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张中海著《黄河传》连载38
《黄河传》
张中海 著
第十章 治与乱（大河治理）（一）
“……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
——汉高祖封爵之誓
桃花峪至入海口为下游河道，长786公里，落差只有95米。上宽下窄，最宽处20公里，最窄处如山东艾山仅400米。河道宽浅致河势流乱，泥沙堆积又使河床逐年抬高，水涨堤高，人类只得依靠堤防束水行洪，从而形成滩面高于两岸3—5米，部分地段高出10米以上的“地上河”，为世界著名“悬河”。
水体宽浅、汊道纵横、沙洲密布、流向多变的游荡性河道，在下游孟津至东明县高村299公里范围内最为典型。再上还见龙门至潼关“平河”。
这些河段主流变化无常，有的一夜间主流就摆动6公里多，“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关键是此“游荡性河道”内连续淤积所导致的斜河、横河顶冲堤防，无论什么堤，怎样防，也无法遏止洪流最终跃出人们苦心经营的堤防而一泻千里！信史以来至1949年，2600余次大决口、26次改道、5次大改道的周期性改道，终致使这条养育了无数子孙的大河，成为“中华之忧患”，也由此催生出无所不用其极的治河方法和乱世英雄。
其中上章所述徐淮故道，明四任河督潘季驯治河理念与方法，常为业界推崇。只有黄河变迁史专家岑仲勉和中国海洋大学侯国本不以为然。
战国结盟的治河原则是“无曲防”，西汉贾让“不与水争地”，东汉王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明代潘季驯“束水攻沙”……而最终—也是最先、也是最佳的“疏”，却在几千年的治河史上屡屡被视而不见。疏，大禹得道，针对其父鲧的“堵”—鲧堵河无功，被“殛于羽山”，禹反其道而行，置之死地而后生。千百年来，母亲河仍一如既往，泥沙俱下，时而溯源冲刷，时而又溯源淤积，以至清时魏源仰天长叹：“吁！国家大利大害，当改者岂惟一河？当改而不改者，亦岂惟一河！”
以孟津为顶点，看大河左翻右滚
从内蒙古托克托河口镇到河南桃源为黄河中游，是治水机关的区划。
但从地理上看，黄河中下游的分界是豫西孟津，就是有刘秀坟、河图庙的孟津。现在，就让我们站在孟津，顺着河流的方向，从左至右做扇面眺望，看千万年来，黄河在这片平原上怎样游荡。
东北方向：浚县、濮阳、大名、巨鹿，穿过冀中平原，最后，视点落在天津静海—那是禹河故道，古黄河时而从天津静海、时而从河北沧州入海。
然后，再从顶点看向东南：徐州、宿迁、古泗州、云梯关，沿贾鲁河、颍水、涡水、淮河一线，明清故道的大河，从江苏涟水入黄海。
两条斜线之间的三角地带，25万平方公里。周定王五年以来，黄河5次大改道，1500余次小改道泛滥的游荡范围。从洪荒年代到蒙昧时期，从史前到文明社会，巨泽大原，黄流泥汤，河自北向南，再自南向北，横扫过去，横扫过来。一次摆尾，即为沧海；再次翻身，已是桑田。
有文字历史以来，对洪水的最早记载是战国魏襄王十年，“河水溢酸枣郡”。以后，秦决通川防，黄河下游河道堤防统一，河决也随之而来。
古人说，没有不被挖掘的王墓，同理：没有不被冲决的堤防。
“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当年黄河民谣所说清道光二十三年洪水，当时官方上报陕县万锦滩水情：“前水尚未见消，后水踵至，计一日十时之间，长水至二丈八寸之多，浪若排山。历考成案，未有长水如此猛骤者。”以后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人员经调查洪水痕迹后分析推算，当时陕县洪峰流量约为36000立方米每秒。
1933年8月10日，黄河陕县水文站发生了自1919年建站以来的一次最大洪水。最大含沙量达519公斤每立方米，最大12天含沙量达21.1亿吨。
