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和与沈从文（二）

理发、吃饭：生活最坚实的一面

沈从文敏感、执着，又思虑深重，因而每一次时代大变动的时候，都会陷入深刻的精神冲突中，几至精神崩溃，他自己对此有所意识，并深感抽象思考带来的痛苦。有趣的是，张兆和每一次劝说他或改变他的方式，都与吃饭、理发这类生活细节相关。

抗战期间，沈从文孤身到西南联大上课，一度与留在北平的张兆和两地分居。这时国家正在危难存亡之际，他个人亦卷入许多大大小小的争端之中，精神也陷入了“周期的郁结”中。他曾在酒后当众为时事大哭，也曾在与张兆和的信中提到自己“过日子不免露出萎靡不振神气”，“我这人原来就是悲剧性格的人物，近人情时极近人情，天真时透底天真，糊涂时无可救药的糊涂，悲观时莫名其妙地悲观”。他几次催促家人南下，“我离开你，便容易把生活转入一种病态。

”经沈从文多次催促，张兆和终于于1938年10月转经香港、越南来到昆明。他们见面第一件事，就是讨论头发的长短，杨苡将他们见面的情境写了下来：

三姐憔悴消瘦，眼睛里却闪着快乐的光辉，她望着沈先生，不在乎我们还在跟前便忽然对他说：“头发都这么长了，难看死了！”沈先生笑眯眯地回答：“没办法，哪有时间去理发！”

团聚的当天晚上，夫妻二人在房间里一边整理书籍，一边谈话。第二天沈从文的头发便已修剪过了，“沈先生显得年轻、漂亮，从此再也看不见沈先生原先那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形象了。”关于头发的争论一直贯穿在他们生活的各个时期。

解放前，沈从文经历了人生中最严重的一次精神危机，一度选择自杀，身边的亲人、朋友都注意到了他的异常。张兆和1949年1月底写信劝慰他，又一次提到了吃饭、洗澡，她写道：“你应该理一次发，洗一个澡。”而正值精神崩溃的沈从文在这一行字下面批注：“这有什么用！”

“文革”期间，这一争执还在继续，沈从文信中写道：“小至于忘了洗脸、理发，也居然会生气不快乐？忘了吃顿饭，又算什么？”他觉得投身工作才是“大事”，怪妻子过分纠结“小处”。与沈从文相比，张兆和一生井井有条，沈从文曾在与他人的书信中提及，“文革”期间张兆和在湖南从事重劳动，装卸砂石，挑粪种菜，却仍然不失从容，“可是很怪，不少怕脏装病的，经常还是邋里邋遢，兆和阿姨倒一身永远干干净净，而且工作得十分认真，又十分开心！”其实，卫生习惯看似与精神上的冲突和抽象思辨没有直接关联，却是一个人生活环境的构成部分。环境会影响人的心境，人的心境亦有时反映在他生活的环境之中。一些有关心理健康的研究便会注意到，长期不洗澡或不注重个人卫生，往往是抑郁症或其他心理疾病的早期征兆之一。

沈从文虽不愿相信洗澡、理发和精神困境的解决有什么关联，却也意识到远离张兆和，自己便“过日子不免露出萎靡不振神气”，恐怕正是这些他视作“小处”的细节，最易为人忽视地影响着他的精神处境。我们总习惯于将精神和物质分开来对待，但这一区分并无切实根据。精神总是在各种各样物质的因素之中发展的，有时一次理发、一次外出吃饭要比精神世界里千百遍钻牛角尖式的精神冲突有益得多。张兆和书信中常常提及“吃饭”也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过去人们非常关心沈从文1949年以后几乎不再写作的问题，常常将之解释为思想上的转折，这当然是主要原因，但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他身体的日渐衰弱。1950年代起，沈从文就陷入了日渐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的折磨中。他曾经数度想要重新提笔写作，并且作协也屡次表达了对他重新写作的支持，但病体使他精力大不如前。一个人的身体好坏，直接影响他的精神状态，甚至也许与他的个性风格有间接的关联。

张兆和一生朗健坚强，或许也与她一向较为健康有关。精神世界的任何冲突都需要身体的基础，所谓“意志力”亦与身体的能力密切相关。因而，“吃饭”“理发”看似都是最基本的提醒，却也是生活最坚实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