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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文庙
作者：秦健
一次偶然聊天，闻知洛川城内有文庙，我不由欣然前往。在解放路西侧，农机公司院内，偏西南一隅，被外圈五层小楼遮掩，突兀一硬山式建筑，座北向南，青砖为墙，青瓦覆面，单檐歇山顶，呈现明显的北方地域特色。
（一）穿 越 文 庙
从东门入，整个大殿高大、宏伟、壮观。从正面视之，面阔七间，东西长20余米；进深三间，南北宽约10米。大殿内，鼓形柱础石、金柱、撑栱、雀替、脊部等保存完整，采用拼柱、拼梁营造工艺。金柱10根，两列对称，高约5米，粗盈环抱，重梁叠架，搁置七架梁、五架梁、三架梁，层次简洁，步架匀称。三梁呈45度斜拱、斜角，明次间均安木格式窗。梁柱之间、梁柱与山墙之间均有横枋、穿枋连接，使整个屋架浑然一体。挑檐施斗拱，以龙头云纹雕饰，工艺精细，线条流畅，动感十足，栩栩如生，让人不禁叹为观止。殿外，两侧山柱及四角，青砖塔式层叠，顶部矗翘石鼓。虽经风雨沧桑，大殿整体依然雄伟壮观，彰显古建筑魅力与先人智慧，令人顿生怀古之情趣。按规制，此大殿应系文庙主体建筑之大成殿，因孔子所享祭礼颇高，和周边建筑相比，建于高台之上。按文庙布局，附近应有讲学传道之明轮堂，大成殿和明伦堂分别是“庙”和“学”的核心建筑，其分别承担祭祀和教学的两大核心功能，其建筑特征也因其功能而不同。从唐代至清末，庙中有学，学中设庙，庙学不分，依据大成殿和明伦堂的位置关系，可以分为左庙右学、右庙左学、前庙后学、庙学分离等几种类型。闻昔日亦有城隍庙，可惜湮灭于历史尘烟，早已荡然无存。
徜徉空荡荡的大殿，不禁思绪万千。当初祭祀孔子之大成殿，其名取《孟子》“孔子之谓集大成。”也与孔子所得“大成至圣先师”封号相符。遥想当年，进殿拜谒，举目抬望，烫金大匾“万世师表”高悬，正中为孔子彩色塑象，头戴冕旒，身穿黄袍紫衣，双手执笏，目光炯炯，黑须浓密，神态庄严。孔子两侧，四位最杰出弟子伫立。他们是：安贫乐道、修养最好的颜回，侍亲至孝、一代名儒曾参，孔门嫡传、著书《中庸》的孔伋，宣扬“仁政”、号称“亚圣”的孟子。四人配祭孔子，被称为“四配”。再外两侧，各六神位，奉十二哲（子骞、仲弓、子贡、子路、子夏、子若、伯牛、子我、子有、子游、子张、朱熹），共十七个神位，供奉于殿内。其时，众神像鎏金披彩，线条飘逸流畅，举止形态逼真，人物栩栩如生，生动而古色古香，整体气势恢宏。环顾大殿，庄严肃穆静寂，几案烛明灯亮，学优名仕之流，祭拜络绎不绝，香火旺盛，袅袅绕梁。远闻书声琅琅，明轮堂内，众童稚端坐，双手倒背，异口同声，齐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书桌边，先生鹤发童颜，一袭长袍，峨冠博带，镜压鼻梁，右手三指拈须，左手戒尺轻摇，双目微合，摇头晃脑，嘴唇翕张，自我陶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昔日文庙，体现了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成为当时求仕学子与民众的精神殿堂。它不仅是历代统治者尊儒祭孔活动的历史见证，也是综合体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更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文庙溯源
为探源文庙，文权兄古道热肠，前往档案馆等处，多方找寻资料，更以《洛川县志》《洛川县教育志》等史料相赠。数月览阅，夙兴夜寐，其沿革兴衰，逐渐清晰。
据《延安文物志》记载：“文庙大成殿始建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初为五楹，嘉庆八年（1803年）增建为七楹。硬山顶灰布板瓦。面阔七间，进深三间，石砌台基高1.5米，前有石砌如意踏步，五架梁前檐施斗拱七朵。”再翻阅《洛川县志》（民国版）记载：“乾隆三十三年，县治西移，学宫亦移建今治城东。大成殿五楹，西庑东西各五楹，崇圣祠三楹；名宦祠三楹，乡贤祠三楹，忠孝节义祠三楹；戟门三楹，泮池一座。楼星门一座，宫墙一座，东西‘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坊各一座……”“嘉庆八年，知县刘毓秀、署知县谢大爵倡修，增筑大成殿基址並台阶，各加高若干尺，栋宇凡加高若干尺，庑宇各增至七楹。”由此可见，当初文庙建制完整，气势恢宏，内置有诸多祀祠。“大殿内名宦祠、乡贤祠，祀北周孝子秦族、明给谏刘琦等凡十一人。嗣后百余年，迭经修葺。”
正行文际，又出小插曲。文权兄称，《洛川县志》一处勘误。十月二十三日上午，县博物馆馆长刘忠民同李兄再次考察洛川文庙，在施工人员帮助下，发现并摘录大梁脊板文字："大清嘉庆九年岁次甲子三月戍辰十一日庚子甲申吉时重修"字样，墨迹依稀可辨。文中“大清嘉庆"以朱红书写。经实地察看，东边两间与其它五间结构有所差异，故而推断原文庙共有五间，东边两间系嘉庆九年（1804年）续建，与县志记载有一年误差，据今已218年。文庙现存七间。从内心深处，我不由折服于二位老师态度之认真，行事之严谨。
