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革命中的传奇人物---王子谦
原稿 （整理 许晓鸣）
我1911年1月2日生于宁化县淮土乡凤山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祖父王昌南，父亲王荣畅，都以耕田为业。父亲年幼时曾读了几年书，因为家里缺乏劳力，不得不弃学耕田，他极力培养弟弟王步青读完高师。
我兄弟五人，一个妹妹，大哥富溪也因为家里缺乏劳力，只读了二三年就从事耕作了。我排行第二，幸运的是因为小时后身体瘦弱，父亲就着意让我多读了几年书。起初上的是私塾，后来在禾口（今石壁镇）道南小学读书，三弟四弟也因种种原因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自找职业了，五弟是几个哥哥培养才读完初中的，而妹妹连学校的门也没进过。
初到道南小学时，因为听不懂普通话，成绩不理想，经过半年后，成绩逐渐好起来。同班同学中有几位都很聪敏，如张敏禄，廖有銮，张兴道等。我智力并不比他们好，但我比较有恒心，坚持正常学习，所以到了二三年级后成绩一直领先，以甲等第一名毕业。
我读小学时，正处于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参加了一些学生活动，几次被选派到县里参加会议。1927年，我进入连冈中学，病了一段时间，身体很瘦弱。家里人怕我身体吃不消，不让我去学校，我坚持要去。第一学期住在校外，身体一直不太好，打篮球，踢足球，每次跑不了多久就气喘吁吁，不能继续下去。第二学期住校内，看到伊味华老师每天做“八段锦”体操，我也跟着学习，后来改练跑步，开始体育场一圈也走不完，经过每天早起不断锻炼，连续跑九圈也不觉疲困，身体也渐渐好起来。我在校学习成绩也保持前三名，参加了学生会，县学等活动，被选为领导成员。
目睹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腐败，我感到前途很渺茫，常满腹牢骚以致神经衰弱，夜晚失眠。正当此时（1929年春夏间），徐赤生来到连冈中学，徐原名玉琅。马树敏是亲戚，也是小学时的同学，在长汀第八高中读书。党派他回宁化组织活动，我与树敏同住一个房间，经他介绍才认识了徐赤生。树敏家住城关，徐就在他床铺上睡，我们两人逐渐熟悉起来。他对我多方启发，引导我参加革命活动，起初他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在校活动，利用星期天或假日回禾口等处活动。同年八月，经赤生和包浩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后以禾口华丰庄为基地，积极开展活动，发展党团员，组织党支部，广泛发展农会会员。
1930年6月，正当连冈中学准备第一班学生毕业考试时，徐赤生来到学校，决定举行暴动，说是红军会来支援，要我立即回禾口发动。我回禾口后，立即召开支部扩大会议部署暴动计划。汇集禾口、石壁、淮土、凤山等乡农会会员在禾口小学开动员大会，决定立即举行暴动。我与张馥，张国涛三人去迎接红军，在广福亭遇到红四军的由队长陈光政委李赐凡率领的一个支队。李政委带来徐赤生给我的信，告诉我曹坊方面已经暴动，要我们配合红军行动。李政委命令部队原地休息，听取我们的汇报后，随即率部进驻禾口，受到禾口群众的热烈欢迎。部队驻定后，即在禾口溪背伍家屋支队部驻地召集禾口支部开会，决定成立西乡革委会，展开打土豪、为红军筹款和扩红等活动。我与张馥被选派去宁化参加第一次党代会，在张家街红四军政治办公驻地召开的会上，我被选为宣传部长。
