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子、坐标与人生的镜子

1949年9月，沈从文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最终决定“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从在生长中的社会人群学习”，他将自己的心境变化写在信中，他写道：“音乐帮助了我。说这个，也只有你明白而且相信的！……我需要有这种理解。它是支持我向上的梯子，椅子，以及一切力量的源泉。”他曾多次在信中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有些话只能对张兆和说，而她的理解对他意义重大。

在新中国成立后遇到前所未有的写作瓶颈之时，他也曾对妻子写信道：“写文章如像给你写信那么无拘束，将多方便，还可写多少好东西给后来人看。”而同样，理解之外，夫妻二人在人生经历、处事方式、思想方面有很多差异，这种差异更成为他们认识彼此、确立自我的坐标。人总是在与他者的参照中、在他人的注视下确立自身的，张兆和与沈从文相伴走过五十多年的岁月，这种无法区分彼此的共同的自我塑造过程，最为深刻也最为持久。在沈从文历次的精神困境之中，张兆和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他自身未必意识到的部分，又像是一个坐标，参照着生活的走向，这些都最终成为了他离开深渊的梯子。

张兆和与沈从文有很多不同，“文革”期间，沈从文曾在信中写道：“你是在集体中长大，从集体中得到发展，受人尊重，得人认可的。所以一切十分正常，接近新事物也是正常的。可望少出差错。不能创造，却能守常、应变。”他反照自身，便觉得自己是个不擅长进入集体的人，类似的表述在他1949年后私下里或公开的言说中非常常见，他真诚“检讨”自己民国几十年里所受的个人主义思想的毒害，并且认为自己是个不善于“应世”之人，因而在巨大的时代变革中像“一只大而且旧的船”，很难掉头。而张兆和在历史的各个阶段，似乎都能妥善适应。解放前夕沈从文最严重的一次精神危机，也正是以“忘我”的方式解决的，他要不再游离于人群，“在群的向前中向前”。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当然有时代意识形态的因素，未必便没有来自身边最亲近之人的品性的影响。而他得以从精神困境中恢复的方式，也从不是通过孤独的精神冲突实现的，虽然在精神最崩溃的时候，他曾自怜地多次宣称自己“孤独”、“没人能明白”，甚至说“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但事实上，他从不曾真正孤独，他能够从精神困境中走出来，也正是在许多关心他的人的帮助下实现的。当时他的身边除了张兆和和两个儿子，还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还有金岳霖，他们都曾对他关心照拂。反而也许正是“孤独”的幻象使他陷入绝境。张兆和在劝慰他时，也曾说“多同老金、思成夫妇谈话，多同从诫姐弟玩”，与真正具有可贵品性的人交流，往往是治愈孤独幻想症的最佳良药。一种自我封闭式的孤独往往便是精神动荡的根源，试想，《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如果不是孤独地在他的斗室里思考了几个星期正义的抽象问题，不是回避而是和拉祖米欣这样真实可贵的人多多交流，杀人怎么会成为一个可能的选择？

而张兆和与沈从文的交流，也往往能最切中他的要害。抗战期间沈从文卷入了几场无畏的争论，张兆和写信劝他将才华用在小说写作上，说他“不适宜于写评论文章，想得细，但不周密，见到别人之短，却看不到一己之病，说得多，做得少”。情况恐怕也确实如此。而当涉及具体的生活问题时，张兆和也将他耽于面上的虚荣，而忽视实际的生活的特点看得真切：我想着你那性格便十分担忧，你是到赤手空拳的时候还是十分爱好要面子的，不到最后一个铜子花掉后不肯安心做事。希望你现在生活能从简，一切无谓虚糜应酬更可省略，你无妨告诉人家，你现在不名一文，为什么还要打肿脸充胖子？

她在另一封信中也提到自己的人生态度：“我情愿躬持井臼，自己操作不以为苦，只要我们能够适应自己的环境就好了。”她对于沈从文质朴天真的本性十分了解，所以更担忧这些被外在的虚荣磨灭：“一个写作的人，精神在那些琐琐外表的事情上浪费了实在可惜，你有你本来面目，干净的，纯朴的，罩任何种面具都不会合式。”解放前夕直至人生末尾，她的人生态度也一直如此。

沈从文在解放前的精神危机中曾提到她的话给与他巨大力量：“我们要在最困难中去过日子，也不求人帮助。即做点小买卖也无妨。”而他忽然醒悟的瞬间，也是想到了妻子的话：“你和巴金昨天说的话，在这时（半夜里）从一片音乐声中重新浸到我生命里，它起了作用。

你说：‘你若能参军，我这里和孩子在一起，再困难也会支持下去。’”这些话究竟如何给了沈从文力量，或许我们无法真正得知。但如果联想到沈从文在1949年后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地对生活抱持着实际的态度，“我只希望不要用头脑思考！多作点事！”以及1980年代，二老面对种种名利的重新袭来，报以的那令人吃惊的淡泊态度，便会意识到，在那种最严酷的环境之中，亲近之人那种严肃的精神和言行的力量有时超乎我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