《长垣县志》载：“两岸水势皆深至丈余，洪流所经，万派奔腾，庐舍倒塌，牲畜漂没，人民多半淹毙，财产悉付波臣。县城危垂，且挟沙带泥淤淀一、二尺至七八尺不等。当水之初，人民竞趋高阜，或蹲屋顶，或攀树枝，馁饿露宿；器皿食粮，或被漂没，或为湮埋。人民于饥寒之后，率皆挖掘臭粮以充饥腹。情形之惨，不可言状……”
在人类文明还没有达到干涉河流自然游荡的洪荒时期，天然状态下的河道通过摆动和迁徙，可以找到沉积泥沙的广阔空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堤防形成并不断完善，河道摆动的范围受到约束，泥沙出路也因此受到限制。
作为一条能够出海的河，河口是一个巨大的开放系统，但排沙入海也不是大到没有限度，日夜不息的海洋动力只影响到河口和所涉浅区，一旦河口淤积使河道纵比降达到平衡，这个运动也就停止，河道即由溯源冲刷变为溯源淤积。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看到，禹河故道之所以行河千年，除去海洋动力外，最主要的还是有河道下游巨大的“调节水库”，即大陆泽上下湖泊群。
到西汉时，下游湖泊减少，来沙量加大，并且容沙空间急剧缩小，所以只行河六百年。
王景治河以后的东汉河道，流程短，流路地势低，再就是还有分流，黄河一部分通过汴渠入淮，入大野泽，所以行河八百年以上。
北宋时的“横陇”“东流”河道处西汉、东汉河道之间，“北流”河道又处禹河、西汉故道间，该故道均长期行河并经年屡决淤积，所剩泥沙空间无几，虽北宋以举国之力治河，但仍然无济于事，黄河很快就进入徐淮故道。
观察黄河下游，淤积最严重的河段并不在峡谷出口附近，而在孟津以下200公里至400公里的河段内。根据1950—1997实测资料分析，现行河道夹河滩至孙口河段河长169公里，占下游河道长的22%。而淤积泥沙40.3亿吨，则占下游淤积总量的44.2%，形成明显的淤积驼峰，从而引起强烈的河势游荡。因此，这一河段成为历史上决口、改道最为频繁的地区，历史上大改道均发生于此。如公元前602年宿胥口，公元11年的魏郡，公元1048年的商胡，1855年的铜瓦厢决河改道，也在此范围之内。
下游河道变迁频度高、幅度大、流路复杂，但综合考虑其变迁过程，一个明显的演化规律就呈现出来。
黄河从这里要么北行，要么南行。南行往往发生在北行之后，因此统观下游河道北行到南行的全过程，可以发现其基本移动规律是先自西向东摆动，呈扇面形展开。在这样扫过整个华北平原一周后，又出现向北回摆的趋势。
黄河从中游峡谷进入下游平原，比降骤然减小，流速随之降低，又加之下游河道上段即上述河南孟津以下河道又宽又浅，再下山东则河道又窄，所以泥沙就大量淤积下来，因淤积而决口，因决口而泛滥、改道。决口改道的起点，往往都在上述河南范围。
道光二十一年河决祥符之众生相
“……是年水涨异常，入伏尤甚。六月十六日黎明决三十一堡……由南门滋入……深及丈余，庐舍淹没，人皆露居城上……遇树杪而覆溺者极多……”此为光绪《祥符县志·河渠志》所载文字。其中城、门指开封古汴梁城。此时汴梁城早已从国都降格于省城。
“人民同鱼鳖之游，村落尽蛟龙之窟。”“痛定思痛居士”所留《汴梁水灾纪略》对这场洪水如此记述：
“……登城一望，月光照耀，势如滚雪，一喷数丈。四面声如雷如钟……四郊居民淹毙者十之四五。附堤居者皆奔赴堤上，多半不及携带衣粮。其他村落，或升屋聚号，或攀树哀鸣……又或有饿极复投水死者，惨凄不堪言状。”
一般说来，黄河水性善和，只要看着洪水不是特别巨大，滩区村民都原地待着不去逃水。我在菏泽采风就听到这样故事，20世纪50年代，大水到来前政府组织村民搬迁，一个年过五十的老太太守着老屋不动，因她年轻时遇到多次，水进了屋，她爬到床上；水没过膝盖，又爬到房顶；水没了屋，又爬到树上，眼看着水退去，无恙。
还有一个年轻媳妇，大水来时她正在屋里织布，屋里进水了，她凭经验看水并不是猛涨趋势，就继续手里的营生，直到织完想织的那块布，水也不长了。
当然，以上所述都是平常洪水，道光二十一年开封所遇就没有这么乐观了。