会后回到禾口与党支部一起将暴动队员召集起来组织赤卫队，与宣布起义的罗世耀部等按照党代会决定与红四军政治部的指示开到曹坊成立宁化县赤卫大队，罗世耀任大队长兼政委我任宣传队长，扩大会决定转移到长汀与红四军五纵队联系。罗不同意，将他带去的人撤回淮土徐赤生处，随后开往彭坊，长汀，在特委到达新桥后立足未稳即遭到敌军攻击，随后，赤卫队改组为游击队，由张馥任大队长，联合卫仰颜率领的红20军委纵队在长汀各地活动，在涂坊整休时，调五纵队工作，宁化游击大队政委由我接任，在河田打了一仗，乘胜打进长汀城关。撤出后，大队长张馥在中队长张国华等支持和要求下主张把游击队开回宁化活动。我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去向徐赤生请示时，徐立即和我到新桥原驻地来处理，不料游击队已向宁化方向开走。徐和我一直追到汀宁边境的燕子坳，得知游击队已进入宁化境内，当时我想和徐一同去五纵队。徐不同意，要我回宁化找到游击队设法带回长汀活动，他认为宁化反动武装较强，难以立足，长汀有第五纵队在一起活动，等到条件许可时再打回宁化。不得已，我只好只身回到宁化淮土，得知游击队开回宁化时分成两路，大队长张馥、一中队张国华向禾口方向活动，二三中队曹正刚、黄鸿湘部向曹坊方向活动，结果都先后失败。
宁化反动政府悬赏通缉特委及县革委会领导成员，马树敏把我隐藏在安乐一段时间后，我找到张馥，得知剩下的一些人，我和张馥在凤山张敏禄家里召集暴动后留在当地的张敏禄，廖有銮，张某（字迹不清）轩等开会，决定我和张馥暂时离开宁化，并约定通讯联络办法。 1931年，我们一同逃往广东，随后，张馥回福建去漳州找李名骥，我去汕头找张志农。当时，张志农失散后经人介绍到南溪县任小学教员，我经人介绍到汕头一所医院向范启煌博士学医。虽然不要学费，但要自付伙食，在徐赤生的哥哥徐玉球和曹志骞、张史才等人帮助下学了一段时间，在接到张敏禄的秘密来信后，我决定拼了生命再回宁化。
经过多方周折，1932年秋，经由福州、泰宁、建宁回到宁化。在宁化中心县委任组织和宣传部长的张敏禄、廖有銮马上找我，还说是经县委书记霍步青同意写信通知我回来的。他们当即陪我去见霍步青。当时县委设在基督教堂，霍热情的接待了我，详询了暴动和在长汀活动及失败经过，嘱张敏禄在县委给我安排住宿。随后就在县委帮助写些宣传文稿和标语。当时霍步青的爱人朱月清也刚来宁化，派她任县俱乐部主任，要我帮助她在行宫庙开始筹办起来。霍讲话带四川口音，当时一般工农干部和群众听不太清楚，在开会和做报告时叫我用宁化话给他做翻译，也派到县总工会帮助工作，回去参加扩红工作组，到石壁乡大江头村动员了十几名青年去参军后回到县委。霍对我说：“现在红军军医学校招生，想保送你去学习”。征询我的意见，霍知道我曾在汕头学医，我表示同意后霍立即亲自给我写介绍信，并将我在学生时期参加地下党活动及地方暴动等情况作了介绍。我持介绍信到了石壁时，张启南也在那里搞扩红工作，他说也想去学习，他立即回县写介绍信，让我等他一同去。第二天他来到淮土，我们就一起到兴国县的茶岭中央红军卫生学校。
红军卫生学校原为军医学校，后来又改为中国医科大学。当时，校址在兴国茶岭的一座祠堂里，红军总医院也在这里作为教学实习医院。经测试后，我分在医科三期，启南分在调剂科，他在调剂科毕业后再入第四期医科学习。教室在一座祠堂里，校长彭真，原名彭龙，是南洋医科学毕业的，曾在苏联留学。政委王立中是总医院政委主任，教员李治，守榕、黄伟等都是在看管下担任教学，后来又来了孙仪之、俞瀚西、李延年等，他们是国民党军队解放来的。教材是原北京军医学校教材，用油印翻印的前期基础课包括解剖、生理、细药、药物、医用外语、政治，后期为内科、外科、皮肤科部队卫生勤务等。学习很紧张，要把四年的教材一年内学完，生活相当艰苦。我入学时一期刚毕业，二期在学后期课。