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文学生活”是没有终点的“对话”
大众日报记者 于国鹏
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丛新强学术新著《世俗与神圣之间》，日前由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山东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中心策划，并列入山东大学双一流建设暨学科高峰计划资助项目。
在此之前，丛新强已经出版《当代中国文学的宗教维度》《莫言长篇小说研究》《新时期文学视野中的“新生代”小说与文化延伸》等专著。从《世俗与神圣之间》一书中，可以了解到作者近期的文学研究最新成果与学术观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丛新强说：“收到本书中的文章代表了我的几个学术关注点。”
“文学生活”并非一个日常术语
除了持续进行的既往研究，丛新强的学术关注点近期聚焦温儒敏先生提出并论证的“文学生活”命题，并且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生活研究”。
作为一个学术性概念，“文学生活”有其特定指向。相对于传统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文学生活”侧重强调“普通国民的文学活动”，充分意识到文学与各种媒体间的渗透和互动。丛新强说：“这一全新的概念，并非通常所意会的字面意义的表达，而是具有哲学意义的思辨性和逻辑展开，否则不过是一个日常术语而已。”
他认为，面对“全球化”本质存在的“全球对话主义”“文学生活”至少关涉三个问题，“第一，文学生活处理的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第二，文学生活是一种‘文学对话’；第三，文学生活是一种‘文学行动’。”
丛新强以“对话”与“行动”为两个关键词，对“文学生活”的内涵进行细致阐释。他说，“文学生活”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愿”发生、发展的，它是一种永远开放性的研究，而且是一种无法预料结果的研究，甚至“我们”不能准确把握研究的过程，所以其创造的“生长点”和产生的“思考”或许大于研究本身。“文学生活”意义上的“对话”，本质上说是一种没有“前提”的对话，如果说非要有什么对话的“前提”的话，那就是对“自我”存在的反思和对“他者”身份的尊重。而在这种情况下，又再次构成“文学生活”概念的“提出”和“展开”。
他认为，“文学生活”研究从根本上就处在“对话”之中，其间涉及的每一个“主体”都互为对话者，“‘对话’赋予‘他者’以主体性的维度，从而使得‘主体’之间得以相互改变的承认。”
丛新强举例，文学与影视的互动关系，就是“文学生活”中的互为主体性的对话。影视吸收文学的能量以激活自身，而文学则借助影视的传播获得扩展的机会。在影视发展中，文学著作往往成为影视工作者改编拍摄的首选。文学何以成为影视最需借助的资源？因为它所提供的故事、人物及其语言构成其中的核心要素。张艺谋导演就曾说过：“我们研究中国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有离开文学这根拐杖。”从文本到剧本的历程无论如何，文学对影视的基础性作用迄今为止都是其他因素和资源无法取代的。
反过来说，影视对于文学的影响又大致具有负面和正面的两种表现。从负面效应来说，由于改编带来的对原著和原著作者的宣传效应和经济效益，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心态，也就出现了作为影视改编备选作品或脚本的小说，影视化痕迹明显。评论家胡平先生在《视听时代文学与影视关系如何重构》一文中曾概括，影视化痕迹明显的表现特征概括起来主要是：“主题健康而肤浅；注重故事情节，而故事又好不到哪儿去；忽视生活的丰富质感，忽视细节描写，忽视闲笔，真把小说写成了单线的单纯结构；取消了细腻的心理刻画；对话过多等。”
丛新强认为，说到底，“文学生活”就是“对话”，这个“对话”没有终点。通过不同层面的不间断的“对话”，文学的现时经验和过去经验得以不断交流，文学的“外循环”得以形成。
勾勒莫言小说新作的精神特征
丛新强教授在学术领域还有一个产生影响的方面，就是关于莫言文学的研究。目前，他还担任山东大学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山东省莫言研究会副会长。他说：“围绕这一领域我发表了系列论文，还出版了专著《莫言长篇小说研究》。收入本书的几篇文章较有代表性，虽然莫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已经有目共睹，但我还想在其‘中短篇小说’文本解读和作家主体意识及文学思想研究等方面有所建树。”
在莫言小说新作的精神特征方面，丛新强进行了深入思考。诺奖之后，莫言公开发表的代表性新作主要在于短篇小说，包括《天下太平》和以“故乡人事”命名的《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及《等待摩西》《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等，这些作品后来收入了莫言小说集《晚熟的人》。
丛新强认为，尽管这一系列的创作依然来自那个广义的“故乡”，却呈现了新的精神特征，并通过真实两难的时代境遇、善恶难辨的人性面相、恩仇并泯的精神旨归等方面生动体现。
他举例说，在莫言的创作历程中，对“打铁”情有独钟。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老铁匠和小铁匠的“打铁”场景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姑妈的宝刀》的开篇“民歌”也正是从“铁匠”入手演绎出“宝刀”的故事。《丰乳肥臀》中作为铁匠妻子的上官吕氏，实际上打铁的技术比丈夫要强许多，只要看到铁与火就热血沸腾，创造了女人打铁的先河。《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第一次生命转换形态是“驴折腾”。小说中写到单干户蓝脸带着西门驴上蹄铁之时，面对的还是铁匠铺。
到了新近的《左镰》，莫言开篇“小引”就是“打铁”。每年的麦收时节，铁匠老韩一行三人便来到村头，不仅为乡民打造出实用的铁具，更塑造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旋即形成三锤轮打的热烈的劳动场面。本来和谐而妙趣横生的渲染到位的“打铁”画面，因为田千亩提出的一把“左镰”而被打破，从而引发一段牵肠挂肚的恩怨人生。
在《左镰》中，莫言写道：“三个人站成三角形，三柄锤互相追逐着，中间似乎密不透风，有排山倒海之势，有雷霆万钧之力，最柔软的和最坚硬的，最冷的和最热的，最残酷的和最温柔的，混合在一起，像一首激昂高亢又婉转低回的音乐。这就是劳动，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生活。少年就这样成长，梦就这样成为现实，爱恨情仇都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锻打中得到了呈现与消解。”
丛新强说，在《左镰》中，人生的恩怨纠葛，就在这样的结局中得到释放。看起来是锻打一把左镰，本质上也就是修炼一种人生。面对生命本身的残酷，生命的过程却可以选择温柔，正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莫言一贯的残酷叙事无论程度如何，终究是为了实现恩仇并泯的精神旨归。
莫言的小说集《晚熟的人》，收入他2020年上半年创作的《晚熟的人》《贼指花》《火把与口哨》《红唇绿嘴》等。对于小说集中的这些作品，丛新强通过单篇笔记的方式，逐一进行了解读。关于《红唇绿嘴》，丛新强认为，小说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故乡》，人物之间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小说中，“我”由京返乡看望病中的父亲，遇见当年的覃桂英、如今的“高参”。“高参”的确不一般，已经不是传统乡间的农民形象了。莫言发现了互联网时代的农村中的“新人”。只不过，这类“新人”所谓的深谙网络之道，所谓的充分利用“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有宽阔的缝隙”，所谓的“卖谣言”，又何尝不是一把双刃剑？
丛新强说：“莫言的创作总是密切关注时代变迁中的人性特质，尤其注重人类文明思想和终极文学精神的借鉴与吸收，同步成就并展现出独树一帜的主体自觉意识。”（大众日报记者 于国鹏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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