六月十六日河决这天，城内市民许清如为其亡父做忌辰纪念，请来和尚诵经，全家男女均赴远处墓地，只留其弟、弟媳留守门户。晚上正在招待客人吃饭，河水来了，慌乱中的他们急忙用树、草扎一筏子躲避其上，不出数里，船筏散架，转眼间人漂没了。许清如被水冲至护城堤东南一角，只见水已漫平堤顶，但见水内有如黑牛四、五头，以角撞堤，堤旋即决开。
接着又见一位白须老人时出时没，手握量尺左顾右盼，抛掷水面。又有什么物什如苇席，长数丈，宽五六寸，随老人作蜿蜒状，后面跟一条数尺长的蛇。许清如此时已人事难省，只在昏寐中念：此必河神，如得不死，祈神仙遇身而过。不时，蛇自左肩盘旋而去，他被洪水送至下游一人家残存的草垛上得免一死。至二十日，也就是洪水五天后，搭船进城，但见断壁残垣的家已半没黄河之下，除他之外，阖家老小无一幸存。
“河神”救许清如一命，而南门城壕外贡庄何仓平女眷看到的则是平时供在河庙里的“四大天王”。十九日天将明未明，已经避水爬到树梢、手拉两小侄、三日三夜不敢合眼的何仓平女眷，在东南堤口初开，水势汹涌东去的水面上，只见“漂物数十，皆圆如巨瓮，约莫一丈许，白色，时隐时现，后随巨人有四，紫面绿发，如庙中泥塑四大天王，出半身水上，左右顾盼，作指挥状”。
此等情景避水西南堤的南乡李乐园敦复先生也有同样见证：十九日黎明，先生忽然被鼓角惊醒，但见“水上仪仗甚多，骑者前导，一肩舆在后，如达官出行，内坐一人龙首，自西北来，向东南去，即东南护城堤口开时也”。
如果说许清如等所见的是神迹，并且还把自己亲历所闻记在了纸上，而张王氏所遇异象，则是人了。在这里，人更让人惊悚。
十六日，张王氏赴宋门外探拜姨母，水到来后，城门堵塞不能回归，就与姨母一家暂栖于树梢上的筏子上。十七日夜将明，“忽见筏端有一男两女半身于水上，女皆粉黛，见如绣士，方巾白襕，手持书一部至筏上看”。
筏上所居之人面面相觑大气不敢出一口，如庄稼叶子上的虫子，紧贴筏上，闭上眼不敢再看。偶露眼偷窥，还是原来样子。一会后，粉黛白襕的男女就无影无踪了。
熟悉汴梁开封城的人都知道，当时城有门三重，目的即防洪。十七日一早，城壕古柳干杈已被大水没入，曹门头层门瓮城内水深丈余，二重门水已浸。候补县令罗凤仪见二重门不可保，急雇民夫堵第三重门，奈民夫寥寥，危在瞬息，这时拔贡常茂徕、职监石铦出现了，接着举人李元焘、附贡生石绅庭等相率走街串户，声言：“顷刻水将进城，吾辈不可不顾身家性命。今日之事，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于是商民携畚箕、囊橐、扛缗钱者，皆蜂拥而至……时将未初，有人报城东南隅水门洞溜已浸入，无人守护。绅士等与罗凤仪面商，派生员杨经畲、杨春锦等率二十余人，扛杉木、土袋并缗钱驰往堵御……时已将暮……呼应无人，绅士等坐至二更……”
是晚，已被洪水围困的曹门呼喊求救者声如鬼嚎，均在大水冲击下不能上城。这时，不知哪一乡绅高喊：“有能救得一人者，送钱一千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转瞬之间，已有二十余口被救。
城陷洪流，生死关头最能彰显人性本色。此时，能够入口充饥的食粮成为缺货，而平时价值万贯的钱银则瞬时贬值。自水围城后，银价每两降至一千文，后又跌至八九百，较平时几近减去大半，米面则价增一倍。“痛定思痛居士”这样记载：这一天，奇货居囤的协聚米店被饥民抢掠一空，双盛酒店酒瓮则全被推倒，土街森茂杂货店及北门大街、曹门内火神庙街铺店，亦多被抢夺。生死无望、饥不择食的灾民面对富户高门坚墙，径自破门而入。又自水进城后，居人被淹，多半逃避四城及鼓楼上，家内无人看守，奸宄之徒乘势凫水入室，席卷无遗，甚或白昼抢夺。祥符县报抢窃呈词日不下数百张。闻有李某（或言姓杨）于西南隅扼要处，乘巨筏，手持大刀，截夺包裹甚多，堆置一处，令失主认取，颇快人意。
十九日，水大落。自东南隅苏村口、红沙湾以北冲开堤口数处，南门水势渐缓，举人贾奉乾、廪生陆西铭、高士良等，同各官督率民夫乘机堵御河岸，汴梁城内水势渐撤，只留深潭犹二丈余。