同学中大部分是军队医务干部，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由于我文化程度稍高一些，成绩较好，被选为学习组长，要辅导成绩差的同学学习，还要负担墙报编写，参加了一些文娱活动和政治活动。在茶岭前期课学完后，学校改组，校长改由陈义厚接任。陈是冯玉祥的军医处长，曾在齐鲁大学和北京军医学校学习，学问很好，是宁都起义来的。学校迁至瑞金阳岗下，军委总卫生部也设在这里，同时与长汀迁来的以付连璋为校长的红色医务学校合并，付连璋改任教学医院院长（原红色医院）。学生成绩较好的曹兴闽等三人三期大部分参加四期的学习，后期课时下午都在教学医院实习，政治课多由休养干部讲课。原红四军支队政委李赐凡在任师政委时负伤住院，就为我们上过课（由于他行动困难就到他休养地上课）。当时有些高级干部如王稼祥，瞿秋白等也都在教学医院休养，不过他们都是另住一个房子。学校迁至瑞金后，我的课外活动也加多了，有时还要作为代表去参加一些会议。毕业时，第三期算我考试成绩最好，毕业典礼上，朱总司令、贺诚部长都亲自参加并讲话。
毕业后，我分派第二预备医院任军医兼所长，院址在石城、广昌、建宁交界处的黄泥铺，这里设有兵站，当时红军总司令部设在建宁总司令部卫生部长就是原校长彭真，政委也是校政委王立中。不久，接到来信要我率领全所到建宁归第一预备医院领导。我学校才出来，没有实践经验，既要搞治疗又要管行政。在这里驻上一短时期后，调往广昌，由我所去接收兵站医院。医院有五百多重伤员，日夜换药也处理不完，加之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把厨房也炸毁了，炊事员大都伤亡。我到警备司令部向参谋长汇报后，由兵站调来原兵站的炊事员来补充。我建议将伤员后送到新安院部，参谋长接受了我的意见，通知兵站派担架抬送。工作告一段落后，总卫生部来令调我到九军团任42团卫生队长，部队驻守广昌城，当时认为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大门，中央领导齐聚这里。在连以上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决定以一师部队守碉堡阵地，一三五军团攻击敌后方，但敌人鉴于失败的教训，改变战术，采取步步为营，前进一步筑起碉堡又再推进。当时我跟参谋长到各战壕查看，只见不远处敌人在筑工事、打冷枪，只用飞机大炮炸碉堡。后来一三五军团看到原计划不能实现，就撤走了。驻守的三个团抵抗了一阵后也撤退到离城三十多里的新安整编，补充医务人员，调回总卫生部分配工作了。
我抵达西江第一补充师任医务主任，师长是原在五纵队任参谋长的毕占云，是老相识。经短时间工作后，送一团新兵到石城，肖华任政委的少共国际师，总卫生部长贺诚是四川人。后来我回瑞金即留在总卫生部工作。院长陈志方，姬鹏飞，广东人，是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保健局长，是宁都起义的。总务处长陈成兰（？）是龙岩人。我分在医政局任局长，负责主管审查医院死亡病历，也代表卫生部到各医院视察帮助工作，到残废院检查残废和发残废证。工作繁忙紧张，当时年轻力壮，不知疲倦的干，到了34年秋，为部队大转移作准备。决定突击动员大量轻伤病员出院补充部队，重伤病员集中到第三后方医院。当时有十多个医院，我经常到各医院了解情况，帮助解决一些问题。总卫生部划分为前方和后方两部分，前方的随军行动，后方的留下来处理伤病员。当时战斗频繁，伤员很多，大约有二万多名。临长征前夕，决定成立中央军区卫生部，姬鹏飞调五军团任卫生部长，新由上海来苏区的漆宗羲接替他的工作。漆是日本留学生，四川人，由他担任新成立的中央军区卫生部长，原任卫校校长的陈义厚调来任医务处长，我任处员，政委为王立中，其总务供给等部门都是总卫生部原班人马。