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症

鲁海

我大抵是生病了，一闭眼就做梦，晚上做梦，白天打个盹也做梦，横竖都是梦。看过医生，吃过中药，照梦不误。头昏昏沉沉的，像个诺大的油篓，一点也轻松。我真担心，是不是无可可医了。

既然是梦，按说无需大惊小怪，反正是乌须子有，驴唇不对马嘴。尤其那些令人振奋的梦，做了也无妨。可有的梦，一做几十年，不厌其烦，像一条懒婆娘的裹脚布拖拖拉拉又臭又长，毫无新意。它没给我带来任何美好的回忆，也没带来任何美好的向往和快感，而是让我平添了无端的厌烦恐惧，甚至加重了我与生俱来的自卑。

屈指算来，这类梦无非两个，一个是高考梦，另一个也是高考梦，一个在晚上，一个在白天。无论白日梦还是黑夜梦都是高考失利梦。心内科大夫说，这是典型的高考“恐惧症”，属于心病。“是啊，四十多年病史了”。这样说来，我的病就是表现为恐惧症的“心病”了。有道是“心病还须心药医”。

1978年，我高中毕业。那时候已经普及高中教育，初高中全是两年制，各公社中学无论有没有教学资格，一律设立高中部。1977恢复高考第一年，我们几个所谓高材生不知深浅地参加了首次高考，考点设在县二中。不考不知道，一考吓一跳。尽管当时考题那么简单，但是对于我们这样基础的考生来说还是高不可攀的。高考“恐惧症”大概就从这里开始了。接下来的几年辗转菜屯、韩屯复课，就像有病乱投医那样。

这个阶段我走了不少弯路。因为对高考的恐惧，为避重就轻，慌乱中自做主张选考“中专”。于是，老师台上讲高中课程，我在台下偷偷复习初中课程。为此，谢金国老师特别不满意。到了1980年秋季开学，无奈之下不得不转入县二中继续复课。1981年夏季高考勉强考入聊城农校。

复课三年，考试五次，如凤凰涅槃，身心俱疲。接到入取通知书，如释重负，飘飘然若范进中举。中专也好，大专也罢，总算没白费工夫，有个归宿，也有个交代。可病根还是落下了。

期间的压力方方面面。一是学习上的压力。复课时间越长身心越疲惫，脑子越容易“滑轮”。许多问题看着眼熟面花，真做起来未必就会。而考试这东西会了才是第一步，还得做得快、做的准、做得好。所有，真上战场，高分生未必是复课生。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陆续有同学被高校入取。落榜者在老师同学面前很没面子，心理压力不断攀升。三是来自老家的压力。在乡下，过了十八岁，就该上大河了。复课，队里就缺一个年轻劳力。人家嘴上不好意思说，自己心里不能没数。乡亲们见面一句：“你又到哪里上学去了？”这一句看似平常的寒暄，往往引起人的多虑。第四是来自家庭的压力，这也是最大的压力。家人们支持我高考这没说的，特别是我母亲态度最坚决，砸锅卖铁毫不含糊。为了集中精力让我考学，两个妹妹辍学务农。而当时依然是以地瓜为主食的日子里，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我不仅不能助家庭一臂之力，还得给我宽松的时间，相对优越的生活。特别是到了二中，学校要求学生统一交纳小麦。班里不可能让我搞特殊，这让我十分纠结，难以启齿。

这些压力，加剧了我对考试的恐惧。而1981年又恰恰遇到高考“预选”，这无疑于雪上加霜。如果连预选都不能入围，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夜阑人静的时候，常常蒙上被子暗自流泪。

“病根”还是清晰的，只是无药可医。有时候，考什么题，得多少分都清晰可见，而最让我担忧的则是数学和物理，特别是物理。说起来我也不是不说理的人啊。有时候梦中劝解自己：“都上班了，有工资待遇，考得孬好无关紧要”。而每次这样的梦都令人沮丧烦恼。

几十年了，这”该死的恐惧症”不离不弃，让我惊魂甫定，又让我感到好笑。不走也罢，我决计带它去见上帝了！那里该是没梦了吧。

作者简介：鲁海，本名胡振同，上学时期就喜欢文学。退下来后，摸索着写了一些诗歌，小小说、散文、札记等，散见于报刊，网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