黄河自古以来即以善决善徙而著名，洪水到来，无有不决之理，但每一次决口原因却各有异。道光汴梁大水过后，人们分析查找原因，却见此次天灾原为人祸。
六月十六日午刻，城内外惊传祥符三十一堡决口，巡抚牛鉴第一时间赴河堤，总河文冲则在黑岗口堤上把守，署布政司张祥河、开封知府方宗钧驰至西北护城，却见据守老人寨的河兵无一人影。河兵系军事编制，专守大堤的职业守河队伍，平时根据需要扼守险处。此处险关本由河营守备王进孝担任，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这个王进孝干什么去了？原来，这天开归道（河官名）步际桐见水势浩大，恐冲开大堤省城受害，当即出三百贯钱给王进孝，责令守好河堤，以保省城。王守备把钱装进腰包，以为漫水就是漫水，慢慢也就退了，遂揣钱归家聚赌，从而使抢险错过时机，酿成滔天大祸。
国人向来信因果报应之说，守备玩忽职守，所作所为，无论于情于理于法自然都说不过去，为此，痛定思痛居士也特记上一笔：……未等国法绳之，此公大水过后一病不起，数月后即一命呜呼。如此，乡邻百姓也还怨愤不过，以为老天施之惩罚还是轻了些。
中国士大夫阶层自古有读书识理之说，由于多年儒家文化传统浸染和自身所居经济地位，遂使其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和平民百姓的基础与引领，所以在旧时中国县乡阶层，有乡绅之治古风。本次大难来临之际，如上所述李元焘、石绅庭、罗凤仪等，无论举人、贡生、监生危难当头挺身而出，再以《祥符县志》所载看河南巡抚牛鉴如何表现。
“二十三日水愈大，环城巨浪澎湃，声若雷鸣，人民震骇。巡抚牛鉴日夜驻城上抢护，俟城下塌，拆孝严寺、铁塔寺、校场、贡院砖，掘公离假山石、棚板街石板，抛城下堵之……危机时，巡抚跪泥淖中，吁天号泣……”
“……天道福善祸淫，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理有固然，未尝偶爽。黄河于本月初八日以后非常盛涨……数百万生灵呼号颠连之状，惨不忍睹……揆之福善祸淫之理，此必汴梁省城官吏贪污，士民作孽，以致上天降灾……百万生灵行将尽成鱼鳖。如以为民罪可逭，即祈上天默佑，河水不长，雨泽不施，退出堤根，得以及早修筑。如以为在劫难逃，则鉴惟有吁恳天恩，身先受罚，或遭雷击，或遭瘟疫，或发狂疾自挝，或自刎，或自缢，或子孙殃折，以冀稍回天怒，于民灾十分之中轻减二三。若天意不肯示罚，则鉴誓必与阖城百姓同日受死，断不可偷生人世，贻封疆羞。”
中国有一成语，以邻为壑。滔天大浪之下，若无力回天，在上游堤岸或对岸掘出壑口引水外泄，自家地方即可保全。当此危急之时，当地同僚亦有此议。对此，巡抚苦祷中亦有明鉴：“乃或者议掘他方之大溜以解汴城之危厄，则汴京数百万之民固有命，即他方数百万之民亦有命。以汴京生民之孽而欲嫁祸于他方数百万之生灵，如果他方之民有罪，则上天早夺黄河之溜而降之罚矣，又何必假手河南巡抚而为嫁祸之事耶？若果有此事，不但鉴无以对彼方之民，是又于汴梁士民重添罪案。冤冤相报，何有终极？揆诸天理，实属难容。”
“天地神明共鉴此心，鉴虽粉身碎骨，断不肯为此负心之事。哀吁叩天，摅忱请命，不胜战栗恐惧之至。谨告。”
《祥符县志》记当时场景：“众见之皆泣，集者万余人，各携苇箔、秫秆、布袋、蒲包各物，极力堵塞，城始获全……”
五次大改道
黄河大改道，是指大河在某一段发生决口后，不再回归原河道，另找一条新的流路入海，最后形成一条固定的河道，并具有完备的堤防工程，这才算是真正的改道。
淤积使河道成为地上悬河，悬河则必决溢改道。改道迁徙范围，西起孟津，北抵天津，南达江淮，纵横25万平方公里。自西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到清道光二十年（1840）的2008年中，计316年有黄河决溢灾害，平均6年半一次；从近代1841年到民国二十七年即1938年的98年当中，计52年有黄河决溢，平均两年一次。河每次决溢，水冲沙压，田庐人畜荡然无存，黄河害河之名，由此而来。
