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张中海著《黄河传》连载42
《黄河传》
张中海 著
第十一章湮与兴 （文明萌芽）（一）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易经·贲卦·彖传》
“水先泡则方盛，泡先水则将衰”—是说洪水到来之初，如果河面上水泡出现在水头之后，那水必大；如河面先冒泡，则来洪小。同样水泡预示两种趋向，于河工，好像在大水到来之前，预先收到河流来信。
如此经验，志书亦有载。旧《山东省志》记：“而清明长水，则伏汛必大。”《宋史·河渠志》记立春后水位：“初至凡一寸，则夏秋当至一尺。”在尼罗河边，古时僧侣常在夜间揭一块陶工的泥土，晚上和早晨分别称一称，如重量增加，就意味着洪水会高。幼发拉底河的人们，则在中世纪就根据河水颜色是否深绿而预报河消河长。如斯不定，难道有她不变的规律？
多少年以来，人们看着河水的涨落，产生了日、月、年，日、月、星的最初认知，从混沌未开悟了天人合一的隐秘，从一条大河的流淌中，寻找着自己的方向。
二十四节气量时间长短；“羊报”“飞报”变电报、电话；草市、津渡长成城镇；柴草乱柳为埽；一盘散沙的农民河夫凝聚千军万马步调一致的黄河号子；水工到军工、重工—都注定了中华文明只能发生在这一条大河，注定了以治水为长的华夏一族比非治水民族更容易得风气之先。
是的，创家立国之前的神禹治水仅仅是传说，到宋代，因河工而兴的“免夫钱”已使商品经济萌芽，并且把帝国治理的神经末梢，从一河两岸延伸至山高皇帝远的“蛮夷”之地。河床抑或成为酝酿革命的温床？而事实上，每年都兴的河工，则早已使习惯居于一隅的土里刨食的农人，得到那一时代鲜见的组织与解放。为什么黄河治理事权要一统？或许能从以邻为壑的麻湾决口、苏与鲁河事纠结中窥得端倪……
降雨观测与洪水痕迹
与窗外一个点着压下来的风狂雨骤相比，这里是静谧的。静得一根针落下也能听见，静得好像随时就能听见随时而来的那一声惊雷—那远比天上惊雷还让人惊心的河上的消息。
这是1982年8月1日郑州，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总站。
随着接线员沓沓而响的收报声，龙门、三门峡至花园口及山东各水文站的观测数据正紧张有序地汇总于此。
7 月 30 日凌晨 4 时，龙门站报：断面流量 5450 立方米每秒，水位154.50米。回头再对比昨天数据，6小时前水位还是149.06米，6小时内涨水5.44米！至于流量，则猛增420倍！
7月30日8时，花园口站水面直线上升，河面由7个小时前的300米增宽至2100米。
这边水文总站空气冷得像冻住了一样。那边，疾风猛浪中，水文人员正与洪水展开殊死的搏斗，下游防洪大堤百万大军严阵以待最严峻的时刻到来。
黄河防洪最怕形成洪水的暴雨。黄河流域暴雨形成的水汽来源主要来自印度洋孟加拉湾和太平洋、中国南海、东海一带。黄河暴雨主要出现在中、下游地区，受大气环流变化的影响，每年春夏，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自南向北移动，一般七月中旬，雨带即越过淮河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八月中旬到达最北位置，九月初很快南移。所以黄河流域七、八月份暴雨次数多，强度大，黄河下游较大的洪水都发生在此时。
一次洪水历时，龙门水文站一般为1—4天，三门峡、花园口站2—10天。高含沙量的洪水流经下游河“悬河”，使泛滥成为必然，也使人们自古以来就想方设法摸透洪水的脾性，以把损失减至最低程度。
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雨量观测站建于1912年的山东泰安汶河。远古洪荒年代洪水无记载，人们只能从大河两岸洪水流过的痕迹去找。
