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海著《黄河传》连载23 第六章表里山河（山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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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5 09:55:47 212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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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海著《黄河传》连载23

《黄河传》

张中海著

第六章表里山河（山西）（二）

“旱地行船”与“六股头”

远古时期的大河之上，瀑布除作为界标或自然崇拜物外，具原始生产力状态的人类对此毫不感兴趣。以后河运兴起，它反而成为令人头痛的障碍。1954年春，延安方面直属的一支船队由当时第一船手马万荣带领，起运军用物资发往潼关，其中一船是火车零部件，单件重大多千斤以上，超宽超长，雇人抬，抬不动，自己抬抬不了。马老船叟没办法，只能做出推船下水过龙槽的决定。

龙槽的山西河岸这边，有两股水流，依次叫溜船壕、烟筒壕。黄河水小时，溜船壕涸、又加之此本河道，滑阻力小。烟筒壕河道陡，壶口瀑布激起的水雾顺河喷涌，状如烟筒，故称烟筒壕。此二壕与龙槽并行，只是没有龙槽内水势湍急。马万荣无奈掌尾棹驾船顺溜船壕下行，几个亡命徒，居然闯过龙槽天险，是黄河船运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

之前，龙槽上下出事的不止数十家。三交镇坪上村的刘财主自养大船，雇水手数十名，经营水上生意几十年，终因一次风大浪险，下行船失控，困在龙槽盖上俗称馍馍石的地方。为了救人，连送七条人命，刘财主从此破产。吉县一位姓胡的老艄在龙槽以上遇风失控，船上十余人丧生，仅胡艄一人幸存，万荣曾去拜访。那胡艄自从失事后得了一种恐水症，即一见流水便恶心呕吐，从此再未吃水手饭。

而恰恰就是这个障碍，为了怎样使上下船只更快更有序地通过，壶口岸边六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村庄，由此结成一个至今看来也颇具现代意味的航运组织—“六股头”。松散如土豆，素无专业训练的村民，就都成为产业工人和“股东”。

来往船楫在壶口上游河东的龙王辿泊岸，将所有物资全部卸下，并将船拖上石岸，用人畜纤拉到壶口下游数公里之外的七郎窝，再入水装货顺流下行。对这种拖船法，人们冠之以令人啼笑皆非的名称：“旱地行船”。

“ 六股头”组织产生前，路经壶口船楫的货物，皆由沿河居民自由揽运。商家利益、船家利益、搬运工利益等河涨河落春去秋来所形成的行市，在壶口东浒的航运中，时常形成滞运、抢运、斗殴以及运价抬高等诸多问题，有时泊岸船只拥挤十数日不能下行。康熙年间，当地乡绅发起在壶口东岸凿渠引水流船解决人力拖船问题，并提出凡参加凿渠村庄，均有承揽码头搬运权利，否则，不能介入码头搬运市场。此渠凿成，因出口水面显高不能使用，但因协议组成的一个包括吉县壶口附近的南原、上市、中土、留村、南村、古贤村搬运组织“六股头”，却留了下来。

“六股头”意思是，六个大村六股分成，每年由六股中轮流推举一个股头。其股头产生的办法，采取一年一度摇骰子的办法，得胜者任股头，任期一年。股头的职责是，负责管理本股承担所搬运货物和拖船时的人事分配；负责征交本股也就是本村所辖居民的“甲总粮”，即税收；负责缴纳码头军警生活补贴用款；负责向股员分配搬运利润。股头还有一些特殊权利，每搬运一只船，从中抽费1200文，名叫“余头”。这1200文，800文归股头所得，其余400文为公共积累，以供特殊情况和献戏使用。实际是股头的组织运筹费用，下余80%，才是股民应分数。股民分配办法，又采取原始平均分配法，即“拨堆认股”和“好汉股”。按拖船人数，每10人为一股，将收入的钱按股分为若干堆，然后分给每个股民。对股民分配，不分男女，体质强弱，出力大小，只要参加了拖船，都分得一份。这就有了平均主义、原始共产主义的意味。而“好汉股”则是向搬运过程中贡献大、出力多的村民倾斜，具“按劳取酬”的市场经济色彩。又因为股头是通过摇骰子产生，所以本股村民，都有担任为期一年股头的可能。

