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名叫奎光，1925年出生于龙岩（现新罗区）龙门湖洋，194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最近为了写一篇纪念母校建校百年的征文，当年父亲亲自送我到厦大上学的情景，又一次次浮现在眼前，记忆犹新。尤其是那天在厦大芙蓉四与父亲分别后，他转身离开、渐渐远去的背影，我一辈子都难以忘却。父亲一米七三的个头，在几十年前是少有的高个儿，虽有些瘦削但腰板笔直有力。当时望着父亲慢慢消失的身影，我不禁一阵心酸，眼眶湿润了。
（后排右二，郭少泽）
这是我第一次独自离家外出求学。我站在厦大芙蓉四楼道前，回想起孩提时代的往事。记忆中，父亲留给我的最深印象，是他总是很忙的样子。每天晚饭后，他又开始坐在有点昏暗的灯光下，伏案备课、批改作业、抄写资料卡。夏季天气炎热，父亲汗流浃背，左手摇着一把芭蕉扇，右手仍然不停地翻书写字儿。父亲平时不苟言笑，比较严肃，辅导我们写作文，也是让我们自己朗读所写的文章，他边听边纠正我们的发音，或是看完我们的作业，挑出错别字叫我们自己去查字典并改正过来，很少跟我们讲故事说笑话。但是在送我来厦门读书的路上，他却显得有些兴奋，聊了不少的话儿。（父亲郭奎光1949年获厦大经济学学士学位毕业照）
父亲告诉我，他是1945年秋考入厦大经济系的，那时候因抗战学校临时西迁长汀，还没有搬回厦门。他和同学结伴从老家龙岩，步行去长汀上学，一路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两百多公里路程走了五、六天。一年后他们才随学校搬回厦门。父亲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当年在厦大读书时，就十分关心国家命运、社会进步，积极投身革命事业，秘密加入了学校的地下组织。大学毕业时，正值全国解放，他立刻满腔热情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浪潮。无论是做教育行政管理、教学研究工作，还是“文革”中下放云霄农村劳动，以及后来参与编纂《汉语大词典》、撰写地方志，父亲一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出色完成工作任务。“文革”结束父亲政治上获得平反，他毫无怨言，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过份的要求，而是在担任漳州二中校长、书记后，更加争分夺秒，一心一意扑在事业上。（右二，郭少泽）
不过，父亲即使工作再忙，也从没有放松对子女的培养教育。我们长大后多次听母亲提起，早在大姐出生后不久，你爸爸就说要省吃俭用，多存些钱好培养孩子读书。父亲早已在心里头默默制订了一份培育子女的规划。父母亲长期以来含辛茹苦，在当时很困难的艰苦条件下，把四个孩子拉扯成人。父亲经常鼓励我们多看课外书籍，引导我们从小阅读中外名著。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好读书，读好书”在家里蔚然成风，孩子们都喜欢买书、藏书、读书。
1979年，父母亲的夙愿终于实现了。这一年我和大姐、二姐同时考上了大学。看得出来，寡言的父亲虽然没有表现出喜形于色，也没有说太多赞扬孩子的话儿，但他的心里头一定是很高兴的。不过，随之而来的经济负担一下子变得更沉重了。这时父亲54岁，母亲也48岁了，而小弟还在读小学。接下来的几年，父母亲节衣缩食，以有限的单方工资收入维持家庭日常花销，同时还要供养四个孩子读书，困难可想而知。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每月父亲领取工资后，都很准时地从邮电局给我汇款22元，大三时增加到25元，最后一学期又提高到30元。二、三十元钱，现在可能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四十年前却占到了我们全家月收入的近四分之一！我心里明白，这笔钱是父母亲从牙缝里硬抠出来的，他们一日三餐吃的非常简单，而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孩子们的身上。
（右，郭少泽）
父母亲历来生活俭朴，即使后来家庭经济条件逐渐改善之后，他们仍旧保持着节约、简单的习惯。父亲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不抽烟不喝酒，每月身边只留几块钱用于交党费、理发、订报刊、买书，偶尔还买点便宜水果给我们吃 。他是一个有钱也不会花的人，看淡金钱，专注学问，全身心投入自己所热爱的教育、研究工作。父亲虽然一辈子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作为厦大学子也只是一名普通的校友，但犹如自己的属相“老黄牛”一样，他始终正直做人，淡泊名利，默默付出。父亲以似乎有些单薄的双肩，撑起了对家庭、社会的责任，他的人格和精神，值得子孙们永远学习和怀念！
作者简介： 郭少泽 1983年7月毕业于厦大历史系历史学专业，现任漳州宏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厦大漳州校友会副会长、漳州市闽西支乡协会荣誉会长、漳州市马拉松协会副会长、华安总商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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