考古学者韩曼华于1955—1957年，在三门峡大坝施工前对坝区的考古中，发现有人门岛上唐宋时代遗留的灰烬及砖瓦碎片。从这些遗物推断，唐末宋初以来所有发生过的大洪水水位，都没有超过人门岛顶部高程302米，否则，该文化层早已被冲失。而道光二十三年，此处的洪水位是301米，证明 1843 年洪水是自唐宋以来流量最大、水位最高的一次洪水。以后，韩曼华等三人又在1979年后三年时间里，几次赴三门峡、任家堆、八里胡同、小浪底等地调查，在任家堆以下的东柳窝发现两块碑，记载道光二十三年洪水位，一块在地堰上，记文为：“道光二十三年河涨至此。”一块镶在该村泉神庙墙壁上，记为“道光二十三年又七月十四日河涨高数丈，水与庙檐平。”两块碑既指出了涨水年月日，又指出了涨水高程。此外，还在碑周围发现遍地淤沙。
黄河洪水调查，离不开主要支流。1955 年黄委水文机构在沁河洪水调查过程中发现，山西阳城县沁河河道中处有一高约 30 米的石质高台，台上建有九女祠，庙门处的天然石壁上刻有“明成化十八年河水至此”的刻字。老乡说，这是大水过后老和尚为纪念被洪水所困饿死的两个小和尚刻下的。虽年代久远，字迹模糊，但尚能识别。对比当时刻迹水位，以现代技术推断，困死九女祠两个小和尚的这场洪水，当时洪峰流量为 14000立方米每秒。
立竿见影，二十四节气量出时间长短
1987年夏，阳光折射下的濮阳西水坡湖水，隐隐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意味。这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一座仰韶文化时期墓葬，一位男性墓主身旁排列着一组由蚌壳组成的奇异图案：青龙白虎。再仔细观察墓主脚下的蚌塑，那不正是天上的北斗？
对此，《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卷》特记：自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期之后，开始有极重要的遗存昭示了先民们对天文现象的感知，这就是距今约7000年的河南濮阳龙虎北斗墓的发现。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文王所作《易经》，表明先人对天文的观察和对时间的测量，在那时已形成明确的主观意识。
天的思想观念贯穿中华五千年历史。在先人眼中，无论做什么事都需要了解天的旨意。在对天的敬畏和感应中，最早的周公天文测影台适时产生。
一般人都知道周公是西周初年政治家、军事家，但不知道他还是一个天文发烧友。他认为，天上北极星是众星之王，号“天地之星”，位于天的中央，那么观星台就必须建在地的中央。经测定，他认为阳城也就是今登封东南告成镇为“天下中”，所以，就在这里立圭表，测日影，以求年、月、时间的认定和划分。
而在此前，当周都在镐京时，周王已在现今西安灵台县灵召乡的沣河西岸，设立过“观星台”。
所谓“表”，就是直立的柱子，高八尺，相当于今267厘米。“圭”是与“表”相连的座子，太阳照射“表”的影子落在“圭”上。立竿见影测天文秘密此前已有，到了周代，立竿规定为八尺长。《周礼》中载有“日至之景，尺有五寸”的记载，意思是说在天地的中心，河南登封告成村夏至那天中午投影最短，八尺表的影长刚好是一尺五寸。
至于此前圣尧观象台划分农时，有可能只是传说了。
二十四节气把全年气候按庄稼生发周期给以尽可能地细分。气候在古希腊语中表示“倾斜”，指地球各地冷暖与太阳光线倾斜程度及距离。中国古籍《素问·六节藏象论》曰：“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传统农业时代没有时钟，没有时刻表，也不需要钟、时刻表。耕作所给农业社会的人们时间的启蒙，就是庄稼的生长和太阳周而复始的运行，人们只是看着每天从东到西的太阳，焦急或平静地等待着雨季、河水和收获季节的到来。
以后又有了专门量分严冬、冬春交替时节的“九九歌”。
“ 九九歌”和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产自农业中国的春种秋收冬藏之中，特别是在黄河中下游，交九或出九，春分还是芒种，季节到来所带来的天气变化或农作物生长成熟情况，因为有了二十四节气而似更让人明察秋毫。