有史以来大小26次改道中，最大的改道有五次。
第一次大改道，周定王五年苏胥口河徙。
《汉书·沟洫志》言，“定王五年河徙”。清胡渭《禹贡锥指》进一步考证，“ 周定王五年（前 602 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至长寿津与漯别行，而东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水经》所称大河故渎者是也。”按《水经注》记，大河故渎大致经今河南滑县、浚县、濮阳、内黄、清丰、南乐、河北大名、馆陶、山东冠县、高唐、平原、德州等县市境，德州以下复入河北，经吴桥、东光、南皮、沧县而东入渤海。
宿胥口河徙之后，禹河故道还有行水，至战国初期才完全断流。
第二次大改道，新莽魏郡河决。公元 11 年也就是王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口门在今濮阳西。《 后汉书·王莽传》说：“ 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堤塞。”元城，今河北大名东，是王莽祖坟所在地，黄河东决后，其祖坟不再受河患，故决而不堵，造成大改道。改道后的基本流路走山东聊城以东，大清河以北，而濮阳以上仍是西汉的原河道。自濮阳以下，大河自由泛滥近六十年，至公元69 年即汉明帝永平十二年王景治河时，才筑堤导使大河经今河南濮阳、范县及山东高唐、平原至利津一带入海。此一阶段，历经魏、晋、南北朝及唐、宋时代，行水八百余年。到晚唐及宋初，黄河在澶州（今濮阳）、滑州（今滑县）之间，又频繁决溢。
第三次大改道在1048年、宋仁宗庆历八年，河决濮阳商胡。在此之前的1034年的宋仁宗景祐元年，大河在澶州决口，溃水经今高唐、平原，会于原河道的支河赤、金、游三河，经今惠民、滨州入海，久而不塞。1048年，黄河在濮阳商胡向北改道，经馆陶、清河、冀县东到乾宁军（今青县境）入海，宋代称为“北流”。宋嘉祐五年（1060），黄河在魏郡（今南乐西）决口，分出一只岔河叫“二股河”，经高唐、平原，至利津北入海，宋代称为“东流”。先是“北流”“东流”并行入海，后因防辽军事需要，曾进行三次“回河东流”工程，均遭失败，直到北宋灭亡，黄河北流青县入海。
第四次大改道，南宋建炎二年杜充决河。1128年，南宋赵构王朝为了阻止金兵南进，由开封留守杜充在河南滑县以西决河，自此，河迁徙无定，分数股入淮入海。1194年（金明昌五年），河决阳武（今原阳），经今原阳、封丘、长垣、砀山到徐州入泗，夺淮入黄海。
元、明两代治河，以保漕运为主，堤防重北轻南。15世纪初，大河在郑州以下南岸分出四路入淮。1495年即明弘治八年，黄河北岸加修遥堤，以防大河北犯漕运。自此，河势益加南趋，使一淮受黄全河之水。1546年的明嘉靖二十五年以后，开封至砀山修南岸堤防，大河有了固定河道，经今兰考、商丘、砀山、徐州、宿迁、涟水入黄海。这一河道，史称“徐淮故道”，行水七百余年。
第五次大改道，河决兰阳。清咸丰五年（1855），河南兰阳铜瓦厢险工河势下挫，险工以下冲决成口。时值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咸丰帝下诏，暂缓堵合，从此黄河夺大清河由山东利津以下入渤海。决口后，铜瓦厢以下无一定河槽，黄河泛滥二十余年。北岸尚有古金堤屏障，南岸则漫延至山东定陶、单县、曹县、成武、金乡等县，到清光绪年间的1877 年后，铜瓦厢以下堤防逐渐修成，与以上河道堤防相连，至今为黄河下游现行河道。
在黄河水利委员会资深专家徐福龄看来，以下情况不能算是大改道。
一段河道发生决口后，经过堵塞，又回归原河道。如汉武帝年间的公元前132年，河决濮阳瓠子堤，大河南流，泛滥达二十三年之久。又如1938年郑州花园口扒口，泛滥九年。这两次决口最后都进行了堵复，使大河回入原河道。
二是原河道分出一道支河，流一段距离，又回入正河。如公元前 109年河决馆陶以北，分出了一条屯氏河，流到今吴桥县又汇入正河。
