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福建子VS川藞直

宋代关注闽蜀同风现象的热心人群，多是朝中的士大夫群体，闽蜀同风流出自“朝中有云”的舆论，也可知闽蜀同风的“发现”是朝堂上的士大夫的“发明”，而不是各处地方士人比较家乡特点的结果。闽蜀同风的表象在北宋突然得到普遍的关注，绝非偶然的人文地理现象。

事实上，北宋前期，四川的局势一直不稳定。宋太祖刚刚统一四川就发生后蜀降兵大起义；太宗末年又发生了震惊 全国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真宗初年又发生震动一时的王均兵变，短短三十年间变乱频生，使得朝堂之上对四川的民风颇为反感，朝中的舆论更是大肆宣传四川乃乱民丛生的危险地带。仁宗年间的诗人张俞曾描述外人对蜀中民风的看法，简言之就是“奸讹易动” （《成都文类》卷29《颁诏厅记》）。宋代的官样文章中，四川的地理、经济、民风，无不令人忧心，“夫九州之险，聚于庸蜀，为天下甲也。五方之俗，擅于繁侈，西南为域中之冠也。多犷敖骜而奸豪生，因庞杂而礼义蠹。” （张咏《张乘崖集》卷8《益州重修公署记》）

在宋人看来，蜀地的易乱，源于其民风的不良。黄庭坚《涪翁杂说》载：藞直，泥不熟也。中州人谓蜀人放诞不遵轨，辄曰：川藞直。时人提到四川，想到的是，“俗悍巧劲，机发文诋，窥变怙动，湍涌焱驰” （《成都文类》卷21《送益牧王密学朝觐序》），在这样的歪风浸染之下，蜀地自然“士民缘奸，争饰诈利”，蜀人张俞曾慨叹外间对四川的误会时说，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四川“其俗文、其风武、其政急、其刑威，兵乘而骄，吏袭而奸，民伺而暴” （《成都文类》卷22《送明运使赴职益州序》）。

宋代以科举取士，闽蜀都渐渐成为书香之地，在科举上优势突显，成绩斐然。北宋中期以后，在官场上成为一支新的生力军，大大地挑战了宋代立国以来的朝堂格局。特别是在神宗年间的变法与不变法之争中，福建的新进士人借参与变法的机会大量涌入权力中心，吕惠卿（泉州）、章惇（建州）、蔡确（泉州）、蔡京（兴化军）、蔡卞（兴化军）等闽人相继成为变法派的骨干，位高权重。而反变法势力虽然一度失势，但他们凭借把持政治话语权的舆论优势，极力给福建人贴上各种负面的标签，其中“福建子”三字，在宋代更是成为政治上反复无常小人的代名词。由邵伯温建构起来的王安石晚年失落地在家里天天写此三字以泄愤的故事 （《邵氏闻见录》卷12），被文人们广为传布，几至家喻户晓。这个故事被多种史著反复引述，流传甚广，仅宋人的著作中就有朱熹的《宋名臣言行录》 （后集卷6）、徐自明的《宋宰辅编年录》 （卷8）、吕中《宋大事记讲义》 （卷17）、陈均《九朝编年备要》 （卷20）。

有趣的是，当时“中州人每为闽人所窘”，便被“目为福建子” （朱彧：《萍州可谈》卷3），似乎吵架吵不赢的时候，只要开“地域黑”就能缓解窘境。更好玩的是，北宋末年，密州人（今山东诸城）赵挺之，更是得了个“移乡福建子”的绰号，因为时人觉得他的为人，“观望险诈”，虽非福建人，却沾染上了“福建子”的邪气。福建人在舆论中的劣势，就连普通的士人都敢在闽人权贵面前表现出对福建人的不屑。吕惠卿主政延州时，曾将孙女许以一新科进士，该进士竟跑到开封府找知府蔡京要办理悔婚，并对蔡说退婚的原因只是“不喜与福建子相交” （朱彧：《萍州可谈》卷3）。须知，办理此案的蔡京，也是福建人啊！

将复杂的民情风俗现象转化为一目了然的诸如“福建子”或“川藞直”之类的简单符号，正好适应了大众舆论的接受兴趣。尽管宋代北人士大夫竭力使闽人边缘化的努力，并未能阻止他们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但是在舆论氛围的营造上，他们又是非常成功的。《宋史·奸臣传》的北宋部分，就几乎成了福建人的专版，而整篇《奸臣传》总共20人中，福建就占了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