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张中海著《黄河传》连载43
《黄河传》
张中海 著
第十一章湮与兴 （文明萌芽）（二）
汛息传递：从水情到军情，从“飞报”到“羊报”
汉神爵元年（前 61 年），汉宣帝派赵充国率军出征金城，军情急迫，赵请示皇帝，8月20日申奏，8月26日得皇帝回答的玺书，前后七天时间。退去朝廷议决一天，六天时间，从金城到长安一个来回，三天一个单趟，700多公里，每天至少240公里。马不停蹄，日夜兼行，这是当时畅通无阻的驿路速度。一般情况，从敦煌到长安快马飞报，至少需要8天，非正常情况需要一到两个月。从汉唐到明清，两千多年始终如一。
那时，驿马是最现代的交通工具，往往是上一站驿马未到，下一站驿马早已在路上，上下交接驿文就在马上。驿马往往因连续狂奔而倒毙，如五年内幸运不死，即成“宝马”退休，由政府养老送终，以酬报它对国家所做贡献。驿路军情飞报源出黄河水情传递。通讯的讯字，在古时即河汛的汛，讯源出于汛。
像1982年河南测河队往总队一个电话打五六个小时也不通，只是测河队艰苦生活的一个细节。当然，那是和平时期而不是非常时期，是借用的地方线路而非自己的专用线路。而实际上，为了方便水情传递，早在19世纪中叶，西方电讯技术刚刚传入中国的光绪十三年（1887）十一月，黄河大堤上就架设了山东济宁至开封的第一条电报线。光绪十四年，河南开始使用电报传递汛情。光绪十九年，电报电线铺至兰州、青海。光绪二十五年，李鸿章在《勘河大治之议》中，又建议在黄河下游南北两堤设“德律风”（电话）。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黄河两岸已架通700多公里的专用电话线—在当时全国各地及各行各业中，由于水情传递的特殊需要，黄河现代通信建设早得风气之先。
抗战胜利之前，国民政府又在黄泛区的扶沟、吕潭、淮阳县的水寨、尉氏县前张设四处无线电台，并在西安设立总台。抗战胜利后。总台又在1946年随黄委会迁至开封，接着，又增设了陕州、孟津、木栾店、花园口四处无线电台。其通信设施先进程度，不低于军队，绝对高于地方行政。
这与历史上黄河汛情的“飞报”与“羊报”，早已判如天地。
汛情如军情，历来受到统治阶级重视。而在现代通信技术尚不具备的年代，军情传递靠的是煨烟举火，重要的驿站都设有烟墩，如果边地或国内任何一个地方发生军事攻击或已存在发生危险的可能，烟墩就把早已准备好的马粪柴草点燃起来，然后下一站接上一站，通过这种方式，把最西端类似嘉峪关的消息传到北京，只需12个小时。
据传，狼粪所燃的狼烟比马粪所燃的效果要好，更高，更直。汛情传递促进军情传递，军情传递又反过来给汛情传递以启示。明代万历元年（1573），河督仿照“飞报边情，摆设塘马”的办法，创立“乘快马接力”“飞报”洪水情报的制度，规定“上自潼关下至宿迁，每三十里为一节”，洪水涨发时，遣人乘快马以“一日夜驰五百里”的速度，向下接力传递汛情。“其行速于水汛。凡患害急缓，堤防善败，声息消长，总督者必先知之，而后血脉通贯，可从而理也。”
与“飞报”相比，“羊报”则是直接借用河流的作用，从水上直接把上游汛情传至下游。因水流急湍并不用绕旱路，这种传递也就比“飞报”还迅疾，因之也更惊心动魄。1709年也就是清康熙四十八年，清帝给甘肃巡抚下达旨令说：“甘肃为黄河上游，每遇汛期水涨，俱用皮混沌装载文报，顺流而下，会知南河、东河各一体加以防范，得以先期预备。”
