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四类分子”吗

——沧桑老人忆儿时往事

张荣

“我也是‘四类分子’吗？”我儿时常常这样问母亲。母亲是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她只知道地主分子是“四类分子”，至于地主的子女是否也是，她就说不清楚了。

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地主的子女有可能也是四类分子。”不是吗？为什么我哥哥和别人打架，被民兵捆绑起来，押送到乡政府，说他搞“阶级报复”，必须严惩呢？弟弟被人打伤，腋窝处有一个小口子，和小孩子的嘴唇一样，血流个不停，打人者却得意洋洋地说，“打地主的孩子，就像打狗一样。”如此惨无人道的恶劣行为，却有不少小朋友为他拍手喝彩呢？

更让我确信无疑的是，每当我走在放学的路上，都有一些调皮同学跟在后面，戳着我的脊梁骨，唱着我家乡当时最流行的“儿歌”，“地主地主，贺纳（方言，过去财主家用于装贺礼的木制器具。圆形，朱红色，有盖子和提梁，口径有大有小，最小的也有一尺多）籴米，贺纳生坑，地主斗争，斗争没趣，地主枪毙。”对于这样的欺辱，我只能退避三舍，即使被人打了，也不敢吭声，因为母亲常常告诫我说，“如果有人把唾液吐到你头上，你擦掉走开就好，有理也要让三分，千万不要和人打架，否则我们就要吃更大的亏。”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和家庭的忍辱教育，都无不叫我把自己推向“四类分子”的这一阶层，于是乎我便自作聪明，凭直觉就做出判断，“‘四类分子’应该是指地主的祖、父、子、孙等四代人。”究竟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我才会知道“四类分子”指的是哪四种人呢？

经一事，长一智。一天晚上，我跟随母亲去参加“四类分子”会议，从中找到了答案。

那是一个阴沉的夜晚，外面刮着风，风声像一个临死的人在呻吟，让人毛骨悚然。像这样恐怖的夜晚，一般人都不愿外出。可是，母亲别无选择，因为“四类分子”的例会（每周一次），她非参加不可，否则就会被戴上一顶“不服管教”的帽子。那时，我父亲被关押在监狱里，母亲只好单独一人参加了。我心疼母亲，哭着，闹着，一定要陪她去开会。她心里明白，让孩子参加这种“人斗人”的残酷会议，幼小的心灵必定会被扭曲，不利于孩子的成长，说啥也不肯带上我。但她拗不过我这个“门里刁”，只好勉强答应了。

“四类分子”的会议，究竟有多恐怖，我起初根本想象不到，后来全都明白了。会议在乡政府的大会议厅举行。我跟母亲走到乡政府门口，一眼就看到，门的两边分别站着一个荷着长枪的民兵，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脸上像木头人般刻板无情，谁见了都会不寒而栗。我们到了会议厅门口，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挂在正面墙上的白底黑字条幅“四类分子批斗大会”。母亲赶紧用颤抖的手，牵着我走进会议厅，找到一个空位子，小心翼翼地坐下来。我站在母亲面前，抬头环视四周，看见墙壁上密密麻麻地贴着“只有低头认罪，才有出路”、“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打到一切地富反坏分子”等白纸黑字的标语。各个墙角都布有岗哨，他们都装作如临大敌的样子，个个凶神恶煞的，以表示他们有很高的阶级觉悟。与会者全都底着头，脸如同蒙上了一层忧愁的面纱似的，好像在默哀，没有一点声音。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灵堂里。

“会议现在开始，现在由乡领导讲话，你们不许乱说乱动，给我老实地听着。”主持人的嗓门大，很有威慑力，会场里的平静一下子被打破了，旋即转换为惶惶不安的气氛。领导的讲话内容，不外乎就是批判一些“不法分子”的罪恶行径，或者强调一些“家里来客要报告”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这对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来说，无异于鸭子听雷一头雾水，让我感到很烦，有点待不住了。但会议的下一个程序是批斗“违法乱纪”的人，这使我紧张起来，因为我担心母亲也被拉到台上去批斗。

上台接受批斗的人分四批，分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民兵们皆为贫下中农的子女，他们根正苗红，苦大仇深，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因此个个都义愤填膺，群情激昂，每叫上一批人，那么“打到ｘｘ分子”的口号声就会此起彼伏，使那些“阶级敌人”诚惶诚恐，低头认罪。母亲虽然没有被拉上去批斗，但她怕得全身发抖了，主持人以为她态度不端正，便被狠狠地羞辱了一番，什么“臭地主婆，你刮净了民脂民膏，现在还会抖身子，这么高兴”，“你再这样洋洋得意，我把你也拉到台上批斗”等不堪入耳的辱骂语向母亲劈头盖脑而来。这奇耻大辱如毒蛇之齿，撕咬着母亲的心，但她不敢辩解，只好紧紧地抱住我，强忍着内心的痛苦直至会议的结束。如此残酷的斗争大会，从会场的布置到开会的内容，都让我惴惴不安，感到十分可怕。不过，这批斗程序让我明白了“四类分子”指的是那四种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只许他们老老实实地改造，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我原来的猜想是错误的。虽说我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只是地主的孩子，不是地主分子。

在家庭出身与阶级立场挂钩的年代里，我虽然知道了自己不是“四类分子”，但还是摆脱不了它的阴影。在小学读书的那几年里，我依然受同学的打骂欺辱，时时处处谨小慎微，小心翼翼地活着，从来不敢多走一步路，多说一句话。上了中学，虽然同学都是懂事明理的青少年，但我仍然命运多舛。军训，我不能参与实弹射击；入团，我的申请书始终不能批；助学金，我没有申请的权利。在文革期间，我被同学们戴上了一顶“狗崽子”的帽子，同“反动学术权威”一样受到批斗。文革后，父母被遣送到我插队的村庄，同我一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也和他们一样受人歧视，以是我好像又成了“四类分子”。在那以后的招工中，我都因出身问题而被淘汰。这一切无不让我痛苦不堪，萎靡不振，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家庭成分”的划分，像毒品一样，不知蚀扭了多少人的灵魂，也不知有多少人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我受人歧视的日子，直至1978年，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才得以结束。就在这一年，我欣喜地考上了一所高等院校，走出了命运的低谷，过上了没有压迫与歧视，只有掌声与鲜花的开心日子。

虽说人生旅途有磨难，但它像是人生的一种修炼，会使你的生命更茁壮，思想更成熟，意志更坚强，正如俄国的契诃夫所言，“困难与折磨对于人来说，是一把打向坯料的锤，打掉的应是脆弱的铁屑，锻成的将是锋利的钢刀。”

作者简介：张  荣，男，退休教师。近几年以写回忆录来打发时间，作品有《沧桑老人的童年故事》六十篇，以及其他散文、小说四五十篇。多半作品见诸报刊杂志，以及各种美文集。其中有十多篇在全国散文比赛中获过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