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景龙口述 武金琢整理
2018年6月30日,是革命先烈黄骅牺牲75周年纪念日,在这个难忘的日子里,使我不由得想起了父亲经常向我们讲述的黄骅烈士的故事。
我的老家是海兴县苏基镇大梨园村,父亲叫林贵彬,2015年去世,享年89岁。生前,他经常给我们兄妹几个讲述黄骅曾经在我家住过,以及我们全家冒着生命危险为黄骅藏匿重要文件的故事,教育我们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革命意志,完成他们未竞的事业,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积极贡献。老人每当讲起这段故事的时候,总是既感到自豪,又显得心情特别沉重,自豪的是把黄骅曾经在我家住过引以为荣,心情沉重的是对黄骅的牺牲感到无比的悲痛。听父亲讲,那是在1943年发生的事情。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极其残酷的日子,日本鬼子对华北地区进行疯狂“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抢光、烧光“三光”政策,老百姓终无宁日,经常逃荒,有的流离失所,甚至被杀害。为了抗击日寇,黄骅奉命在冀鲁边一带区域领导抗日,通过组织武装,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与日寇进行游击战争。
就在这年年初,天气还没有变暖,时任军区副司令员的黄骅奉上级命令,率八路军某部驻扎在我村和附近村庄,进行队伍休整,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司令部就设在我村,指挥机关设在我家,黄骅与其夫人住在我家西房间。听父亲讲,黄骅之所以选择住在我家,是因为我二大爷也参加了八路军,是抗日家属。黄骅是南方人,长的英俊潇洒,说话总是略带微笑,和蔼可亲。他对我们全家非常热情,经常与战士们一起帮助我家挑水、磨面、扫院子,亲如一家。父亲那年16岁,非常敬慕黄骅,在黄骅不忙时就凑上去说几句话。父亲讲,黄骅每天忙于开会、听汇报、看文件,工作非常紧张。黄骅的夫人比黄骅同志稍矮一点,爱看书,主要照顾黄骅的生活。他们外出开会或巡查,都是骑着战马行动。

(黄骅同志就牺牲在这把椅子上)
部队大约在我们村一带休整了一个多月。突然有一天晚上,部队接到命令,紧急集合,向村北撤离。由于部队行动紧急,黄骅的一些重要文件来不及带走,就深情托付交给了我爷爷,要求严密藏匿,丢了性命也不能丢文件,待有机会再派人来取走。我爷爷和我父亲满口答应了下来,表示宁死也要为部队保护好这些重要文件,请首长放心。当晚,爷爷和我父亲提着圈灯,把文件装进一个铁桶里,外面又裹上麻袋,埋在了家中一间草屋子里,上面垛上了草码子。
第二天天还未亮,一大群日本鬼子闯进了我村,到处搜查,盘问八路军的去向,群众都说不知道。几个鬼子来到我家,翻箱倒柜,用刺刀刺草码子,试图想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折腾了一阵子,结果一无所获。爷爷和全家人看到日本鬼子离开我家后,才长长地喘了一口气,使一颗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在这之后,我爷爷和我父亲天天盼着八路军来取走这些重要文件,可是很长时间听不到黄骅和部队的消息,心中特别着急。为了保护好文件,我爷爷和我父亲每天都要查看几遍草屋子,看看是不是安全,一有风吹草动,夜间都要起来查看一下,生怕出了问题。

大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黄骅的警卫员和几位战士来到我家,说要取走黄骅留存的重要文件。我爷爷和父亲立即把草屋子的草码子搬开,把装在麻袋和铁皮桶子里的文件,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来取文件的几位战士。看到文件丝毫未损,一件不缺,黄骅的警卫员和几位战士非常高兴,连声道谢。我爷爷说:“咱们都是一家人,这是我们抗日家属应该做的,不用客气,只要能全部交到你们手里,我们就放心了”。但说是说,爷爷和父亲后来每当提起这件事想来就感到后怕,因为是冒着生命危险把文件保护下来的,一旦让日本鬼子发现了,恐怕一家人的性命就难保了。这天正值中午,我爷爷让家人给几位战士做了一锅小米饭让他们吃。就在吃饭间,警卫员讲述了黄骅在大赵村被叛徒冯冠奎杀害的消息:1943年6月30日,根据边区党委会议精神,黄骅在大赵村召开侦查工作会议。下午6时许,军区手枪队长冯冠奎带人闯入会议室,当场枪杀了黄骅等五名领导干部和两名警卫员,其他同志负重伤,冯冠奎等人随即逃跑。听到这个消息,全家人感到非常震惊,万分悲痛。饭后,爷爷和父亲含着眼泪送走了取文件的几位战士。

事情过去了几十年,我家一直保存着为黄骅藏匿文件的那个铁桶子,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上面写着“美孚”两个字,母亲多用来存放粮食。直到2008年,黄骅市有关部门知道了黄骅在我家曾经住过的这段历史,专门派人来了解情况,并且征求我父亲的意见,取走了当年为黄骅藏匿文件的那个铁桶子,说是要作为革命文物存放在黄骅烈士纪念馆里。
黄骅在我们家住过的故事,由我爷爷和父亲讲给了我们,一讲就是几十年,然后我们几位兄妹又不断地讲给我们的下一代听,成为全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后来我们对黄骅的革命事迹了解得更全面了,对下一代讲起来内容更加丰富。黄骅的故事我们还要一代又一代地讲下去,让革命先烈的革命事迹代代相传,成为激励前进的一种力量。
(林景龙系海兴县卫生局原局长、武金琢系市政协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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