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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九的叙事，平稳的叙说，忆母亲，一个伟大的母亲，单身独人抚养了九个孩子，岁月艰辛，可想而知。
平稳的叙说，是家史，也是小镇史，黄陂街的概述也在其中凸现。
写家史，也折射了那个时代的民生，艰苦度日，平民的日子是过渡中熬出……
平 凡 的 母 亲 （散 文）
周 景
“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这是我从小到大最喜欢的一句名言，它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诠释了母爱的伟大。但母爱也是一种凝望，凝望在古老的仓子埠街头。
母爱，也是人类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我们赋予它太多的诠释，也赋予它太多的内涵。没有历史史诗的撼人心魄，没有风卷大海的惊波逆转。母爱就象一场春雨，一 首清歌，润物无声，绵长悠远。
母爱往往是从日常生活中最细微的地方流露出来的，它不需要什么感人的言语装饰。我的母亲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镇妇女。但却有一个坚强伟大的心。她历经了十磨九难，跨越了生死鸿沟，穷不坠志如大树擎天；抗争命运而独咽苦水，从不在我们面前叨念过半句。
我的母亲出生在仓子埠，那是一个美丽的湖滨小镇。背靠大别山脉，面对武湖，依山傍水，有一条季节性湖河航道，每年涨水，“仓新”、“仓汉”两条轮船直达汉口四官殿码头，给仓埠交通带来极大便利.。有放排的，有运杂货的，有运瓜果的，有运煤炭的，有运建材的。船从长江口沿长河驶来，一过风娄山，九里十八湾，航道深深浅浅，弯弯曲曲，一般的船长不谙地形，开不进来，只有一位仓埠人很熟悉的谢领匠(领水员)才能带船进入仓埠码头,。这些物资经仓埠中转发送至新红麻等地,鄂东的农副土特产也在仓埠轮船码头储存、启运，送往长江沿线。繁忙的码头储运，给仓埠带来蓬勃生机。.五十年代初期，仓埠第一批码头工人的维权组织——“仓子埠码头工会”应运而生.。
城里有一条街,黄陂街,共有几十户人家,百家姓,约有十几户商铺 。其中有料行(木村站)、嫁货铺(家俱店)、篾匠铺、.糖坊、.袜子厂……等。全盛时期有的商铺 还发放代金卷(印子钱)。还有当教书先生的，驾船的，在码头工会干活的,，还有王氐三兄弟都是博仕(木匠).，挂有牌匾：“博仕之源”。这条街上，算起来约百分之五六十的住户祖籍都是黄陂人,。有黄陂老乡上仓埠街经常笑诌：“这是我助黄陂的一条街”。中国有一句俗话，.“无陂不成镇”，仓子埠就是一个注脚和佐证.。
家父是孤儿，过继给族人收养，因此种下了坎坷与不幸。.八岁去黄陂当学徒，孤身一人来到母亲家，家在黄陂街中段，原来是外公的微型花园。园子虽小，但都按园林设计，岁寒三友、春兰秋菊样样齐全 。
母亲生在小康之家，勤俭诚实，身体也好。外公眼瞎得早，家里还有一帮弟妹要母亲帮忙照顾，因此母亲晚嫁了两年，年龄比父亲大了两岁。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母亲出嫁时带了全套嫁妆，还加上外公的临街三间平房和小花园。
一开始，经人介绍，父亲从黄陂到仓埠商铺当管事先生。.由于子女太多，靠微薄的薪金，难以维持一家人起码的生计，只好脱掉长衫，加入了码头工会，当了苦力。我听母亲讲过，那时候，当店铺先生是月工资，当码头工人是日工资，只要你有力气，就可以多拿工资，才能养活众多子女。因为我家十分拮据，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基本没有隔夜之粮，所以父亲只要有活做，有加班能多挣点钱的机会，父亲从来不放弃.。
劣质的生活条件，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寒来暑往，栉风沐雨，肩挑背扛，咬牙呑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父亲终于累垮了！于一九六零年因劳累过度生病离世。当时我才五岁，爱哭，有人家红口白牙说：“你父亲就是被你哭死的.”！