分配名单一公布，我即向贺部长提出要求到前方去。开始他说再研究一下，第二次开会公布名单时我又再提意见，他说漆陈都是新调来的，医院情况你比较熟悉，根据工作需要你须留下。最后一次开会时我还是提出意见，他说留下来是暂时的，部队随后就打回来，我儿子也交给你们代为照顾，这是组织的决定你要服从。眼看中央各机关都离开，留下来的统由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项英领导，有很多中央领导人如瞿秋白、邓子恢、陈毅、何叔衡等也都留下了。临出发前，由许多女同志到卫生部来检查身体以决定她们的去留，由漆和我两人负责体检。当时是叫“战略转移”不叫“长征”，我们留下来的要为几万名医院的伤病员进行处理。在几十万敌军包围下，地区日益缩小，大量轻伤病员突击出院，重伤病员集中后成立医院管理局，调专院政治部的组织部长朱非某（不清楚）任局长。卫生部也由瑞金梅坑迁至会昌向我附近的刘坑。重伤病员除部分能回家的资助回家外，大部分寄托在群众家里。留下部分医护人员巡回治疗最后军区把突击出院的轻伤病员组编了三个独立师，共九个团，卫生部人员及药品器材也分三部分。漆任独一师卫生部长，陈任独二师卫生部长，我任独三师卫生部长。35年春间转战赣南各县，苏区县城全被敌军占领。当时的军事意图是偷渡敌人封锁线跟上前方部队，但封锁处众寡悬殊都相继失败。当我师抵达于都与信丰交界的王母渡河时，南岸驻有三个师的广东军队，三师师长是龙岩人魏赤。有一天夜晚，他命令我说，对岸驻有敌军，今晚须偷渡过敌人的封锁线，竹排只有几个，战斗部队须涉渡，卫生部可坐竹排过去，但须轻装，把马匹和非急需药品都留下丢弃，前面已有教导队过河掩护。
我们遵照命令乘夜坐竹排渡了河，卫生部73人外，归卫生部指挥的担架连也过了河，南岸河边有敌人的碉堡，但没有驻军，过河后，我们将敌军碉堡的联络电线破坏，沿河岸向上游等待涉渡部队，但河水太深，部队过不去，天亮后被驻山上碉堡的敌人发现，战斗开始后，北岸的我军与南岸敌人隔河对战，教导队支持不住后纷纷下河，我也命令卫生部和担架连下河，希望能够撤回北岸，不料河水太深，敌军火力集中地向河里扫射。结果教导队和卫生部及担架连几乎全军覆没，当时我认为非打死即淹死，也任凭大水冲走，冲到一个浅滩边，我睁眼一看，还靠近南岸。为了不让一些重要的文件落到敌人手里，我寻机把身上装有文件的皮包和手枪扯下投在河里，趴到附近河岸下的毛竹下，不料被敌人发现，当时北岸我军已经撤走，敌人站在河岸上向我射击。我右上臂被击伤，被敌人拉上河之后，看到河里漂浮着战友们的尸体和药箱、担架，心里非常难过，只有我的警卫员刘祝绵和一个卫生员来不及下河即被俘，所有七十多个医药人员和担架连全部人员都死在河中，其中有个医生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来不久前才参加红军的也死在河里，敌人把我们三人送到信丰县监狱，卫生员还有裹伤包给我包扎好。在监狱里生活十分艰苦，已无医药，一天只吃两餐稀饭，监狱管理人员看到刘祝绵和那个卫生员很年少，都只有十五六岁，而很活泼，想找一个去做儿子，就把他们放出监狱，而且给了点钱给他们用，他俩就拿钱去街上买药给我换。经过两个多月后，把我押送回原籍宁化处理，转辗龙南定南安远到达会昌，在会昌到瑞金的路上，我看见一个伤残人员，姓龙，是宁化人，我问他怎么能一个人走？他说因他行动困难，会昌县政府就写了证明给他，他把证明给我看后，我看到证明上写的“一”字可以更改，于是我邀了一个姓谢的和禾口一个姓张的两人乘夜逃出，第二天等到姓龙的来，把路条改为四人后，我们在第二三天就回到了家里。
回到家里后才过了几天，禾口区长张树庭派吴忠汉和铲共队长本人黑夜到我家里来，把我带到禾口区公所后，张树庭对我说“听说你会行医，我有个伤兵你给医好”。
