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红色乳娘文化现象的再解读
李宗刚
在革命战争年代，胶东作为革命根据地产生了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其中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便是胶东女性在革命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许多女性不但肩负着家庭重担，而且背负着革命的使命，积极参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成为胶东革命根据地获得长足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像胶东的革命母亲、红色乳娘等革命形象谱系，便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索。
一、红色乳娘与“革命母亲”形象
在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根据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以沂蒙山区为主的沂蒙山根据地、以胶东地区为主的胶东根据地和以渤海地区为主的渤海根据地。而尤为学术界和文学界关注的是，在前两个根据地的话语体系中形成了一套参与革命的女性的指代符号：“红嫂”是沂蒙山根据地那些参加革命的青年女性的重要指代符号[1]；“革命母亲”则是胶东根据地那些积极支持革命的中年女性的重要指代符号。然而，在胶东根据地，还有一个青年女性群体没有得到应有的阐释，那就是乳娘群体。这批青年女性区别于沂蒙山根据地的青年女性，与胶东根据地的“革命母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红色女性的谱系。她们既区别于那些直接参与革命的“革命母亲”，又与这批“革命母亲”有着相同的方面，她们是一批不应被人们忽视的“革命母亲”。因此，我们有必要厘定红色乳娘与革命母亲之间的内在关系，并通过对这一普通英雄群体的梳理，洞见其在参与革命的过程中是如何从自我解放走向社会解放。
红色乳娘形象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读方式。狭义的红色乳娘形象仅指哺育幼儿的红色乳娘形象，而广义的红色乳娘形象可以延伸、拓展为革命母亲形象，并由此凸显革命母亲形象与红色革命之间的紧密关系。
“在那血与火的年代里，是我们伟大的党，处处关怀着革命后代的健康成长，是胶东妇女用甘甜的乳汁把革命幼芽及时哺养”[2]。红色乳娘作为客观存在于胶东革命根据地的文化现象，长期以来被历史所遮蔽或遗忘，因而在此历史背景下重新探讨红色乳娘这一文化现象，具有更好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从文学艺术来看，目前的红色乳娘还无法完整地体现出胶东革命根据地的女性参与革命的全貌，毕竟，红色乳娘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需要我们深入发掘。但是，红色乳娘仅仅是胶东诸多革命女性中的一部分代表性人物，除了这一群体之外，还有大量女性直接参与了革命历史进程，他们同样书写了诸多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在这些女性中，胶东的许多革命母亲既参与了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事业，也参与了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革命母亲已经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像冯德英的《苦菜花》中的母亲形象、像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中的母亲形象等，都为我们塑造了胶东革命根据地诸多的革命母亲形象。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红色乳娘这一形象目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表现，以至于这些女性群体被历史所湮没。在此背景下，乳山着力发掘和整理红色乳娘的有关资料、举办弘扬传承乳娘精神座谈会、上演现代吕剧《乳娘》、编排舞剧《乳娘》，把业已被岁月湮没的历史打捞了出来，为我们立体地观察胶东的革命母亲形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历史的维度如何审视胶东革命母亲的觉醒历程？对此，我们需要从“五四”新文化所追求的男女平等和个性解放视角加以审视。然而，“五四”新文化提出的这种诉求大都停留在知识女性的层面，还没有真正进入社会的底层。那么，这种女性解放到底是怎样从知识女性进入到普通女性的呢？鲁迅在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审视中，以“娜拉走后怎么办”为题，阐述了个性解放的出路，指出个性解放只有和社会解放联系起来，才会找寻到其出路。事实上，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胶东女性和母亲只能传承传统的人生模式，绝难找到其正确的出路，也不会涌现出乳娘这样的普通英雄。正是因为革命，她们才获得了个性解放，并为社会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由此使得这样的普通英雄从历史的幕后走到了历史的幕前。由此说来，在历史书写以及文学创作中，从红色乳娘到革命母亲便构成了一个女性自我解放和社会解放相结合的群体谱系。
二、红色乳娘文化现象的意蕴
红色乳娘文化现象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社会现象，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植根于丰沃的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并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特定语境下激发出来的。这可以作为我们透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赢得人民拥戴的一个窗口。实际上，红色乳娘文化现象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创造性转化之后的社会现象，是以红色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从中国乡土得以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的真实写照。具体来说，红色乳娘文化现象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确认其内涵：