以二十四节气量时间长短，周公观影台并非捷足先登。早他两千年的公元前 3300 年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在先把一年分为涨水期、播种期、收获期三部分后，由于灌溉、水利，已出现数字、文字，如用于浇灌陶片上的“州”。公元前2800年前后的苏美尔王朝，则根据月亮盈亏制定太阳历，一年分12个月，每月29天或30天，并创药典和学校。
比两河流域稍晚一些，尼罗河畔的古埃及人，此时也已知道了如何掌握洪水规律肥沃土地。七月仰望，八月来水，信水不言而不失信，那人呢？那就更不敢违背农时。
对此，学界另一个说法是《授时历》是在明崇祯年间，由德国人汤若望在中国历法基础上，参照古希腊历法和伊斯兰教历修订的。
以二十四节气为核心的农时划分被称为农历。农民对自然如东风、西风、雷电及草木虫兽，有天然一体的缘分感，因农民就是其中一员。
仅以现代中国为例，士推三代，谁又不是农民？无论以后他是豪绅还是士大夫，还是天子。更大范围如尼罗河、恒河、幼发拉底河两岸，不也一样？只不过在我黄河子孙身上，更具宗教意味。先人从四季轮回中最先感受到时间和生命的轮转循环，从节气再到气节，人与天道、自然相印合一。生产有时，人生有节，人性有气，华夏一族的精神气节，源头就是时间中的节气。
“ 我就是一切：过去、现在、未来”—古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古城塞以斯一尊女神像墓座铭刻。而在遥远的东方，我们的母亲河又何尝不是这样？黄河以自己慈悲和智慧，把华夏人包括四夷蛮人，从饥馑和迷茫中拯救出来。她有自己的宠儿，她对伟大才伸出保护之手。
2016年11月，凝聚着祖先智慧的“二十四节气”，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文化遗产名录。
二十四节气里，雨水和谷雨、小雪、大雪一样，都是反映降水现象的节气。“ 雨水落了雨，阴阴沉沉到谷雨”，“ 雨水东风起，伏天必有雨”。
一个节气日的天气不同，还预示了以后的天气变化？这其间有它可循的规律？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雨水节气的物候是：一候獭祭鱼，二候鸿雁来，三候草木萌。獭祭鱼是指獭将捕获的鱼摆在岸边，如同先祭后食的样子。
在“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中，草木随地中阳气的升腾而开始抽出嫩芽，从此，大地欣欣向荣，再下一节气就是惊蛰了。
而冬至节气，则以“ 君子以天地之心”为标志。何为天地之心？太阳！在日复一日的大时空里，这天是太阳光照时间最短的一天。过了这天，阳光便一天天见长，阳能剥尽，剥极必复，复则见天地心周而复始。所以，虽然以冬至为标志日子进入最寒冷的季节，但是人们仍以“数九”的方式，应对这一年中最难熬的三九严寒。
…………
五九六九，顺河看柳；
七九河冻开，八九燕子来。
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作为天地心的太阳光照大地，暖风酥软，上游的“桃华水”刚刚酝酿，新的一轮农耕又开始了。
举物候为水势命名
以黄河流域四季风物给随时间涨落不同的黄河水势命名，始自北宋。
原民国黄河水利委员会秘书长张含英先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此有专门考证。一月为信水，二、三月为桃华水，四月为麦黄水，五月为瓜蔓水，六月为矾山水，七月为豆华水，八月为荻苗水，九月为登高水，十月为复槽水，十一、十二月为蹙凌水。