我说我自己的伤都无药医治，他要我将所需要的药品写出来，派人到宁化购买，不久我就把这个伤兵医好了。但我自己因为肱骨受了伤，医治不及时，还未痊愈，要求准我回家医治。但张树庭不允许，并威胁说：你知道王盛权是怎么死的吗（原来王盛权是被枪杀的），他把我软禁在禾口小学当了半年教员，1936年，经张允许到城里开设福民医院行医，名为医院，其实只有我自己一人带一个学徒罗永琼。开业后看病的人不少，但赚钱很少，因而引起了同行的嫉妒，有人向县政府告密说我以行医为名，仍在搞共产党活动。张树庭曾特来问过我是否属实。我觉得处境不佳，1937年我就离开宁化经人介绍到省戒烟医院任医生，由于语言不通，工作困难。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合作，省政府招考戒鸦片医生时我去报考以第二名录取，学习了一些戒烟方法，后派回宁化戒烟所任医师。1938年省令撤销戒烟所改组为县卫生院监管卫生行政和医疗工作同时负责戒鸦片，我为代理院长。经过几个月后另派李宝（左金右监）来接任，将我调省学习。到省卫生处后，随省征服迁到永安，经测试后留永安卫生院任主治医师，负责吉山卫生所工作。39年调任清流卫生院长，卫生院设备简陋，人员都是县长科长家属，工作无法开展。
1942年辞职回宁化，原拟与曹兴闽、张启南合办一个医院。因为我妻儿在禾口，我回家后恰逢张树庭在禾口倡办道南中学，我也参加筹备工作，成为道中校董会成员，帮助筹集经费，也义务担任生理卫生课。与此同时，宁化县长换了林善庆，他与张树庭闹矛盾，扬言我在禾口搞异党活动，因此我到城里办医院的打算就有顾虑，不得不打消。后来张树庭为了避免与林发生冲突，率家眷到江西宁都住了一段时间，当他率眷回家过春节的时候被宁都专署扣留起来，林县长乘机派武警到禾口想收缴张散布在禾口的枪支。当警察局长石逢云率警到达坡下时，向警察交代任务时说到禾口要抓异党份子王子谦和张树庭旧部吴云高。刚好那天我不在禾口，吴也早有戒备避开，警察扑空后在禾口设立警察所派驻武警。石局长率部分警察去江西企图押解张树庭回县处理。禾口警察所有一名警察将石在坡下交代的任务情况透露给了吴云高，吴即率壮丁队追赶石局长。结果在南田坳附近遇上并把警察打散，石局长被迫逃往石城。而后，吴云高等回到禾口把警察所的枪也缴了，王荣浪率警卫队把驻在凤山的保安队一个班的枪也缴了。这就闹成了所谓的“西乡事变”。林县长报到省政府说是我搞异党活动，发动西乡事变，请求派保安团来镇压。后来还是省政府知会长汀专署把张树庭从宁都解送长汀交保释放，责成张树庭设法解决“西乡事变”。当时，张树庭一再写信要吴云高和我去长汀，我们不一同去。结果，张亲自回来诱使吴云高和参加打凤山保安队的王荣溪两人骗到长汀专署，把他们羁押枪决。由张收集所缴保安队和警察所的枪支交还县政府了事，后来林县长也因此被撤职。省政府派付柏翠来宁任县长，付曾经参加过革命，担任过红军纵队长，后因故脱离，他与当时省府秘书长程星龄有交往，程是民革的人，1944年派付来宁任县长。首先提出要肃清土匪，叫我去参加剿匪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两个缴匪中队。当时土匪在西南乡与江西长汀边境活动猖獗，抢人勒赎，抢劫商旅，尤其是西乡凤山一带小商被抢被杀的人不少，而且烧毁房屋，清洗满门，要我负责一个中队。人员枪支由各乡公所警卫班调集组成。虽说我是个医生，率队打仗不行，但认为为地方做点好事，不能推辞。于是带队到江西边境的一个乡打了一次土匪。后来省保安八团派了一个大队来剿匪，剿匪中队也就解散了。