其一，红色乳娘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知恩图报的民族美德的载体。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人们认同的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一文化，这实际上表达了人们对那些无私奉献者、尤其是为了群体或国家而杀身成仁者的特别推崇和无限感恩之情。这种积极的情感回应可以极大地慰藉那些奉献者的情感、告慰那些杀身成仁者的在天之灵，使得那些奉献者找到自我为之奉献乃至牺牲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无疑，这便成为维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那种良好生态。试想，如果人们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甚至忘恩负义，这对那些奉献者和牺牲者能不带来情感和精神上的创伤吗？这种知恩图报的民族美德，在异族入侵而导致民族生存危机之时，得到了极大程度的释放。中华传统文化能够历经磨难而没有中断，中华民族能够在诸多的惊涛骇浪中闯出一条生路，尤其是在民族危亡之际，那么多的仁人志士能够拍案而起，英勇赴难，其原因尽管很多，但这一知恩图报的民族美德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侵略不仅使大量的生灵涂炭，而且中断了中华民族的正常发展之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已经不再是歌曲里的普通一句话，而是血淋淋的现实写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秀儿女冒着生命危险走向抗战前线，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他们自然成为人们特别敬仰的英雄人物。当这批优秀的革命战士把乳儿托付给那些农村的乳娘时，乳娘便自然涌起了既有的沉潜于心底的知恩图报意念。这种意念自然便构成了她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照顾好乳儿的内在精神动力。我们通过相关历史资料可以看到，许多乳娘甚至不惜舍弃自己的孩子也要保护好革命战士的乳儿，这恰是这种民族美德的真实写照，也是胶东人民无私奉献、勇于斗争的优秀传统的表现。[3]实际上，这些乳娘作出自我牺牲的内在精神驱动力恰是这一普通而又神圣的民族情感：在乳儿的父母走向抗日的前线并随时会血洒疆场之际，照顾好乳儿便成为乳娘发自心底的信念和行动。正是基于这一点，乳娘即便舍弃自己的孩子、抑或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好革命战士的乳儿，并把他们抚养长大，既不辜负自己的诺言，也能聊以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
知恩图报的民族美德，尽管在中华民族的不同时期都有所体现，但就其内在精神而言还处于朴素的状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种普通的知恩图报的民族美德才得到了真正的创造性转化，由此成为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红色乳娘是基于母爱基础之上的人性美的真实写照。人性远离兽性等自然本性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精髓所在。当日本军人丧失了基本的人性而任意践踏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时，其烧杀抢掠的行为便将其兽性暴露无遗。这样看来，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侵略战争，还是一场反抗兽性、捍卫人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乳娘基于母爱基础之上的仁爱之心，得到了充分展现。她们能够超越人类的本能，将保护革命战士的乳儿视为最首要的任务，恰是一种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大爱与大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军人“无日不杀人，无处不杀人”[4]的罪行和制造出无数血腥惨案的惨无人道的行为，其背离了人类社会基本准则，绝无存在的合法性，这是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谎言所无法遮蔽的事实。在乳娘身上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大爱与大义的对比下，日本军人反人类的行径也就暴露无遗。由此说来，乳娘身上所焕发出来的人性美超越了国家和种族的鸿沟，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了普遍性的价值和意义。
红色乳娘的人性美不仅体现在她们不惜牺牲生命也要精心呵护革命战士的乳儿，还体现在她们在乳儿长大之后，能够毅然决然地把乳儿送还其亲生父母，而独自咀嚼无限的痛楚。乳娘抚养乳儿的过程，也是母子情感建构和认同的过程。这种新型的母子关系尽管不是基于血缘纽带，但这种大爱与大义已经超越了亲情和血缘。因此，当乳儿离开乳娘之时，乳娘便自然感受到撕心裂肺的痛楚，乳儿的情感世界也遭受到强烈的刺激和伤害。从乳娘的角度来讲，从当初的知恩图报和家国情怀出发，大胆地做出自我牺牲，进而承担起养育乳儿的艰难任务，到随后的生活中，乳儿在乳娘的情感和精神的塑造下，开启并初步完成了其人的社会情感和认知的成长过程，乳娘与乳儿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认同和精神共鸣，并由此建构起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情感结构。当这种稳定性因为乳儿要回到亲生父母身边而被打破，不管是对乳娘还是对乳儿，都会带来无法避免的情感震荡与精神重构，其过程自然是令人动容乃至令人心碎的。