为防止码头搬运纠纷，“六股头”组织严格按协议进行，叫作“按弋搬运，周而复始”。就是将上游下行泊岸待卸的船只，每七只编为一组，他们叫“一弋”，每个成员村股每次拖完一弋，即交下个成员村股拖运，以此类推排列搬运次序，违者由龙王辿神会处理。在一弋排列次序中，仍然存在着一个先后问题，船主往往在争取先行拖运时，必然要向股头行贿，当地人称这种贿赂为“暗钱”，归股头私有。

“六股头”航运对当地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经济又推动文化。据龙王辿六股人等在宣统元年给知州黄寿征所树的一块功德碑分析，每年码头可为州立学堂提供经费银两约1600余两，约折小麦126万斤，由此才使当时靠近龙王辿码头的文城一带，成为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进学秀才最多。1938年日军进犯吉县前，此地居民住宅已十分考究，一般人家都饲养高骡大马，一部分人甚至有数量不同的长、短雇工，或在冯家碛龙王辿，小船窝一带开设商号和宿店。

具体每年的收入究竟多大呢？据老年人回忆，船经壶口瀑布码头，一般装卸费白银6两左右，人、畜每天收入400文即可折购小麦60斤，年收入白银50两，可购小麦3万斤。正常年景路经码头船楫达四五千只，码头搬运收入白银约2.4万两左右，加上拖船收入，可购小麦1600万斤，大概是当时吉县粮食总产的40%左右。此时依靠黄河收益的约800余户，3000余口人，年户平均收入白银33两，人均收入白银9两，按当时粮食市场折算，每人可折购小麦5400斤。

此组织兴于明初，繁荣于清代，衰落于抗战前，前后约经历了400余年。它的黄金时代应是乾隆至光绪之间，按照同治九年修复捻军东渡烧毁庙宇碑文来看，当时献资修庙的商号有63家，其中有钱庄、皮庄、当铺、盐店、药铺和京货店等。故清代贾遇时著文写道：“斯地也，山势巍巍，重叠万仞；河水浩浩，波浪千层……舟楫到此，能不舍水而归登陆乎？是以客船星集，如鱼贯之相连；店铺林立，似雁行之不绝……水旱码头，盖莫善于此地……人人得而就食……得财犹运掌，归尽六股之兼人；求利若折枝，远招四方之游民……地虽偏小，胜得泾阳三原；形似弹丸，赛过长安八水。”

从上游河套王同春初露锋芒的“短辫子河”“四股头”，到晋陕峡谷壶口天堑“六股头”，再到20世纪90年代初大河上下渐兴的两人或多人合伙公司，大大小小的股份公司和以后国家独营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以至上市公司，历史转了一个圈之后又回到初始的起点。当然，这个回归已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式上升了。

河出龙门

黄河西来决昆仑，

咆哮万里触龙门……

李白诗中所说龙门就是晋陕大峡谷的南口。龙门，以河津市西三十公里的黄河天险龙门渡而得名，在壶口以下百公里。《水经注》载：“龙门山大禹所凿，通孟津河口。”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当然只能发生在这里，虽然自古至今无一人见过一条鲤鱼跃过龙门，但是旧时学子进京赶考前，都习惯到这来拜谒，以求上苍保佑心想事成。每年三月桃花盛开时节，因繁殖求偶，龙门一带河面上确有大量金鲤跳跃，当地人谓“春鳞汲浪”。

看龙门雄姿，可以站在龙门下游风陵渡横跨山陕两省的黄河公路大桥向上眺望，更可以在桥下乘机动船直接溯流而上。无论哪个角度，都可见自天而下的黄河，像一把利斧，把龙门劈为最窄处仅60 米的两半。东西壁立千仞，夹岸对峙中，分明是一条大蟒张牙舞爪从深处横出峡中，先北而又西，受西面崖壁阻挡，又折向东；而东岸又逼，如此激流三折，形成“龙门叠浪”。高原本来多风，风至龙门又汇集成束，风卷浪涌，撞在石壁散为水雾，恰似一条蛟龙在此喷云吐雾。