何为信水？河流随季节、气候变化定时涨落的洪水。《宋史·河渠志》云：“自立春之后，东风解冻，河边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则夏秋当至一尺，颇为信验，故谓之信水。”信水在旧《山东省志》也有记载：“水初至凡一寸，则夏至当至一尺，清明日亦然。今河兵以清明卜伏汛……而清明长水，则伏汛必大，故屡验不爽也。”
当时皋兰即今兰州，城西铁索桥铁柱有刻痕水位，以此预测下游来水大小，屡屡经验：“河水高铁痕一寸，则中州水高一丈。”
起伏不定的河水受捉摸不定的气候如雨、如风的大小多少影响，年年岁岁相似，岁岁年年又不同，难道自春到夏，自往年到今年，再明年，也有它不可违反的铁律不成？确实有她不轻易改变的规律，水文人员告诉我，世界所有大河都如此。
尼罗河定期泛滥，如太阳升落有时。每年出现一次干燥期，接着就是河泛，河泛后种庄稼，丰收后又是荒地……太阳升落，河水泛滥，循环无穷，万物随河水泛滥而复苏繁荣，所以有铭：万物惧怕时间，时间惧怕尼罗河。
相比尼罗河所孕育的数学理性，我们母亲河所孕育的以物候为水势命名，那就早已超越水文而上升为人文了。
举物候为水势命名，宋人思维方式、方法可上溯至西周“十二时辰”命名。
从西周时，人们就将一昼夜划分为十二个时辰，并以地支表示，给每个时辰起了优雅别致的名字。一个时辰刚好是今天的两个小时。今明两天的临界点夜半名子时，又名子夜，意为孕育，为十二时辰之首，相当于现在的23时—1时。此时的天空像婴儿的眼眸黑得纯粹，人早已歇下，宜安睡以培元气，先睡心，后睡眼……唯一善为念，如此御气调神，不熬夜，才是人保持健康气血两旺的法宝。
1时—3时为丑时。此时，天地间似有一双大手，正把夜幕与白天相互扭转，守夜的公鸡发出清啼，棚厩里的黄牛正在咀嚼着草料，此时人应深眠浓睡，如阴阳颠倒，必劳神伤心。
3时—5时为寅时，也称平旦，即我们所说的黎明。此时太阳还未出地平线，老虎也还蠢蠢欲动。这天蒙蒙亮的时刻，要赶远路或勤快的农人已准备出门了，这个时刻属于所有坚持、饱含希望的人。
日出前后的5时—7时称卯时。《诗经》中有“日出有曜，羔裘如濡”之句，对应“日入而息”，这时，人们要“日出而作”，而官员们则上早朝，清点人数，称为“点卯”……以此类推，其后分别为辰时、巳时、午时、未时、申时、酉时、戌时、亥时。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气定神闲的十二月水名逐渐演化为桃汛、伏汛、秋汛、凌汛。明代潘季驯给皇上奏书中，就有了，被黄河水撵着一年不得安闲时的感慨：“正月办料，二月兴工，三月终工，未就而桃花水发，五六月而伏水发，七八月而秋水发，是无一时可忽也……”或者沉稳或者汹涌的河水还是如斯流淌，人们发现倒是自己沉不住气，步子不知不觉间就快得没有个节奏了。转过身来，麦子就黄了；一个神还没醒过来，人生已是百年。那来自周原而定居溱洧河畔的郑人，在三月桃花水到来时，众男女手持兰草驱除邪气、祓除不祥的遗风；那大汶河边豆蔻少女，在二月初二午时把顶针放进三块石头支起的灶锅煮饭以乞巧的习俗，是否还流传到了今天？
水文纪事：火车开近秦安
黄河流域水文测量最早始于支流大汶河南城子水文站，1912年，由督办运河工程局设立。而黄河干流的陕县和泺口两个水文站，则是1919年设立，由1918年4月创建的顺直水利委员会领导，其技术部长罗斯，是应聘的英国人。
史上黄河水文观测遗迹最早见三国时魏文帝黄初四年（223）6 月 24日，据郦道元《水经注》，黄河支流伊河龙门河岸石壁上刻“黄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举高四丈五尺，齐此已下”，是有史以来伊河最高洪水位。《宋史·河渠志》记：“自今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表明当时已有专用水尺进行水位观测，并规定七尺五寸为防汛警戒水位。1843年黄河万锦滩发生特大洪水，《再续行水金鉴》记：