所谓“羊报”用的是皮混沌，即单个的羊皮筏子。在众多卒兵中，选勇武者把皮浑屯缚于背上，腰中再系上刻有水情信息的水签数十支，吃上一种特制的食品“不饥丸”，投身汹涌澎湃的天上来水中，顺流而下。在沿岸守候的河兵焦灼的瞩望中，一个黑影似乎从天边显现，渐渐的，黑点变大，在泥沙俱下、淤柴漂浮的洪流中向下漂移。一会看不见了，是被漂浮翻滚的树木杂物遮挡了；一时又看得清楚，那是羊报者以手作桨，尽量控制皮混沌的漂流方向，渐渐由中流向岸边的稳水渡来。岸上河兵大呼一声，报卒从洪流的轰鸣声中扬手回应，渡至河边，一支水签已经嗖地投掷到岸上，岸上河兵赶紧上前把水签抢到手，顾不得再招呼水流中的羊报者，举着水签就驱马而去。这边，报卒已又随波箭一般地漂去，把同样的水签传到下游一站。
当然也有流急浪蹿混沌靠不了岸的时候，或者缚皮混沌的报卒筋疲力尽，所掷出的水签又被洪水冲走的情况，洪流中掷投或接迎水签，一投不中也是常见的事情。每当这时，接迎的河卒飞舟冲进浪中，几经反复，水签还是从旋涡急流中捞起。
报卒到最后一个防守点后，守候在那里的河卒驾快船将其接到岸上，为其解绑。庆功领赏后，骑马或乘车从陆上返回上游。一般情况，赏金为白银50两，报卒从下游回到上游，需花费3个月左右的时间。
飞报与羊报尽管原始，但及时而到的汛兵刚巧比洪水来得早一步。先洪水而来的“羊报”把万事俱备的河兵、河夫以及早已堆在岸边的石料、土、柴、草、埽凝聚而起，共同迎向即将呼啸而来有可能殃及大堤的洪水……
“免夫钱”催生货币经济
从河套大渠开始，以后称为“岁修”的春季河工，程式化地被固定在寒食节前的一个月，因为寒食清明之后，农人就要下地侍弄自己的庄稼了。
而在此过程中，恋土的农民若不愿出河夫，可以通过缴纳“免夫钱”免除河役。既然农夫可以免除河役，那有钱的乡绅当然就更可以用钱来赎河堤苦力，更有到远山砍伐木梢的春料农夫，虽然官府提供口粮，而且是利用寒食节前的农闲时节，但是很多人家依然愿意出三五千钱，雇流民前往代劳，这就是“雇夫·免夫钱”的雏形。到了王安石变法，为了推行缴费折抵各种劳役，就以“地远难运”为由，实施“以钱应付河防”的缴费制度。
这样，专门的治水政府机构就一定程度的变身为中间商，对于河埽的物料，取三年中平均数定额化管理，春料民夫逐渐由民夫变为兵夫，货币经济萌芽由此诞生。河夫工作内容也由实际的施工变为由纳税、缴费来代替，这
种管理办法也被明清传承，意味着货币经济形成的过程中，社会、地域性行业分工细化。而由于山梢砍伐区域是黄河主流以上支流的丘陵地区，统治阶级的行政干预也像河纳百川一样逐渐渗透边远。黄河岸边的“ 免夫钱”也作为名正言顺的税赋形式，更强有力地推向帝国所辖和将辖的广大地域。
免夫钱最早出现在宋熙宁十年（1077），澶州修筑曹村埽工程，开始由旧制河役派遣法发展为雇佣法，其辐射范围远达京东、京西、淮南路等地—路，宋王朝区域行政名称，类似今天华北、华南、华东及各省区名称—解决了许多由于路途遥远无法前往服役的役夫困难，这在当时，只是权宜之计。然而就像产生这一制度的那条大河，一旦泡开一段薄弱环节，就往往冲开一个口子，就形成一条新的流路。从开始之日，“免夫钱”就显示了席卷天下的魔力。
治水从中心地域向不存在大规模治水需要的周边地域扩大，使国家加强了对属地子民的领导，而对一些将属未属游离于政府统治中心之外的边民，例如那些三不管区域，都一揽子纳入国家计划。再扩大一点，再渗透一些，国家疆域也就随之拓展。这里，一个强有力的机制就是“免夫钱”。
是的，还是黄河，在它入海的地方造就一片新大陆；在它溃决之外的上中游甚至远离黄河隔千山万水的江南，也创造一片又一片治下的新大陆！
宋本《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记载：“ 科免夫钱诏曰……调夫京西八万，淮南四万，两浙六万五千，江南九万七千，福建三万五千，荆湖八万八千，广南八万三千，四川十七万八千，并纳免夫钱每夫三十贯，委漕臣限两月，足违依军法……于是便率天下，所得才二千万缗，而结怨四海矣。”
