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我24周岁，遇到“瞎猫碰到死老鼠”的好年运，考进厦门大学哲学系，1984年7月毕业，并拿到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
1984年12月17日，厦门大学发给我父亲的《毕业证明书》内容：“（84）厦大毕证第293号 学生林德才，男，福建省龙海县人，1921年10月生，于1950年7月在本校法学院政治系，修业期满（学制四年），准予毕业，特此证明。”
这份《毕业证明书》，是历史时代产物。
父亲的毕业证明书
父亲出生在祖祖辈辈勤劳、俭朴、文盲的农民家庭。据说我爷爷原本没想让父亲读书，因我父亲是长子，到13岁时，为了逃避“抓壮丁”，不得不将他送到龙溪石码西湖小学读书。1939年秋，18岁的他考进了省立龙溪一中（现漳州一中前身）。那时，抗日战争已爆发两年，学校迁到漳平永福。1944年底，为了挽救危局，扩充抗战力量，国民政府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动员知识青年从军抗日。高三年的父亲毅然投笔从戎，报名从军。通过半年强化集训，刚要奔赴抗日战场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青年军士兵纷纷要求复员。1946年1月，10万抗战青年军解散复员，父亲进入大学补习班学习，当年7月考进厦门大学法学院政治系读书。 据父亲生前回忆，在大学期间，他受厦大地下党的进步思想影响，加入进步的学生团体，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民主爱国学生运动。1949年4月，中共闽中地委厦门工委领导梁明高、叶绍书指派我亲堂叔公林文吉（共产党员）和我父亲回到紫泥浒茂洲巽玉村老家，建立地下党交通站，联络龙溪、海澄、南靖等地下交通站工作。配合解放军解放海澄、石码、角美后，帮助解放军动员训练船工，参加厦鼓战役。厦门解放后，父亲原本想再回厦大继续读书，但刚刚解放，学校还没有复课。当时，又急需一批知识青年干部，父亲服从组织安排，到龙溪专委、专署参加“文教科”筹建工作，因此大学没有读到毕业，也就没有拿到毕业证书。
时隔三十年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和他的同学都已到花甲之年了，相聚时，认为当时因革命工作需要，没有读到毕业，学校应尊重特殊的历史事实给同学们补发毕业证书，并因此向学校书面提出了要求。1983年，中顾委委员江一真来福建考察山区经济建设，时任省委书记项南向江一真老领导反映闽西南地下党的历史遗留问题。江一真把考察福建山区经济建设缓一缓，先调查闽南地下党大学生历史遗留问题，回到北京后向中央递交《关于落实原闽南地区知识分子地下党政策问题的建议》。不久，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引起中央重视。厦门大学也从尊重历史事实出发，于1984年12月为由于革命工作需要而提前离校的大三学生补发了《毕业证明书》。1985年，父亲在教育系统光荣离休。
父亲已经离开人世10年了。值得告慰的是，他最小的孙子、我的侄儿，今年又毕业于厦门大学通信工程系。三代人，三个时代，解放初、“文革”后、新世纪，都是厦门大学毕业生，足矣也！
作者介绍：林琦，男，龙海人，1956年12月出生，1984年厦门大学哲学系毕业。历任龙海市九湖镇镇长，龙海市教育局局长，龙海市九湖镇党委书记，闽南日报社副社长，漳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教工委副书记，漳州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