，对此亦迟迟不作全面回答。怎样找到一切知识的共同标准呢？康德回答却是“真理的共同标准是不可能有的”，他所反对仅仅是知识内容的普通标准，至于知识形式，他承认这一标准：即论断不能自相矛盾。在康德看来，在“纯粹的”理论范围内，除了消极的真理标准，是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真理标准的，但是，“任何人也不敢仅凭逻辑就对对象作出判断”，因为人并不总是“按照科学”，有时还违反起码的逻辑。人的这些任意行为的领域是科学无能为力的。这就是说，仅有消极的真理标准是不够的，因为对认识说界限是没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思维与存在在客观上不可能有绝对的、完全的一致，这对于有力地反对思想僵化，为后来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辩证关系，以及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实践标准作了思想准备。

　　康德之所以保留条件地论述知识、真理与标准问题，就是要把幻想从真理中清除出去。他说：认识领域“是由自然界本身禁锢于不变界限之内的岛屿，这是一个被广阔的、汹涌澎湃的大洋这个幻想的集中点所环绕的真理的王国”。康德进一步认为，通向作为认识领域的这一岛屿的深处的可靠的途径是感性认识，没有经验的感性材料，纯粹的直观形式也无法存在；没有纯粹的直观形式，人的感觉就只能是一团杂多的混沌。人作为主体具有的先验直观形式与外界提供的感性材料相结合产生现实的即经验的感性直观。先验的直观形式保证感性认识具有普遍必然的客观有效性质，是感性认识的主导方向。因而，人类认识事物具有指向性、目的性和先验性，并从经验的感性材料中寻求达到保证认识具有客观普遍性的有效性质。这是康德感性和知性的相互关系在当时的新观点，是认识论上的一项无可争辩的成果。康德说：“没有感性，我们就不会感知任何一个对象。而没有知性，则不能思维任何一个对象。没有直观的思维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科学知识应当是感性和知性的综合。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综合呢？康德要建立一种先验逻辑来代替传统的形式逻辑进行综合。他认为空洞的、没有内容的形式是不存在的，康德在许多地方都谈到形式，但他所谈的都是与内容相联系的形式，这一对准唯理论的形式逻辑，其中不乏有合理之处。康德也象亚里士多德一样，把作为综合的基础的逻辑形式叫做范畴，这种范畴虽然完全不是天赋的，但康德却仍然把这种范畴说成是先天的。它与判断的四种不同形式相适应，具体可分成四类：量的范畴有单一性、多数性、总体性；质的范畴有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关系范畴有实体性、因果性、交互性；样式范畴有可能性、存在性、必然性。其中一个范畴都可以派生出一些共性的概念，如因果性范畴以力、作用、受功等概念为补充等；交互性范畴以存在、反作用概念为补充等等。康德说，如果愿意的话，他可以把“纯粹知性的系谱完整地展示出来”。但他的任务不在于阐明整个体系，而是要为科学躯体建造完整的骨架，即阐明这个体系的全部原则。然而，在康德那里，这个作为构铸整个科学大厦的原料和基础——范畴本身明显包含着唯心主义严重倾向。范畴，这一最一般的概念，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是对客观实在的现实联系的一种抽象。可是康德却说：“知性不是从自然界获得自己的规律，而是给自然规定规律”，这明显是十分荒谬和错误的。不过应当看到，这里包含了康德认识论的主要之点，即强调了人的意识的主观能动性。而在康德之前，所有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把人的知性看作是观念的消极容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所以重视德国古典哲学，就是因为它从奠基人康德那里就十分强调意识的能动作用，包括如何认识具有客观实在性的抽象概念——范畴。

　　康德关于意识的能动性的学说还力图解决概念是怎样形成的这个最困难的问题所作的一种努力。康德之前，许多最伟大的思想家都曾致力于这一难题的解决，但最后都走入死胡同。感觉论者主张用归纳法，即从经验中归纳出某些特征和原则，但是归纳总是不完全的，而且往往有例外。如一般说来，乌鸦羽毛是黑色的，但极罕见的白乌鸦毕竟还是有的。所以这种方法让人感到缺乏普遍性、必然性；而且用它也无法说明那些由人类智慧所创造出来的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发明创造的机器、物种等。唯物论认为观念的次序与事物的次序之间是严格的、不以人为转移地相结合的。斯宾诺莎把思维看作某种“精神的自动机”，这种“自动机”在按预先给与的、“先定的”程序工作时便产生出真理，这种说法有一定根据，但却有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不能回错误是怎样发生的问题。笛卡尔企图摆脱这个矛盾，提出自由意志是谬误的根源，被动性是知识正确的保证。康德决定用自己特有的途径去解决这个难题，先后提出了范畴、图形与直觉等概念。对于直觉，康德认为它可能是感性的，但却有再生想象力的基础，无疑地说：“上帝也是人的直觉臆想的文化成果”。这样，就为我们今天把直觉理解为创造和找到所需要的东西的一种直接能力。这与中国禅宗中的“顿悟”境界似乎有同工异曲之妙，直觉来自无数感知之后那种灵光的闪现。

　　康德处心积虑地要在先验分析论中解决一些主要问题，但是，他并没有解决自己的主要任务，即阐明科学的知识究竟如何产生出来。对此，他是不甘心的。科学的进步不断地摆脱各种偏见，其中包括摆脱关于“科学知识万能”的偏见。早期启蒙运动认为科学不仅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死，还能揭示人存在的全部秘密，实际上以现在科学发展水平而言，仍未能对此给人予满意的答复。康德创作《纯粹理性批判》的动机之一，就是指出这类奢望是没有根据的。无怪于海涅把康德比作罗伯斯庇尔：“法国革命家杀掉了国王，而这位哥尼斯堡的老人则做出了某种更大胆的事情，反对上帝。”然而，康德虽然在自然和逻辑领域中推翻了上帝老爷，他毕竟还是给上帝老爷留下某种私属的领地——道德。为了说明自然现象，他并不需要上帝。可当话题转到人的行为，包括人的情感需要时，在当年欧洲“没有上帝便寸步难行”的世俗中，康德认为“我们不得不限制知识，以便给信仰留下地盘。”

　　由于《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反复探索、艰苦思虑的成果，一方面是重大的主题，崭新的观点，深邃的思想，沉郁的信念，令人肃然起敬，玩味无穷；另一方面是刻板乏味的结构，艰深迂腐的术语，冗长纠结的语句，晦涩枯燥的文字，令人望而生畏，难于卒读。该书在当时出版两年多仍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人们对他的书不加理睬，以致出版人将许多卖不出去的书统统扔到废纸堆里。如今的情况与过去完全不同，作为承载着伟大思想的《纯粹理性批判》在德国古物店，第一版本的书价已涨到上万马克的高位！

　　为此，我们只能对康德大师留言曰：“情感包含理性，但合理未必正确，因为所谓的理性总是人类认识过程中不成熟的界定，而人的情感却具有更多的包容性和时代性，潜伏着未被发掘的、有待整理、值得运用、更需验证的新理性。在中国，这也是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所指明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