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数字？这样的负担，帝国治下每人不落地压下来，又为什么不“结怨四海”？也像这条大河的决口，本来是大河奔流过程中的自我修复、自组织行为，或许会由此生出一条新路，但由于外加了人的贪欲，具体说则是统治阶级没有约束监督的利欲无限膨胀，就一下子弄得一发而不可收。
免夫钱最初仅限河北、京东、京西、淮南四路，一夫的金额为 250—300文，最高不超过500文。而此时，一夫的金额30贯（3万文），已上涨到最初的 60 倍甚至还多。元祐七年河防春夫实行定额时，京西路的定额为2万人，这时已到8万人，是原来的4倍。混乱亡国的祸根从此埋下。
河堤：或是酝酿革命的温床？
决口堵塞，河流归槽，昔日热闹的堤坝居然冷清起来，这对于刚刚投身完成一项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们来说，好像有些不能适应。他们仍三三两两聚在河堤上下，就像滚滚东去的大水过后，堤坝背后还留了一汪又一汪水，水里聚了一群又一群水物，一不小心就弄出一些动静。
黄河大堤蜿蜒伸向远方，河堤上杨柳桑榆迎风摇曳，给浑浊的河水平添了一抹绿色。微风吹拂着水边一望无际的芦苇，人影时隐时现。在这被人遗忘了的河边，仿佛有更多的人影随榆柳晃动。一开始人们以为是远处模糊的树影造成的错觉，等再定睛、再仔细看，再过一会看，才认定，那晃动确实是人而不是树影。
谁？干什么的？
对于时刻出没于山林野坡抑或一河两岸的人影，特别是这些看似形单影只的流民，以外人听不懂的方言（那应是暗语或黑话），可以一呼百应时，从来都是当局的心头之患。炎黄的时代毕竟过去，人民也不再喜穷兵黩武，那从原上漂杵的血浆早渗入黄土，而黄土、黄河淤土，最擅长的是生发庄稼。洪灾既消，四处漫溢的洪水各归其位，这些由洪水决口聚集而来的河夫，还是再回有着祖坟的老家、田垄才好。而为什么却有人偏喜欢当兵耍枪弄棒？
《宋史·兵志三》关于“兵”有如下记载：“皇祐中（1049—1053），河北水灾，农民流入京东三十余万，安抚使富弼募以为兵，拔其尤壮者得九指挥，教以武技。虽廪以厢兵，而得禁兵之用，且无骄横难制之患。”说是富弼招募为兵的精壮人员，供给与厢兵相同，但实际能力相当于禁兵，且好管理。这些被募入伍的新兵，就是河防工程结束后不愿再回家的河工或又从远方流落来的难民，或者招为厢兵、埽兵，或者划拨给一块官田，以图让他们安顿下来。要不然，这过去聚集起上万十数万河夫的大堤，可能会成为酝酿革命的温床。
而偏有人不愿领取滩地，也不当厢兵、埽兵，而是“频奏群党一二十人至二三百人”，不仅盗取河堤上护堤的林木，还抢劫人家。骑着抢来的马又去抢别村的生马，往来奔突，在县乡公然招摇过市，让百姓供吃供喝，甚至公开驱使公务人员。更为严重的是，流贼之中，还有大名府刚刚开了小差的士兵。兵匪合流，就给国运造成威胁了。因此，为了提高乡村警戒能力，欧阳修提出了五保联合自警，杜绝一般盗贼的销赃渠道和生存土壤，王安石则推行了保甲法。其目的，也还是让退水之后的村民有一个约束。无奈盗贼却越防越多，甚至在推行了严打的地区，盗贼与官府仍相互勾结，同流合污。这三十万流浪者，形成数千个流动的集团，他们的主要聚居地就是京西京东各路。“濒河多盗”，堤上的大树和低洼地的芦苇荡，给盗贼提供了理想的隐蔽场，而黄河再有决口，就还会有大批土地被淹没，失去了生计的民众必然又壮大了流民流寇队伍。其中酝酿革命的危险显而易见。