我兄弟姊妹九人，父亲去世后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了母亲的身上,。勤劳的母亲一双小脚支撑着瘦弱的身躯，做搬运、拉板车、做小工，只要是男人能做的活她都做过。只要听说哪里有活干，她立马就去做。在我的记忆中，她的一双手终年都是鲜红微肿的。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上班卖力地干活，下班后到菜园种菜，到城外去开荒，只要有荒地她都开出来种上麦子，用打下来的粮食补贴我们的口粮。她做事从来不敷衍，衣服是新老大，旧老二，破老三，直至到老九。不论我们怎么样淘气，把衣服弄得多脏，她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
晚上独自一人，点一盏豆油灯，为我们缝补衣裳。那些角头角脑的布头子舍不得扔掉，洗干净糊成鞋衬子做鞋底。兄妹这么多全靠母亲一双手做鞋，每天都纳鞋纳到半夜才休息。母亲每天起五更睡半夜，可是在忙碌中，还把屋子、院子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板凳擦得干干净净。小院中的梅花、菊花、栀子花等各种花草也在母亲的精心浇灌与养护.下，年年季季都叶绿花红，这也可能是她在以此寄托对外公的一份思念吧.。
大哥,二哥,很小就去当学徒，师傅管吃喝，但未出师的学徒是没有工钱的。母亲说只要减少两人吃饭也行。三哥，五九年去支边到了新疆，当时也是 半军事化的队伍。紧接着,四哥也应召入伍.在当时老蒋正在叫嚣反攻大陆,有的人都不愿意送子女去当兵.可我母亲,亲自送儿去当兵,也体现了母亲的家国情怀.政府颁发了一块“光荣军属”的牌匾，母亲把它端端正正的挂在大门上，每天看看这牌匾，感到很自豪.，很宽慰。
我的大姐是老五，更是了得，除了帮母亲操持家务外，还帮人家卖油条、花生、糖果类的东西。小小的人儿，每天提一大竹篮沿街叫卖，也能赚几毛钱。其它商品还好说，就是油条有时卖不完，只得“出口转内销””拿回家，好在姊妹多，烧点开水泡油条，开开油条的荤。我那时总盼着五姐的油条没卖完。
后来五姐加入了“仓埠镇万能服务部”，也能拿点工资补贴家用。我最有印象的是我姐分配到草包车间搓绳子织草包，一年到头搓稻草绳子。刚去的时候那双小手搓得满手血泡，回到家来，母亲用温水给她洗净，把纳鞋针放在油灯上烤烤，算是消毒，然后轻轻地把血泡挑开，再用布包好。为了生活第二天还得去上班，姐在厂里织手套、补帆布，样样都干得很优秀，直到后来出嫁随军，去了外地。
老六，十岁那年因病去世。老七哥，当时小小个子，就承担了为全家人做饭弄柴火的重担.。那时的仓埠，能一年四季烧得起煤的人家不多。多数人家都是靠到附近山坡荒地去砍柴割草，铺在路上晒干了烧火做饭。只要学校一放假,老七哥的任务就是跟着本街庆厚三哥去扬裴打柴，弄湖草。饿了啃点干粮，渴了就在湖里捧口水喝.。每天都是上百斤的重担，往返几十里，把柴挑回家晒干，帮母亲把它扎成巴子储存起来，一年做饭的柴火就不用愁了.。
后来七哥长大了，可以参加工作了，但单位拒收，究其原因是年龄到了，太瘦，大矮，不好分配工作。母亲伤心地哭了，七哥是因为营养不良，又每天挑上百斤柴草走几十里路，所以身体发育不良，个子没长起来啊！由于我家属于特困户，七哥经镇上照顾，总算被招工了。但分工时没有师傅愿意带，嫌他个子小。,最后只有公司领导柳文明出于善心，破例收他为徒。临上班，连被子铺盖都是好心街坊四婆婆凑起来的。
八姐中学毕业了，母亲松了口气，孩子大了，总能帮母亲分担一点家务。刚好遇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八姐随即就下了乡。几年过去了，大部分知青都招工进了城了，连部分大队书记、大队长的儿女也开后门招工进了城，但我姐一直没能招上来。托人打听了一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家在知青办没有社会关系，穷得连饭都吃不饱，也就没有钱去送礼拉关系；.再就是我家虽说是城市贫民，但父亲三岁时父母双亡，过继给本房(地主成分)做儿子，所以每到入党、招工，政审就不合格。人家笑说我家穷是穷，穷得不干净，社会关系复杂。最后知青都走得差不多了，我姐才勉强招上来。事后,改革开放的大潮到来，大批港澳台的亲戚回家探亲，带来各种金银首饰,美元等礼物馈赠亲友，,可我家一个这样的社会关系也没见到。.