与此同时，从乳儿的亲生父母的角度来讲，他们因为没有参与乳儿的成长过程，对乳儿业已建构起来的情感世界自然是相对隔膜的，乳儿用业已建构起来的情感世界来理解亲生父母的情感世界时自然也存在着无法规避的隔阂，便演绎出了很多的“人间悲剧”。其实，如果不是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人们稳定的生活依然可以延续下去的话，母子之间也不会演绎出分离的悲剧，自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乳娘、乳儿、亲生父母三方情感世界的纠葛。从历史资料可以看到，有些乳娘在生命即将逝去之际，口中还念叨着乳儿的乳名；有些乳儿在睡梦中还惦念着养育他们的乳娘；有些亲生父母始终无法让从小寄养在农村的孩子从情感上真正地接受自己。随着岁月的流逝，尽管他们的情感伤痕会有所愈合，但其所留下的疤痕并不会由此消失，战争及战争所带来的创伤体验是难以忘却的。由此说来，这一“人间悲剧”的根源在于日本法西斯发起的侵略战争，这种情感创伤并没有因为战争的停止而终止，也不会随着这两代人的离去而烟消云散，注定要延续到未来。从这样的维度来看，我们在被红色乳娘的精神所感动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要杜绝这样的人间悲剧再次重演，要在历史中汲取教训，要把红色乳娘这一文化现象所包含的人性命题延展到世界性的命题上，进而确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使少数右翼极端分子美化战争的行为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
其三，红色乳娘文化现象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水乳交融关系的自然外化。从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情境来看，红色乳娘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华民族在面临生死存亡时才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在这一现象的背后，隐含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在自然调适中得到有效整合，而这种调适在政党斗争的背景下又出现了怎样的历史分化等信息。客观地说，如果没有外在力量的强行突破，乡村固有的社会秩序也许会继续既有的运行节奏。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则使既有的社会秩序无法继续按照原来的节奏运行，社会中的每个人被迫加入到民族保卫战中，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大家都以不同的形式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其中的乳娘便是通过抚养革命战士的乳儿等形式参与到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然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革命战士的乳儿能够得到乳娘的精心照顾，而国民党的部队则没有这种水乳交融的“军民情”呢？这便涉及我们所要谈到的政党的宗旨以及由此带来的政党与人民的关系等核心问题。历史上，国民党部队也有过抗战行为，也会遇到类似的现实问题，但国民党的部队并没有出现这一文化现象，这自然有其复杂的原因。就其根本而言，国民党的部队并不信任人民，更为关键的是人民对国民党的部队也并不认同。与此相反，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士本身便来自人民，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共产党在注重提高男性政治觉悟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妇女解放，积极吸纳大批的女性加入到革命的大熔炉中，这便使其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得到了很好的淬炼。因此，当革命战士的乳儿需要托付给乳娘抚养时便毫无后顾之忧；至于乳娘，则在战争中感受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队伍是替自己打天下的，由此自然生成一种认同心理，因此，在组织委托乳娘抚养乳儿时，她们大都心甘情愿地领取这一艰巨的任务。据统计，在战争年代里，胶东育儿所的乳娘共先后哺育革命后代1223名，在多次迁徙和躲避日军扫荡的过程中，孩子们无一伤亡。[5]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也恰是共产党与人民互相认同和互相成就的典型事例，更揭示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激烈的较量中为什么会赢得最后胜利的奥秘之所在——赢得了民心便是赢得了未来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宣布，为人民谋福利是这一政党的唯一使命。这种性质的政党在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在历史长河里沉淀下来的“结党营私”这一成语，便暗示着最初的党派建立与个人利益纠缠在一起，且互为因果。但是，这一历史在共产党成立之后则被打破了，共产党的宗旨便是为人民服务，不仅没有考虑个人利益，甚至为此还可以“抛头颅、洒热血”，许多的共产党人就是这样走向刑场，走向战场，谱写了一曲曲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丽凯歌。
正因为共产党在心里装着人民，所以，人民也在心里感念和推崇共产党。乳娘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恰是这一历史逻辑的真实写照，由此也使得乳娘的奉献乃至自我牺牲超越了传统的知恩图报的情感层面，而进入了现代社会的理性层面。由此我们便可以看到，乳娘精神恰是对共产党人勇于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的一种折射。如果没有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的感染，就不会有乳娘对乳儿的无限呵护，更不会使她们为了乳儿而不惜牺牲一切。这里的因果关系恰是革命走向成功的内在秘诀之所在。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人心的向背决定着历史的走向，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真理。这种超越朴素的个人情感而升华为家国情怀层面上的高尚情愫,恰是普通民众与新型政党共存共生关系的真实写照。