为了纪念大禹，古人在河流跌口处崛然而起的龙门巨石上，修建了一座宏伟壮观的禹王庙，塑了“禹王镇蛟”神像，供香客游人凭吊。而在东西两岸悬崖绝壁上，原先都有很多可观的建筑物。 “下自禹庙缘山西南行，有石崖耸峭，俯临孤出，横复河上，或凿壁架木，为飞梁栈阁；构楼其间，可从楼中缒汲河水，以供茗饮。”而今，古人绘声绘色给予描述的建筑物都已湮灭不见，河中巨石上的禹王庙在抗战时期也毁于日军炮火。

潼关以下三门峡河道有人门、神门、鬼门，这上下七十公里的峡谷河段，也有黄河千万年来凿出的龙门、石门、孟门。如果说如宫阙正门、侧门并排分列三门峡的三门给人以一览无余，此三门则如侯门深宅的回廊套院，不深入进去，就无法知晓那一座影壁背后所隐藏的险峻奇绝。

由龙门逆水上行5公里为石门，天上来的一条大河在这里被仅60米宽的峡口缚为一束，其激流喷涌与龙门如出一辙，继上60公里便是孟门，再上是龙槽，再上是壶口瀑布。

按当地民间叫法，龙门以上河段称“山河”，以下叫“平河”。滩险浪伏的平河行船不易，山河走水更可想而知，特别是过“三叠浪”，当满载货物的大船顺水而下，当船将要和岩石相撞的一刹那，船老大迅疾拨动舵杆，船只即掉转方向向对岸驶去。当船再一次接近对面悬崖，艄公又用篙杆一点，即脱离险境。而再往下，接着就是狭窄险陡的龙门，船到这里，像脱缰野马，稍有疏忽就船毁人亡。但凡有经验的艄公眼疾手快，握住篙杆，以闪电般的速度准确地勾住两旁陡壁上的铁环，调整航向，使船只勉强通过跌口。

龙门又称禹门，作为黄河山陕峡谷的出口，右岸龙门山，左岸吕梁山，两山环抱，形如蟹螯，形成一天然门阙。天造地设，正好让这一条大河可展雄姿。

龙门河中曾有两座石岛，分水三流，古有“上三门”之称，与晋豫间的三门遥遥相对。西门叫“ 骆驼巷”，因泥沙淤塞，只在洪水时可漫流；东门在元代已被填塞，并在其上建庙宇，河水现只从中门下泄。中门下游有一巨石，矗立河心，名“水面石舟”，上刻“龙门”两个大字，其大如斗，荒年水落石出，人始见之，今复漫没，不可窥寻。

而在禹门口东侧石崖上，则还留有一幅一幅巨幅石刻，系 1939 年夏季，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九十军六十一师师长钟松在龙门驻防期间，为纪念抗战以来该师对日作战阵亡的22400位烈士所为。其中有时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的“气壮山河”，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题“精神不死”，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成功成仁”，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题“伟绩千秋”等。

“没过河的过了河，过了河的没过河”

“黄河小北干流”指黄河中游龙门至风陵渡（右岸为潼关）的干流河道，全长132.5公里，因其特性有别于晋陕峡谷河道，而称之为“小北干流”。

它北依龙门、吕梁，南屏秦岭，由北而南穿过汾渭阶地，左岸山西运城因雄踞大河之东而古称“河东”；右岸陕西渭南。山西一侧自上而下经河津、万荣、临猗、永济、芮城三县两市；陕西一侧经韩城、合阳、大荔、华阴至潼关。禹门口和风陵渡，各有一座铁路桥和公路桥飞架南北，贯通晋陕交通。