我排行第九，在母亲身边待得最长。小时候淘气爱哭，母亲带一大帮孩子仍独立抚养，又没太多的收入，凭母亲勤扒苦做，茹苦含辛，即使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姊妹们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那艰难岁月里，除了政府少量救济外，全靠母亲穷尽一人之力，做小工、种菜、种小麦艰辛度日。难以为继时，母亲就把她的嫁妆一点一点卖掉，小到铜面盆、铜水瓢，大到桌椅板凳、衣柜衣箱，换回粮食、米糠、麸皮等。到最后连房子里的川方、搁方，只要是能锯下来的木料，全部卖光，总算没饿死一个孩子。有的街坊开玩笑说：“大姐呐，生这么多么办？到时到那里去找媳妇？”母亲笑而不答，她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穷归穷,母亲还是给哥姐们解决了个人问题.
我家虽然姊妹多，但母亲很会持家。粮食紧张的时候，母亲会搭配各种疏菜、瓜果、米糠、麸皮、野菜，总算度过了粮食紧张的那几年。我还记得我的哥哥们经常去湖里抓些小鱼小虾，母亲却是直搓手，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那些小鱼小虾,在那个每人每月4两油的日子里，那些小鱼小虾不用油是不好做的.，但她总是想法设法做得味美可口。
我们黄陂街就在武湖边，武湖四至五月涨水，等水退了之后，母亲和街坊立马去湖里高地开荒种麦子。来年如果汛期提前，小麦未成熟只好提前收割，放在锅里炒熟再磨成麦条也能当饭吃。磨出的熟麦条，清香诱人，我们总是抓来当点心吃。
每当春节吃年饭，仓埠有个风俗，最先要上三元：肉元子,鱼元子,珍珠元子，寓意是团团圆圆。我们家也做三元，那是罗卜掺点肉搅拌的肉元子、鱼元子、藕元子。每年腊月二十九炸园子，我都要守在灶台边，眼巴巴的看着母亲操作，总能当场吃上一两个，见我意欲未尽，母亲说：“儿呐，吃了去睡，不能再给了，不然明天不能做个碗”。
过年的时候还有新衣服穿，不论什么时候做的衣服都要等到过年才能穿。过年的时候还能放鞭、看业余剧团在大礼堂唱戏，所以小时候总是盼望着过年.
再说说我自己。由于父亲去世的早，我姊妹排行老九，所以家里一直叫我九。七岁才去报名，老师问我母亲我叫什么名字，母亲说我没起学名，在家最小，老师即兴说，那就叫细么好了。“周细幺”，这个名字一直延用至高中，我觉得不够洋气，才改名为单字“景”全称周景。但至今只有同学才知道我叫周景，现在说周九几乎大部分人都知晓，所以我更乐意人家叫我周九，觉得蛮亲切。.