文庙衰败始于清末和民国初期。随着科举制度废除，民国成立，祭典废止。社会动荡、战乱更加速其衰败。“近岁屡为驻军借住，坍漏未能砌补，大成殿外並悬孙中山纪念横匾，为扩大集会场所及士兵上课之用，殿中牌位，自復圣颜子以下皆不见。”从此，洛川文庙辉煌不再。直至被重新重视。“迄二十三年，行政院通令全国，明定每年八月二十七日（阳历）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举行仪式，悬旗志典。”“三十二年，本省临时参议会决议尊崇圣孔，保护孔庙，请饬驻军迁移，以重观瞻；由省政府转饬各县加意保护；如遇军队占驻，即予制止，以尊孔教而顺群情云。”可惜，社会动荡，国贫民瘠，洛川文庙未能再恢复昔日风光。
（三）文庙与教育
科举时代，教育体现为县学，亦称“儒学”，例附于孔庙，故孔庙称“学宫”。汉以后，奉祀孔子为先贤先师，故立大成殿，称“文庙”。文庙，又称“学庙”，是古时以办学为宗旨，将学习儒家经典的学校与祭祀孔子的礼制性庙宇相结合，为国家行政教育场所和祭孔场所，由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管理。作为古代最重要的官方建筑之一，是古典中国儒家社会的标志物，也是“兴文教化”的核心载体。资料显示：文庙之制当始于唐，宋庆历兴学，初定其制（各州县立学），明代正式成型（其中以洪武、嘉靖二朝最为重要），至清遍布州县。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朝廷下诏书，命令各州县学府都要建立孔庙，所以“庙学合一”便成了一种特定的制度。庙学制与科举制紧密相连，这既是封建统治者尊孔的需要，也是当权者大力实施科举制度的现实要求。正因为庙学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唐以后虽然王朝更替，但庙学制持续一千多年之久。庙学制的存在，使得历史上的孔庙成为古代学子们祭拜先师、崇儒重教的地方，也是各地文脉聚集、精神皈依的场所，同时也成为孕育人才的摇篮，在培养优秀人才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洛川文庙，作为“兴文教化”的核心载体，对洛川文化教育同样起着引领作用。洛川县志（民国版）载:“乾隆三十三年，例于庙西建明轮堂（犹今学校大礼堂，兼教室用）。其时教育，虽有县学、书院等，然皆无课可上，惟考试耳。”在文化传承方面，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创建朝阳书院。同治十三年（1874年）后，义学、社学、私塾相继兴办，读书者日益增多。“明清盛时，贤能辈出，清中叶后，复有逊色，兵匪灾侵，固足以使之。”笔者翻阅县志，科举时期“由于财政困惫，战乱频繁，学校时兴时废，致使洛川文风不振。”其时，文化教育传播，仅依托私塾和学堂。纵观历朝学优而仕者，洛川仅出刘琦、贾构等进士11人，举人53人，贡生303人，监生11人而已。洛川真正步入现代教育，始于科举制度废除后。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各州县均设劝学所。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知县孙奉先改朝阳书院为第一高小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将各乡（镇）义学、社学共12所改为初等小学堂。要求以中学（经史之学）为体，西学（知识、艺能）为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辛亥革命后，“洛川变乱相扰，学生多自行离校，逃避兵乱，学堂逐渐停办。”
县志载：民国十年创设女子初级小学1所，洛川女子开始受教育。十一年，洛川始设劝学所，兴学校；十二年设初级小学7所；民国三十年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开展建校运动。经县长周景龙等人倡导，至三十一年底，共完成中山中心学校八所，中山国民学校五所。二十九年，筹设洛川中学，以北门口朝阳书院为校址，增建校舍。三十二年，增设高中部。国民义务教育逐渐普及。
1948年洛川解放后，时有小学10所，其中完小9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地方政府加大投入，教育事业蓬勃发展。1980年筹建洛川师范学校，1983年8月，设立“洛川县农职业中学”，1985年成立洛川县教师进修学校，1986年初修建东关小学。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迅速发展。1987年洛川县被命名“普及教育先进县”。农职业中学被命名“陕西省示范职业高中”。1996年普六义务教育全面完成，普九全面实施。2008年通过省政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合格县验收，2009年洛川中学晋升省级标准化高中，洛川县被省政府授予“高质量、高水平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县”。2015年县委、县政府正式启动《关于建设洛川特色教育强县的决定》。截至2020年，全县学校84所，其中：小学39所（民办8所），普通中学12所（民办2所），普通高中3所（民办1所），特殊教育学校1所；幼儿园44所。洛川教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四）良吏贤达
