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不朽的金桥（连载之三）

张兴源

                             第三章

        狰狞岁月  赋闲40天  学会下象棋

        而人生的棋局才刚刚摆出点“意思”来了

        当我们重又回到“几段故事”这个话题上的时候，马县长还跟原先一样平静而淡然。那神态完全不像是在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痛苦往事，倒像是在聊大天儿和拉家常。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吾年七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不用说，年届五十的马县长早已被半个世纪来北中国这干硬的风沙吹打得“耳顺”而至于“不逾矩”矣。做为一个人，一个成熟的生命，人生最辉煌、最灿烂、同时也是最贴近本质的那一页，正由这位雍容大度而又与世无争的老者给我们徐徐翻开……

    我这人一惯死心眼儿，只认事实，只认实践，只认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管什么帮啦派啦，书本上的教条啦，以及什么领导制订的框框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什么高妙的理论，如果你是脱离生活实际和社会实践的，那么，不是你这理论有问题，就是实施你这理论的时地尚不合宜。

    早在1978年，志丹县和旬邑县两地在文革期间发生的“强迫命令”问题被捅到中央。对此《人民日报》有文章，中央有关领导有批示。志丹当时的县上领导不少都被免了职、罢了官。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作用下，内部矛盾也聚然激化。农民中也有不少人热衷于这种窝里斗，人云亦云地跟上瞎起哄，说“强迫命令”是什么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我当时是旦八公社书记，为了稳定生产形势，便在千人大会上公开亮出我的观点。我说，“领导之间的事，很大程度上都不过是权力之争。他打他的内战，咱抓咱的生产。说到底，人家是干部，咱是农民。人家要是有问题，共产党会法办的；人家要是没问题，到时候照样是干部。可咱农民也整天打内战，就要把你一尺肠肠饿成七寸耶！”我的话很快被捅到上面，认为我这是“捂阶段斗争的盖子”。问题严重，斗争复杂，形势进一步恶化。1978年7月27号，主要为我这“捂盖子”的严重问题，调集各公社书记上县开会，上午调集开会，下午就把所有公社书记都送下去。要求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当时叫做“认清阶段斗争的新动向”。我的公社书记也被停职40多天。

    我那时虽然还年轻，但看得开，想得转。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停职就停职，反省却不反省。就在我被停职的这40多天当中，我学会了下象棋。唉，娃娃，看开了，社会也就是一盘棋局，而咱不过是个小卒子，停了就停了，丢了就丢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我心脏的跳动不停，只要咱为人的本份不丢，只要咱整个儿地不被从这棋局上扔进垃圾桶，就还要为党、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哩。

    社会就是这样，有它自身运行的规律。你越是削尖脑袋向上爬，路子可能越走越窄；你正是漫不经心，人民也不会忘记你一个干事业的好人。就在我被宣布停职后不久，志丹县又出了整顿强迫命令而整死人——说具体点儿是“怕死人”的事情。这下引起了上面的警觉。认为不能用“强迫命令”的办法解决“强迫命令”的问题。于是，不仅恢复了我的职务，而且我还成了各公社书记当中先进些儿的了。

        马瑞卿同志说话诚朴自然，实实在在，不假修饰。跟志丹当地农民一样，他的口语中也有不少“儿化音”。譬如“一个故事”他会说成“一个故丝儿”，“另一个故事”他会说成“另一个故丝儿”。而这“另一个故丝儿”是这样的：

    1980年搞生产责任制。记得《人民日报》发表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的文章，介绍和肯定了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社会主义就是人民公社化，这是许多干部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所以，对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尽管中央有文件，党报有文章，但仍然是“两头（中央和农民）热，中间（不少领导干部）冷。”我根据多年农村工作的实践经验，根据我对农民心理和农村现状的理解和观察，认为中央的政策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所以我就允许了旦八不少大队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但很快我就受到上面一位领导的批评。说什么“幸幸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我问他“难道中央的报纸也错了吗”？他说“你看那顶×哩”！我说“中央的报纸，代表中央的声音，你说顶×哩”？于是，我就以我组织农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理论依据和实施办法以及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为内容写成了文章，寄给一家地方报纸。那时的地方报纸在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问题上还比较谨慎和保守，我的文章没能发表。但总编却非常负责地写信，给我说明了情况。你们都知道，那以后不久，联产承包责任制再也不是什么敏感的问题，而成为引导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一项基本政策被延续了下来。

    我在这之后不久所经历的另外一件事情更有意思。用你们作家的话来说，大约就叫做“富有戏剧性”。1983年左右，在我担任县委办主任兼县委常委的时候，正赶上机构改革。县上报我担任副县长。不料刚一上报，就出了一封匿名信，说我文革期间属于造反夺权、打砸抢起家的“三种人”。志丹县的造反派在1968年6月27号夺了武装部的枪，9月13号成立了造反派的“革命委员会”。而我这一年的5月14号去上海搞外调，直到10月17号才回到志丹。所以匿名信所言纯属诬告。上级接到这封匿名信以后，不仅没提我，反而把我原来担任的“县委办主任、县委常委”也给免了，让我去了农工部。别人要我写文革时的经历，我一个字也没写，因为那段外调经历有我当时出差的发票可以做证。

    有趣的是，宣布免去我“常委”的常委会上，我还在不动声色地做记录。当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当不当官是组织的事，干不干事业是我自己的事，给什么位置我就干什么工作，农工部一样可以为人民服务。”

        老话说“真金不怕火炼”。马瑞卿同志以他一贯的实事求事、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信赖。1985年，志丹县人民政府换届选举时，他作为临时增加的候选人竞选县长，只差了3票，被任命为副县长，主管农业。

        到这个时候，他的人生的棋局才算摆出点“意思”来了。他也正因为这点“意思”，才有可能和有条件，在后来的工作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强县富民的神话，创作出一件又一件被永久地刻写在保安大地上的精美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