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 话 书 信

文／谯义三

信和书信是现代人的说法,古时叫书。作书,就是写信;元尚仲贤的杂剧《柳毅传书》,书,就是信。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中的家书是家信;此外更多的是写给朋友的信。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书信不少,比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篇富于抒情性的长篇书信,长达1300余字,信中展现了司马迁光辉的性格,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恶劣行为和封建刑狱制度的黑暗残酷;吴均的《与朱元思书》把富春江到桐江的山光水色描绘得生动逼真,使人读后仿佛置身于奇山异水之间,顿生悠然神往之情;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是白居易关于诗歌的重要论文,他反对晋宋以下描写山水田园、嘲弄风花雪月的浮靡诗风,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书信还可以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产生巨大作用。

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是一篇优美的骈体书信,做到了“尽言”、“尽情”,即既以理服人,以势导人,又以情动人,使陈伯之倒戈,从而招降了八千叛军。信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描写了迷人醉人的江南春景,更是成了千古佳句。明人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认为使丘迟能在文学史上站得住,“其最有声者,与陈将军伯之书耳”。“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二年实行变法,遭到了当时以谏议大夫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激烈反对,便写了《答司马谏议书》,针对司马光的指摘,理直气壮,作了斩钉截铁的答复。

近代和现代革命史上,许多革命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留下了不少感天动地的家书。此前《人民日报》刊登了“百年革命三封家书”:林觉民的《与妻书》、聂荣臻给父母的信、一个八路军战士给妻子的信。林觉民是黄花岗死难烈士之一。广州起义前三天,林明知自己必死,却义无反顾,随手扯下一方白布给妻子陈意映写下了可与颜真卿的《祭侄稿》相媲美的《与妻书》,曾经选入高中语文课本;聂帅的信写于1922年,那时20岁的他与周恩来、邓小平一起远涉重洋留学法国,“决非一人一食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这与林觉民的“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是同样的抱负,同样的情怀!那位八路军战士也与林觉民一样,抱定必死的决心,而悲剧气氛要少些,更多的是对胜利充满了信心。三封家书都体现了作者为了国家和民族,甘愿牺牲个人,献身革命的民族精神、历史精神!

书信在古代是人们之间交往最重要的工具;即便在改革开放前,书信也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只是随着电话、手机和电脑的日益普及,写信的人才渐渐少了;许多人根本不写信。电话、手机和电脑等现代化通讯工具,的确比书信便捷。一封信在邮路上往往要走很久,若碰上急事就难办了;而一个电话,或一条短信,须臾间就能让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人及时得到。美中不足的是难以留下印记,不如书信可以长留,时过境迁,翻捡旧札,多有回味;好些书信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像王羲之草书自在利落的《远宦帖》、纵横如意的《初月帖》和苏东坡行书神采动人的《一夜帖》就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我爱写信。最早是从进初中以后开始的。那时远离家乡和亲人,先是想家想父母,后来除了书写乡情外,更多的是,断了生活费,或在新华书店看到了喜爱的新书,找同窗借了钱,急着要父母送钱解围。上了大学后,家信外又多了给昔日同学和老师的信。走上讲台后家信少了,写给朋友和学生的信多了。儿女长大了,不在身边,与儿女之间的信就多了起来。参加了几家文学创作函授,更多的信是写给指导老师的。

几十年来,究竟写了多少信,无法统计。然而,无论是亲朋师生,还是不相识的人,凡是写给我的信,我都保存着。

这些信中,除家信外,大多来自四面八方,天南海北,有几十年的患难知己,有在不同岗位处境各异的学生,有曾经培育过我的中学和大学老师,有关爱和鼓励我在文学路上执着往前走的指导老师和热心编辑,也有从未谋面的男女文友;还有萍水相遇的同行。这些书信,于我是一笔比金钱还要贵重的精神财富,也是金钱买不到的。隔些时候,我就将它们拿出来展读重温。家信,让我更加珍视亲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春夏,我在北京学习,妻、儿子和女儿都给我写了信,女儿那时还在山里老家读村小,用练习本上的纸写了大半页稚嫩的文字,大意是很想我,要我多注意身体。我当时看了女儿的信就禁不住满眼热泪。就是现在想起,还心热眼湿。

当时住在群英小学,遇上“六.三”事件,邮局关门,我离京回川而存在邮局的钱取不出来,仓促中我便委托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其实,我们之前并不认识,连她姓甚名谁也不知道。没想到她却慨然应允。回川后,她先后两次给我来信,并将我的存款和信件如数寄给了我,我才晓得她叫宫翠萍。20年后,我重读她的两封信仍很感动,便写了《信任》一文,发表后,我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连同《信任》的复印件一起寄给了她。她已退休,从家里给我打来电话,说到了北京一定要去她家做客。两封信,一段佳话,乃人生乐事。

原《鸭绿江》杂志主编范程先生曾作过我《鸭绿江》文学创作中心的的函授老师。两年之间,我们书信往来,情谊深厚。后来范老仙逝,他大女儿范苓老师告诉我才知悉,我含泪写了一篇怀念散文,并遵嘱将范老写给我的十多封信的复印件寄给了范苓老师。范老给我的信多鼓励,一手钢笔字写得流畅飘逸。可与范老来信媲美的还有长春的孙英民、林克胜、北京的王葆生、英珊(赤皇吟)、井瑞几位老师;特.达木林、王朝垠、崔道怡三位老师的字不算漂亮,但对我的关心和激励却很大,尤其是达老师和王老师,可算是我文学路上的恩师!可是令人悲痛的是两位恩师,都不幸病逝了。重温他们写给我的信,每次我都会悲泪盈眶。

以前,人均信件的多少可衡量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高低。我国的人均信件本来就低,进入本世纪后,随着电话、手机和电脑的逐渐增多,写信的人顿减。我的信也远不如以前多了,但我还是坚持写信。因爱好书法艺术,就一直用毛笔书写;以前多用白纸作信笺,几年前已改为宣纸,大多是行书。每封信都是一气呵成,或抚今追昔,或谈天说地,或见春花秋月而感时,或观白云苍狗而论世,或记叙,或抒情,或说明,或议论,纵笔挥洒,流畅而不失法度。

写信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创造,还是一种享受。只要有人愿读我的书信,或者我觉得需要用书信来表达我的思想和感情,我就会用毛笔用宣纸用行书继续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