小学报名，我记得当时学费大概是两元一学期。小学毕业后，进入了新洲二中学习。那高兴劲就别提了，新学校，新环境，新老师，新同学，最高兴的还是粮食从二十六斤涨到了三十六斤。本来也想好好学习,谁知又来了一个返校闹革命，从中学又返到小学。当时不怎么重视文化知识学习，一位考试交白卷的学生居然受到了报纸的表扬。,为了应付形势，小学竟办起了初中班、高中班。这在那个年代也算新生事物吧。
七二年高中毕业后，一直都没拿到毕业证。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和同学们一起，下放至扬裴庄家湾“仓埠五七农场”,。去农场后，实际给我母亲造成了更大的困难，原来在家中，母子二人还有伍拾式斤粮食，捌两油，加些蔬菜瓜果还能勉强应付,。去农场后，正值长身体的时候，每餐半斤米饭都吃不饱，母亲只好把大部分粮食都给了我，可想而知母亲在家也只能过上半饥半饱的日子.。
五七农场是由当地政府为解决城镇知青就业问题所办，其成员由仓埠镇待业人员和知青组成，没有一个员工是农民出身的，所以种起田来很外行。收割季节，麦子、稻谷由于株禾矮小难以成捆，都用萝筐挑，农场一个草垛还没农户一家的草垛大。一年到头基本没有么收成。无奈中镇领导号召“堤内损失堤外补”，不久就派部分知青去武昌水果湖中学挖土方，我们便成了进城的“农民工”。这还真是个苦差事！土方在水果湖中学，要运至水果湖小学，中向隔一条马路。白天车来车往，人流不断，只能在夜间工作。天黑后，分两班倒，当时连个闹钟也没有，只能看天气或望星座，孤儿星当顶就换班。
当时从学校走入社会，完全没有工作经验，像愚公移山一样每天挖山不止，而且什么机械也没有，只有十字镐、铁锹、斗车，进度十分缓慢。后来总结了一下经验，挖神仙土，所谓神仙土，就是先把最下的土镂空，然后在上面用钢钎把土方崩下来，这样进度增加了几倍，也省力多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若干年后，回想起来后怕的不得了，要是当时出现塌方怎么得了！
总算是平安的完成了任务，在那里就们还得了表扬。学校里有人赞叹：新洲的苕民工好扎实！
后来，有的同学招工走了,但我们这批同学都迟迟不见动静。一打听，原来我们虽然下了农场，可那只是仓埠镇内的就业安置举措，县知青办并没有登记注册。我们这一批人于是就成了不被承认的“黑知青”.。以致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让我们这批知青吃尽了苦头！晋级、提干、加薪及至退休，凡是需要算工龄的地方，我们都那一段农场生涯都不能算。
“仓埠五七农场”寿终正寝后，镇政府把我们这批同学分配到了街办工厂。我也进了仓埠棉纺厂，从细纱维修钳工被领导选送武汉国棉一厂学工艺技术员，一直干到七九年。在此期间，我和母亲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母亲病逝，享年七十岁。由于棉纺厂后期经济效益不好每况愈下，连工资也发不出来，厂领导终于放了我们这批同学另谋出路，大家总算各自进入了新的岗位，为改革开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过程中，每一步都浸润着母亲的心血与汗水，浓稠而晶莹。现在想来，母亲的关切就象一件旧时的毛衣，在严寒的日子里我们会忆起它的温暖，在风和日丽的春天，有人偶或就将它遗忘。但对母亲来说，每一缕思念都那样绵长，每一条关于我们的音讯都令她长久地咀嚼。我们每一点微小的成绩都会熨平她心上的褶皱，我们的每一次挫折和失误都会令她扼腕叹息……
母亲虽不是传奇的一生,而是默默无闻的一位家庭妇女,在历史长河里好像一颗流星,是她的亮光照耀了我们姊妹长大成人。兄弟姐妹中，虽没人大富大贵，但也有人为边疆建设出过力，也有人为保卫祖国站过岗，放过哨，也有人为城市建设添过砖加过瓦。如今姊妹们的生活都进入了小康水平，想想母亲当年为养育儿女，她一生未成享过一天的福，临死还欠着人家的米，现在政策好了，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唉，她老人家离我们而去，没享到我们一天福！行笔至此，思绪绵绵，除了心痛，就是深深的怀念！
周景 自立谋业，仓子埠的老街坊， 业余兴趣广泛，爱好文学、音乐、木雕工艺及艺术品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