三、红色乳娘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历史并不会自动地走入现实，红色乳娘文化意蕴也不会自动地转化为现实的精神力量。我们要积极探寻红色乳娘文化意蕴的传承路径，才能把这一精神发扬光大，才能让其文化意蕴成为现实的参与和推动力量。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确认：
一是重视关于乳娘题材的电视剧、电影的制作与传播，鼓励红色乳娘报告文学与小说作品的创作，促成多体裁文学作品的创作繁荣。借鉴电视剧《沂蒙》《红嫂》等红色经典的制作经验，塑造出具有胶东精神底蕴和风格的影视作品，用多样化的形式，演绎出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充分考虑不同时代观众和读者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既符合主流价值观与主旋律，又能调动起观众进行审美再创造的优秀作品[6]，真正实现雅俗共赏。
二是把既有的研究成果通过新媒体进行全方位传播。目前，大型舞剧《乳娘》已经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并且产生了极好的反响，但相关的多媒体传播路径还需要进一步打造。其中，“将乳娘文化作为一张名片”，重视乳娘题材电影的拍摄、舞台剧的编排、寻亲节目的参与以及网络推广，对于弘扬红色乳娘精神、强化宣传教育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加大学术研究的力度，把红色乳娘文化现象与胶东文化对接起来，孕育并刊发一批高层次作者在高层次期刊上的高水平论文。尽管已有学者从乳娘“失落”的社会现象、乳娘精神的教育意义、以及乳娘题材舞台剧排演的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7]，但对乳娘精神的考察与阐释视野仍有待于进一步拓展、提升至世界性的维度，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谱系中发掘其具有的特殊内涵。目前，可以预见的是先从山东做起，然后再逐渐走向全国，最后逐渐地提升到具有世界视阈的高度，由此使红色乳娘文化现象的内在意蕴得到进一步发掘。
四是整合胶东的既有文学优势，通过点与面相结合、重点凸显的方式突出红色乳娘文化现象，使红色乳娘的朴素情感升华到大仁与大爱革命文化层面。可以说，红色乳娘文化现象正是在革命精神感召下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化现象。红色乳娘是胶东地区的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有机融汇之后所孕育出来的英雄人物，我们需要将其置于世界反法西斯的高度来确认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从而塑造出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形象,进而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得到形象的呈现。
五是重塑胶东女性群体形象谱系，对接红色文学中既有的“三花”《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母亲形象、峻青创作的母亲形象，使胶东革命女性形象，尤其是胶东革命母亲形象形成谱系，从而使既有的革命母亲形象支撑起红色乳娘形象，丰富红色乳娘英雄群像的文化意蕴。“三花”中的母亲形象是英雄的母亲，也是革命的母亲，其丰富的精神境界、崇高的革命品质，反映了“千百万中国革命母亲的本质面貌”，塑造了“完整而深刻的革命母亲的英雄形象”[8]，这既是红色乳娘文化现象的外化形式，也是革命年代胶东女性人生展开形式的真实折射。从这个意义上说，发掘红色乳娘文化现象的内在意蕴，需要我们把女性的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置于社会的舞台上、世界的背景下，进行宏观把握，由此使得乳娘获得世界性的文化内涵，进而使红色文化找寻到具体的载体，让历史在现实的基点上焕发出应有的文化风采。
——本文原刊于《百家评论》2022年第4期
注释：
[1] 李宗刚、郭洪云：《对民间诉求的内在规律性诠释——评电视剧<沂蒙>》，《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2] 谭波：《伟大的母亲 革命的摇篮》，乳山市档案局、乳山市党史市志办公室编著：《炮火中的革命摇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
[3] 赵飞飞、侯风云：《战争·女性· 身体——胶东乳娘精神价值意蕴及成因探析》，《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4]赵延庆：《关于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几个问题》 ，乳山市党史市志办公室编：《血染马石山》，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76页。
[5] 高玉山编著：《红色乳山》，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9页。
[6] 杨倩：《接受美学视野下的革命历史题材舞剧创作——以<乳娘>为例》，《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7] 武俊萍：《“乳娘”的失落: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政策缺失分析——以T市某“乳娘村”为例》，《社会工作》2014年第1期；李可如：《以当代视角讲述革命历史故事——舞剧<乳娘>创作反思》，《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8] 李希凡：《英雄的花 革命的花——读冯德英的<苦菜花>》，《文艺报》1958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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