此等危险，如果说河在北宋只露出苗头，到了元明河南徐入黄海后，在保陵、保漕唯不保民生的治河方针下，包括1938年至1947年花园口决口黄河重回黄海九年，河床成为酝酿革命的温床已显而易见并影响至21世纪还不见绝迹。时人都知淮北民风彪悍，虽仅一江之隔，却与江南民风迥异，拐卖妇女甚至连边地前来“打拐”的妇联主任也能得手，当地民警也纠合其中，却不知民风养成在历史地理使然。河灾使农民成为流民，安澜后世世代代的农民也不再恋那祖屋，也不愿再种地了。为什么？辛苦几十年积攒起的田产和房屋，一场大水便可化为乌有，并且，下一场大水也还照冲不误——即使河水本来不是冲自家方向来的。与其再当冤大头，胼手胝足做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倒不如打家劫舍，偷盗、拐卖更来得及。短期行为换来长期利益，炎黄子孙沿袭千年的秩序就此彻底摧毁，人们价值观也随之扭曲。
1716 年《 曹县县志》曰：“ 士醇民良，曹邑旧俗也。明季黄河屡决，盗贼猖獗，兼以连年大祲，饿殍载道，人无家室之乐，而风俗一变。”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的孔孟之乡民风大变，它毗邻淮北包括徐州是什么样子呢？淮北为古宋国腹地，“先民犹有先王遗风。上礼，重廉耻”。以后则俨然天壤。
现在，我们再回到欧阳修、王安石所放心不下的北宋河边。如何解决河流疏通后河夫沦为流民面临着难题，而在河决期间，官方组织起来的与洪水对决的队伍，或许一时受图谋不轨者蛊惑突然临阵倒戈调转方向，也是让组织者不得不防的大是大非。汉武帝元光三年，河决濮阳，“发卒十万救决河”；元至正贾鲁堵口，“发人夫二十万”，河夫集体行动正如平时毫无关联、各显散漫软弱的山梢、谷秸、泥土、石块等制成“埽”，“埽”又成为堤的一部分，平时，这些毫无力量的不起眼的物什一旦形成一种凝聚力，就成为势不可挡的力量，而这个力量一旦失去了掌控者所规定的方向，或许返过头来就扑向既定的大堤。治理神秘莫测的洪水，“不怕水不来，就怕我不防”—只有防，患才会未然……
福城小镇的前身：草市
宋治平四年（1067）春天，禹河故道襄城县到汝州南薰门间的黄河大堤上，一个身着长袍官绅模样的人，不时停下车子，于晚春的风沙中，和络绎不绝的流民搭讪，一经驻足，旁边的随从则掏出携带的纸笔，匆匆地记下什么。官绅模样的人是汝州同判张恂，遵宰相富弼之命，前来调查河堤流民情况。
流民有乘大小牛车的，有骑驴骑马的，有挑担的。一辆牛车所拉有的是一家老小，大多则是三两家合伙。六日实地调查，张恂粗略计算，共遇上600余户，他们大多住在各州县镇旁的小旅馆。随寒食节过菜花水下来，堤上河工停止，这些出夫修堤的农人却不愿再回到远离河边的老家。张恂苦口婆心劝他们回乡，但他们却决意受苦受逼也要留在这里—与古老中国农民安土重迁、故土难离的乡俗相反。黄河洪水及洪水所兴的河堤工程，一旦把他们从故园逐出，他们就已不是原来的他们了。
和西方日不落帝国的商业革命割断农民与宗法封建相系不同，东方漫漫黄土地上一开始并不见声色的革命，就在治水修堤或逃避洪水期间，悄然萌发了。诱惑他们的是什么？不得而知，只知这些流民好像早就约定了一样，纷纷说：“盘缠已经用完了，回不去了。”而那些被去年洪水冲散各处现在又聚起的原住民，望着泡在河底的村庄，无家可回，也在河堤上逡巡、游荡。从祖宗、宗祠等等深厚绵长的联系中抽身而出，从原来田畴篱笆间跑到这一览无余的河堤上，还有什么东西能给他们以扯不断的钳制？如果没有土里刨食的束缚，如果没饭吃，那不就铤而走险？
富弼冒险做此实地调查，是为了给皇上上疏《论河北流民》。调查是为了下一步对策，对策之前先要摸清底细。结果，调查将流民分为五种：
被迫返回原籍的，去了其他州的，按人口领取官田的，改行从事采薪捕鱼的，按人口领取官粟的。其中有分到一顷滩地的，显然已违反当时朝廷既定国策。
直到 1099 年，也就是宋元符二年十一月，才有皇帝诏书：“ 河北路黄河退滩地应可耕垦，并权许流民及灾伤第三等以下人户请佃，与免租税三年。”首次以国策公开允许流民申请租种国法原先不准私有的黄河退滩地。