文庙县学注重培育人才，历朝政府更重视“德才兼备”，旨在培养勤政爱民之良吏贤达。县志载：“（文庙内）有《卧碑》刊置于堂左，为顺治九年颁行，以晓示生员，其文云：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其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庭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有实用，出任必作良吏……”
石养源，湖南湘潭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戌子科举人，乾隆四十年（1775）乙未科进士，朝考第八名，武英殿聚珍版篡校，议叙以中书用，呈改知县，选授洛川。养源曾说：“我们家族世代清白，我努力做到洁身自好、廉洁从政、爱民如子，以不辜负我祖父的期望！不辜负我祖先的遗训，不辜负朝廷的厚爱。”石养源在洛川为政七年，始终保持谨慎从事、廉洁从政、勤政爱民的作风。
洛川地瘠民贫，地域辽阔，深沟纵横。养源每有闲暇之时，必下乡访贫问苦，不避险远，不辞辛劳，翻沟越岭，编查户口，劝课农桑，视民事如已事。这种作法，让他深入了解了民情，洞察了民苦，执政更贴近民意。史载，石养源“勤听讼，随到随审，随审随结，判断平允，无称冤者；屡奉委审中部、宜君案件，青天之称，如出一口。”足见其断案快速准确和公正。养源性尤爱士，观风会课，亲讲论评骘不倦。创建朝阳书院，于是洛川人文蔚起，求学风气兴起。
养源去世后，两儿幼小，其为宦多年，并无积蓄，同僚凑银为其安葬。其灵车出洛川境时，路旁送行者数千人，有号哭失声者，沿途路祭不绝。洛川士民凡提及他，莫不赞其为为民的好官。洛川士子为纪念其功德，由邑人樊寅绪等，呈请入名宦祠。
养源不但为官清正，家风也好。其子石承藻，字黼庭，嘉庆十三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官至工科给事中。敢言有声。
据《黄陵县志》记载，黄陵县田庄北巨头李姓祖先李贤，与洛川文庙有不解之缘。崇祯二年（1629）正月，农民起义军王大梁部活动于汉南及中部、洛川等十余州县，响应者众多。时年，天遇大旱，人相蚀食，积尸碍路。崇祯辛巳年（1641年），李自成据关中，派刘宗敏取榆林，途经中部。洛川交战败，城陷。其时，李贤正在文庙教书育人，流贼抓住李贤，用皮鞭木棍对李贤严刑拷打、辱骂。李贤毫无畏惧，而是昂首挺胸，怒目呵斥道：“尔等草寇，知我李贤何人也，竞敢如此无礼，尔等狗匪兵，简直禽兽不如，要杀要剐痛快点。”说着，便脱衣去冠，向贼而去。流匪执剑斫其头，头颅于地上滚动，但李贤坚强的身躯未能立刻倒下……
李贤舍生取义，救了众人，保护了文庙。其子悲痛万分，于父坟前筑祀棚，守陵三年不归，被传为佳话。为褒其功德，时人在文庙大院筑“乡贤祠”，供奉祭祀本地卓有贡献、为民谋福祉官宦以及当地在教育、道德、治学上有很高成就和威望的贤达之人，李贤位居榜首。其他仕宦贤达，清官良吏，不胜枚举。
在洛川大塬，虽朝代几多更迭、变迁，诸多父母官却载入县志史册，其政绩让后人钦佩，德能令世人敬仰。他们兴办教育，教化一方百姓；编撰县志，记载地方历史，传承地方优秀文化；倡导公平正义，促一方平安；兴农减赋，体恤地方百姓。任时光流逝，其名姓依旧灿若星辰，如浩月当空；任世事更迭，其事迹仍然于史册闪耀，感召后人。
（孔）文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根系所在，魂魄所依。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纪念大会时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孔子的思想观念是我国古代社会精神文明、人类文化资源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观和“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教育观，以及奉行“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的品德追求，对当今社会依然有着跨时代的意义。
我们有义务对现存文庙进行抢救发掘，并修葺和完善，通过文庙进行宣传教育，让青少年学习优秀儒家文化，体会孔子在品德修养方面的突出贡献和要求，有助于用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教育广大青少年，从小志存高远，用科学知识和思想武装自己，并努力养成高尚的道德品质，以此来推动整个社会风气向好发展，增强国人文化自觉与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业，这也是（孔）文庙社会价值在新时代的最终目的。
（五）文 庙 会 谈