再就是两河并行入海。如宋嘉祐年间1060年，黄河在大名府决口，分出一条支河，名“二股河”，与原河道并行入海。
如按以上标准，业内不少人认为历史上的 26 次改道，大多是决又堵复，不能算作改道，大改道只有5次。
黄河水利委员会编《 黄河防洪志》所述大改道为 9 次。除去上述 5 次外，还有庆历八年1034年澶州商胡改道，1048年澶州横陇河道改道，1234年（南宋瑞平元年、金天兴三年）蒙古军决黄河寸金淀改道和明洪武至嘉靖间河道变迁，民国二十七年郑州花园口以水代兵改道。这些都是五次大改道之外的改道。
“葵丘之会”与“无曲防”
黄河流到春秋战国，下游渐渐出现了堤防。首先是齐国——就是那个不买鲁国人的账，专门与孔子和儒文化唱对台戏，视儒教为无用、为束缚，而致力发展工商的齐国，它以鱼盐之利和有异于以后主流文化—儒文化的齐文化为两大支柱，取得七国之雄地位，向黄河争地，“齐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广”，把大禹疏导的九河，堵塞了八支，以此扩大齐国的地盘，不使大河在下游平原上纵横漫流。那时，大河从孟津以下，经过多年漫漶，已自北向南、自西向东逐渐滚动，渐渐脱离了禹河故道，齐与魏以河为界，齐国在东，地势较低，先受洪水之害，于是距大河二十五里筑一道堤防以防洪水。赵魏在西，地势较高，由于齐国修堤后洪水威胁上
游更威胁对岸，于是赵和魏也都在距大河二十五里的地方筑了河堤。那时的修堤水平，已有相当程度。《管子·度地篇》就有了堤防断面“大其下，小其上”，“ 春三月……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刚。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等记载。但大河有了堤防约束，就牵一发而动全身，上稍有一曲，下对岸必受顶冲。诸侯修堤又各自为利，所以，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在今河南民权县境，商量如何不以邻为壑还要把水治好的问题。
齐桓公即位三十四年后，他和管仲开创的霸业已达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混乱的华夏世界重新看到了希望，或许新秩序正在降临？于是组织召开世界诸侯大会——“葵丘之会”。
春秋战国时代，人们还习惯于慢生活，葵丘之会从夏开到秋，最终，各诸侯在桓公率领下庄严宣誓：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会盟包括以下条款：
无雍泉—不得“曲防”，壅塞水道，以邻为壑；
无遏籴—不得在灾荒时，阻断粮食贸易；
无易树子—不得以嫡长子之外的人继宗法王位；
无以妾为妻；
无使妇人与国事。
看来，除去水道堤防整修规程外，与会各方还就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如王位继承、女人干政等，也作了充分的探讨并形成“联合公报”。实际上，以齐文化为主导所形成的“联合公报”内容，还是没脱离儒文化意识形态。
这时的黄河在两岸堤防的五十里之间游荡，“宽缓而不迫”。
个人简介：张中海，50后，山东临朐人，业余诗作者。落生时挨饿，上学时停课，没毕业继业。70年代以农为业，诗为余；80年代以教为业，诗仍余；90年代以商为业，余不见。后业终，余存。余孽。
上世纪80年代有诗集《泥土的诗》、《现代田园诗》、《田园的忧郁》三种；2015年后有《混迹与自白》、《雁哨》两种。另有短篇小说《青春墓志铭》《一片光明》、传记文学《一个空战老兵的非凡人生》《黄河传》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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