流连河堤迟迟不还乡原来是盯上了大水退后的新淤地，朝廷决策从此也有了一种历史性进步。虽然还是让他们以原先老家的田亩迁换至黄河滩，一河两岸，但是给这些有着酝酿革命危险的流民有了一个安顿。
是的，总得有个安顿，决口早堵，渗漏的也已夯严，大水归其道，小水润其田，河堤才会牢固安全。
河边的一个个小镇由此生成。
德州安德旧志载，唐元和三年（808），德州的官衙所在地安德县南八十里就是黄河，过了黄河二十里就是齐州的临邑县。黄河渡口有个叫灌家口的小集市，由此再向北十里建有一城，福城。福城，就是由渡口村落的草市发展而来的。
草市，即柴草买卖的集市。那时，河堤修防渡口主要材料就是柴草，汛期到来之前，柴草必先收集归垛，而由于需求量无算，每户每丁都有上缴数额，当地草木早掳掠已尽且大户人家都是花钱购买，这样，就有大量柴草由专业采薪打草者从远离河岸的山川坡地涌入，草市由此形成。既然柴草可以买卖，其他生活、生产用品亦借草市聚至于此，商户也因而聚集。
流民安顿下来，自然也需要垒三两间草屋的，草市也因此而成集镇，其催动力还是河，河水，治水工程。
日本学者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说，宋代沿河村镇或小都市，或形成于河边，或形成于驿站，或形成于关隘，其前身都是草市—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些资本主义的萌芽确乎有它萌芽的本意：繁茂于野地的草，草捆、草束，市上的草，虽然集于市上的时候它已干枯，但是它却鲜鲜亮亮地顶着资本、现代河工意味的露珠而萌发……
以庄宅起名的小镇有三乡、徐村、袁村……由馆驿发展而来的有张店、郭店、新店、萧馆、土楼……以关隘渡口得名的如集津、灵河、临津……
其中，沧州等当时边境地区的二十多个镇较为发达，居住人口主要是流亡逃难的流民，为了防止边境游牧族的攻击，还尽量采取散居形式。所具有户数，元丰时比太平兴国时增二至三倍，新流入客户占全户比数已达25%—50%上下。
最明显的增加发生在太平兴国到元丰年间，也就是976年—1085年一个世纪中。据《元丰九域志》记，河北、河南古澶州周围，有八个镇是新形成的村落，平均每年增加236户。
从散户到聚落到村镇，再从城邑到国家，河流的孕育作用显而易见。
公元前8500年，全球最大的聚落是尼罗河边杰里科，大概几百个村民。到公元前3100年，整个下尼罗河谷已统一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埃及王朝。公元前1000年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也出现亚述帝国、巴比伦和波斯帝国，人数都达百万。而黄河边，村落大约出现在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221年，秦王扫六合，仅军队就有10万，官员10万。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最初城镇化动因源于黄河，大约很少人知晓。
个人简介：张中海，50后，山东临朐人，业余诗作者。落生时挨饿，上学时停课，没毕业继业。70年代以农为业，诗为余；80年代以教为业，诗仍余；90年代以商为业，余不见。后业终，余存。余孽。
上世纪80年代有诗集《泥土的诗》、《现代田园诗》、《田园的忧郁》三种；2015年后有《混迹与自白》、《雁哨》两种。另有短篇小说《青春墓志铭》《一片光明》、传记文学《一个空战老兵的非凡人生》《黄河传》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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