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对待诗词注解（二）

我有说明的责任

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时，毛泽东不仅亲自选定诗集篇目，而且逐一进行审定，给作品定题、标注创作时间、修改诗句。1973年，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自己的全部诗作抄写一遍，他一一核对校正，然后让工作人员再抄一遍，又再次核对。如此这般，反复多次。1973年7月，毛泽东在接见杨振宁博士时，谈到对自己的诗“有些注解不对头”时说道：“百把年以后，对我们的这些诗都不懂了。”毛泽东的感慨，表露出一种复杂心理，一方面笃信“诗无达诂”之理，另一方面内心还是希望人们能够正确理解他极为珍视的诗词作品的。

1957年1月，《诗刊》发表毛泽东的18首诗词时，毛泽东在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写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毛泽东不提倡年轻人都学写古诗，同样也担心他们读不懂古诗。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广州读到文物出版社的线装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发现有些注释不正确，他在书中天头、地脚和标题下的空隙处，对《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清平乐·会昌》等作品，写下12条1000余字的批注，其中有言：“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毛泽东诗词传播到国外，但翻译是个难题，比如，误将“黄洋界上炮声隆”翻译成“黄色海洋的边上，响起了隆隆炮声”，令人啼笑皆非。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版后，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立即组织翻译出版英译本。1964年1月，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就其中的一些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共有32条，达1900多字。这是毛泽东解释自己诗词条目最多、最详尽的一次，足见他十分重视作品的对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