小北干流是由湖盆演变而成的河道，经历了剧烈的下切和堆积过程，黄河经晋陕峡谷出龙口，河道突然展宽，流速放缓。公元9世纪后，河道演变的主要形式由下切变为淤积，河床淤积抬高，河水则不断侧蚀侵塌高岸，至公元13世纪到16世纪的元明时期，小北干流河道已成典型的堆积游荡性河道。河势散乱，夹滩密布，汊沟交织，主流左右摆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河道稳定的表现形式是流势和节点的稳定。自周秦至汉唐，这种河势一直没有改变。当时，“禹门口宽八十步，大石嘴和桥南之间河宽一里，庙前和东少梁之间河宽四十七扁担，蒲州和大庆关之间河宽二百步，风陵渡和潼关之间河宽四十六扁担。”历千年之久，没多大变化。

变化在明以后。以蒲州城为例，蒲州早年建城，明太祖洪武四年重筑，重筑后城高三丈八尺。现在仅余两米，有的地方还不到两米。原来西门外有一小坡，小坡垂直距离有一丈多高，现在小坡已成了平地。据当地老农估计，近二十余年来，蒲州城西淤高了三、四米，如由唐开宗铁牛沉没处算起，淤高二三十米。

原在蒲州城南1.5公里处流入黄河的涑水河，由于河床增高难再流入，形成漫流泛滥至蒲州城下。

在禹门口至船窝两岸，陡峭的石壁上，至今还能看到什么年代留下的锈蚀的铁环和模糊不清的点痕。点痕是船篙点击所留，铁环则是挽船所置。

船逆水而回时，借助钩杆前端铁钩钩住石壁上的铁环，用力拖曳使船得以上行。

20年代中期，老河工告诉专业人员，40多年来，这些铁环已上移三次，每次约一人高。这就说明，40多年来，这里的河道淤积上升为3—5米。

再参照龙门水文站实测水位流量资料及其他方面实证：1931年以来，该河段河床淤高3—4米。1935年以来，河床淤高5—6米。1935年河床低于1931年，是由于1933年洪水揭河底影响。

民间传说“随河水消长而消长，始终立于水面”的禹门陵及禹门水中石，由于河道淤积，现在已都湮灭无存。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研究人员通过对老河工走访得知，1933年大水揭河底后，船窝至禹门口沿岸，清咸丰年间所置拴索铁桩露出水面1 米多。

一年多以后，又淹没于水下了。

黄土高原千余年间的持续破坏，气候环境的变迁，宋以后小北干流地质构造活动的加剧，潼关高程下切侵蚀的消失，使小北干流泥沙淤积，河道摆动加剧的灾害自清朝后显著表现出来。两岸数百村镇付之东流，河道宽达18公里以上。

明穆宗隆庆四年，也就是1570年大水，水沙淤积至什么程度？朝邑赵渡之南原有一个西仓村被淤至河底，重建西仓村，挖沙五尺，始见原院墙。

新建的西仓村，人称村上村。由于淤积发展，一些古老城镇如荣河、河津、永济、芝川等，先后于1920、1948、1960、1968年搬迁新址。

淤积发展造成该河段河床宽浅散乱，主流游荡不定。清代末年的一天，东西过往行人夜宿蒲津关，准备第二天西去朝邑或东去蒲州。但是第二天一早醒来，不禁惊得都说不出话来。原在蒲津关以东的黄河，一夜之间，竟跑到蒲津关以西。行人哭笑不得：“没过河的过了河，过了河的没过河……”

同样尴尬，大庆关也遇到一次。隆庆四年，河道一夜溃岸西徙20 公里，原来属于西岸的大庆关移于东岸。

如果说城池由于河徙可以左右位置转换，那河滩地呢？自古以来农民都视土地为命，淹了的心本不甘，那新淤出的该由谁来种呢？所以，一河两岸晋陕两省村民滩地纠纷从来就没断，以致新中国成立后，也曾把官司打到周恩来总理面前。那时，只要看着河滩上空有竹竿、扁担挑起的黑衣服摇动，四面八方的人群就会像饿狼扑来，投入一场包围自己领土的械斗。

那时，人们意识中，黄河滩就是不讲理的地方，因为黄河从来就不讲理。如有纷争，或争不出结果，就武力解决。不靠河的人也诸如此类，也会跟对方直来直去：“走，河滩上去！”谁拳头硬谁说了算。

即便他没有河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