“七月十三日巳时报长水七尺五寸，后续据陕州呈报十四日辰时至十五日寅时复长水一丈三尺三寸，前水未见消，后水踵至。计一日十时之间，长水至二丈八寸之多。浪若排山，历考成案，未有涨水如此猛骤。”该文献还记载了光绪四年（1878）首用公制海拔高程在黄河干流壶口马王庙测得最高水位为465米。黄河流进民国，水位观测按现代技术要求，已有统一的时制和测次及测验方法。及至1933年，李仪祉出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次年就在他《治理黄河工作纲要》中规定：“水文测量包括流速、流量、水位、含沙量、雨量、蒸发量、风向及其他关于气候之记载事项。”
对其应设水文站之地点，他也一一提出，以后也都设了。历经战乱、灾荒、朝代更替，至1960年，全河基本建成完整的水文体系网。
黄河入海口三角洲的“孤岛有三多，牛虻、蚊子、黄沙坡”，蚊子有多大？水文人的描绘是“三个就能炸一盘”，夏天观测晚8时的水位，必须穿雨衣和长筒胶靴来防咬，几天也见不到其他人影。该站担负着直接向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汇报水情的任务，1975年元月发生一次严重的凌洪，道路被淹，电话、通讯全部中断，孤零的两间观测房被凌洪包围岌岌不可终日。
这样，二十年如一日的观测员杨玉祥也不可能离岗半步。兰州水文总站的黑山峡水位站，地处深山峡谷，测量员王定学每看一次水位需爬走30米左右的陡坡和500米左右的稀泥滩才能到达水尺旁。有一次淤泥快到胸口时，幸亏手中拿着水尺板，才得以生还。张家沟水文站工程师刘明蔚因站址偏僻，久病缺医，他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1973年2月14日看水位时口吐鲜血倒地身亡。类似牺牲，黄河水文人还有很多。
特殊的业务要求，水文站必须建在河流的特殊节点，所处地方多偏僻荒凉，自然条件、生活条件都无从谈起。在水文行当摸爬滚打了30多个春秋的韦中兴所在的秦安水文站就是其中之一。那时，站上每年都要派人去省城兰州水文总站参加冬训和资料整编，水文站到陇海铁路最近的一处小火车站有40多公里山路，长途汽车每周发一趟车，每次接到出差通知，师傅们常常等不及班车，大多与外出的乡亲结伴步行去赶火车。黄昏从十里铺出发，步行一夜次日天亮才能到达小火车站，去赶唯一一趟去省城的车。
那时出差自带被褥，除去身上背着的几十斤行李和资料，每人手里还有一根防野狼袭击的木棍，到省城也是几十个人合住一间大房子，地上铺麦草，根本没有现在的住旅馆吃大餐。
1976年秋后，例行集训，早到兰州的水文人员发现秦安站的人迟迟未到，直到集训结束他们赶来，人们才知道了事情原委。原来是他们折腾一天一夜到车站买好票，准备上车时，突然发现从兰州、从共和国心脏开来的列车上，贴满了打着红叉的“打倒××！”打倒×××！”……与车厢等长等高的巨幅标语。他们再也不敢上车，调头回跑……一口气跑回站上，惶恐、孤立无援，夜不能眠……直到一周后邮递员送来过期的报纸。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秦安水文站是坚守在葫芦河上的哨所，葫芦河是渭河上最大的一条支流，而渭河则是黄河最大支流。葫芦河蜿蜒600余公里入渭河，渭河再入黄河，这些被守护被测记的宇宙间并不起眼的更小支流的浪花或泥沙，或者困竭，或者奔腾，或者不可思议的偏离，或者向着既定的宿命流淌。奔腾在天地间的人类文明洪流，或许也是这样？历史的转折关头，她悄然改道，以自身所具备的自组织能力，选择了一条更适合自己的方向，一路前去……
个人简介：张中海，50后，山东临朐人，业余诗作者。落生时挨饿，上学时停课，没毕业继业。70年代以农为业，诗为余；80年代以教为业，诗仍余；90年代以商为业，余不见。后业终，余存。余孽。
上世纪80年代有诗集《泥土的诗》、《现代田园诗》、《田园的忧郁》三种；2015年后有《混迹与自白》、《雁哨》两种。另有短篇小说《青春墓志铭》《一片光明》、传记文学《一个空战老兵的非凡人生》《黄河传》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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