时人谁曾料想，几乎湮没于历史尘埃的洛川文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有过三次秘密会谈。从而在新中国的红色史册上，抹下了浓墨重彩一笔，并永远被后世铭记。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突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榆林桥、直罗镇战役大捷，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同时我党抗日救亡的主张和优待俘虏的行动，对东北军产生很大影响。张学良本人也受到很大震动，决定与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问题。他请中共派出正式代表，到洛川会谈。这样，就为双方接触，建立了联系。
据当事人钱之钟回忆：二月中旬，中央决定，让李克农同志和我一起到洛川同张学良会谈。二月二十一日从瓦窑堡出发的。代表团一行除克农同志和我以外，还有中央军委二局研究员戴镜元等同志。一路从北向南经蟠龙、甘泉、鄜县，到达洛川已二十五日午夜。
洛川是东北军六十七军驻地。六十七军军部驻屯在洛川东门附近的孔庙大院内。根据双方的迫切需要，我们到达的第二天就开始会谈。最终，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赵镇藩就局部合作问题达成了几项口头协议：
政治方面：他们正式同意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军事方面：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包括六十七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地区的防地），我方允许在甘泉被围困半年的六十七军的两个营重新换防。
经济方面：恢复红、白区通商，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经济往来。延安、甘泉两地六十七军所需的粮食、柴火等物，一是六十七军自己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一是红军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送粮、送柴进城出卖，便利东北军。双方都可互派人员到对方驻地办货。双方对办货人员要负保护之责，并给予方便。但为掩人耳目，办货人员应着便服。
以上口头协议商定后，我们也以密电向中央汇报，得到批准。双方约定自三月五日起秘密下达执行。
三月三日，张学良从南京回到西安。四日，张飞抵洛川。下午三点左右继续会谈，五日凌晨结束。双方确定了以下协议：
一、我方请示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或周恩来同志与张学良当面会晤，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初步定在肤施县城（延安），时间由我方决定。
二、为了推动国防政府的成立和组织抗日联军的活动，由我方派一位代表常驻西安（即后来派的刘鼎同志），由张学良给以灰色名义作掩护，以便开展工作。
三、红军与东北军派代表出国的路线问题，由张学良负责与新疆盛世才联系。
四、这是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谈，不登报，不外传，只在双方部队秘密实施。
此前，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于1936年1月,已与张学良在文庙首次秘密会谈。洛川（文庙）三次会谈，促成了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著名的肤施会谈。
伫立文庙大殿外，凝视着《原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铭碑，我仿佛看到：户外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大塬银装素裹，寒风呼啸。六十七军军部（文庙）灯火通明，屋内一角，碳炉通红，炙手可热，火炉上水壶，喷射着蒸气，嗞嗞作响……一排长条办公桌，围布干净平展，边角齐整四垂。双方代表对坐而视，桌前水杯蒸汽氤氲。随着低声而坦诚地交谈，双方代表由严肃拘谨，到肢体放松，最后起身握手，把杯言欢……
以上会谈，终演绎为时代风云激荡的前奏，达成“联蒋抗日”的协议，形成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合作抗日的新局面，推动初步实现西北大联合的设想，为西安事变和共同抗日准备了条件，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着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秦 健，陕西金融作协、人民银行文联西安分会理事、延安市作协会员。文字见诸于《中国作家在线》《西部散文选刊》《金融时报》《金融文坛》《陕西日报》《华商报》《文学陕军》《终南文苑》《丝路金融文学》《延安作家》等媒体平台，部分作品被腾讯网、网易网、搜狐网及全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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