1945年，我被选为县参议员，当时我看见重庆参议会中周恩来、秦邦宪等很多人在会上揭露国民党腐败及消极抗日现象，我也在县参议会上利用质询案揭发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以及征兵中的“过三关”等奖惩现象。每年开会两次，过了一段时间，我看收效甚微，后来开会也不去了。付柏翠以及付推荐的继任宁化县长在禾口设立西乡建设委员会，我被任为委员，在禾口和西乡各地倡建新街。
1949年初，宁化正酝酿八县联防，我有意避开，运了一批烟叶去汕头，直到四五月才回来，路过上杭古蛟时我到郭车付柏翠的家里去访问他，询问他对于时局的看法。付向我透露准备以变应变，我问他如何变法时，他嘱我去古田找张子波详谈，并希望我转达张树庭也参加行动。张子波是付的副手，付在宁化任县长时，他任国民党兵团副团长，在剿匪时我们就已经认识。他告诉我龙岩、上杭、武平、连城已经联系好准备起义，希望我做好张树庭的工作,让他也参加行动。并约定通过连城县沈县长取得联系。我回宁化后向张转达了这些情况，张当时在搞八县联防推说待以后再决定。
我和张启南到张志农家里座谈时将与付联系的情况告诉他，志农说他已经参加地下党城工部组织，正负责做策反工作，以后不必与付联系，与城工部联系即可。他因为参加了马派竞选国大，正苦于无法与张接近，如果我能把张的工作做好，宁化的和平解放就没有问题。并和我们约定，介绍我们参加城工部，组织的事由他负责，做张树庭的工作由我负责，我们随时取得联系。我根据当时的一些情况，审慎地向张进言。当付柏翠发动起义宣布成立闽西革命委员会时，我促张和他配合行动，如果同意我可以代他去向付联系。由于他靠反共发迹，顾虑很多，怕共产党不能容他，只表示待以后再说。还是在继续搞“八县联防”。过了一段时间，张树庭与符国秩、张史才等分裂，张树庭正为此苦恼，还想与伍秉芳等搞小范围联合，准备上山打游击。这时，江西已经大部分解放，我又对张说，本县你都联不起来，何况八县？国民党几百万大军都抵挡不住，靠你这点武力怎能自保？不如审时度势，走付柏翠走的路。他还是疑虑重重，不过这时他思想已经开始动摇，当石城解放，周寿松率部逃来禾口时，他已经不和周搞在一起企图抵抗了。随后解放军先头部队推进到禾口时，他缩在济村，当432团刘团长到禾口后，我向他汇报了宁化和张树庭的一些情况。刘团长嘱我设法稳定张树庭，把解放军对起义人员政策叫我转达。我即用电话告知张树庭，他约我到济村面谈。刘团长拿来一些对起义人员的政策等宣传文件由我带给张。并说“只要他参加起义，可以不咎既往，并举了傅作义为例，叫他放心。”我到济村向他一一传达后，他表示只求安全，愿意交出所有武器，叫我向刘团长汇报。次日，刘团长进驻瓦庄，让我回去，刘团长计划分别召集宁化各部武装人员到瓦庄开会，叫我去县城叫张史才来，随同来的由雷寿銮，随后我又召来伍秉芳、范良能，卫生院长陈达也随同前来。下午我又奉命去召张树庭，在武层遇到他，我把刘团长要他和张史才、伍秉芳等去开会的情况转告他，他随即同我去瓦庄。刘团长知道他顾虑较多，对他也特别客气。把解放军的政策向他作了详细说明。他也向刘团长表示决心交出全部武器。刘团长约他次日早晨八时到瓦庄和他一同进城。次日一早张来瓦庄时把一些枪绑起来叫人挑来，刘团长叫他挑进城里，开会时再缴交，他也陪同刘团长进城，参加了欢迎解放军入城仪式，达成了宁化全县的和平解放。解放后，我也几次到刘团长驻地大洋庙与之座谈。他对宁化不费一枪一弹和平解放很满意。刘团长曾告诉我当年红军中央卫生院领导仍是中央领导，我除了与张启南、曹兴闽共同写了一封信给贺诚部长外，我们准备同去北京。刘团长同意我们的要求，由团政治处写了介绍信到144师政治部，政治部给了到北京的通行证。当我们到宁都时，张树庭也被144师召到宁都住在政治部招待所。我问张树庭来此有什么事，他说政治部要他回宁化设法做逃在福建的陈楚先、李冰等的思想工作。我和张启南、曹兴闽等即启程从广昌往北京。当时没有通车，张启南走得很慢，我陪他慢行，曹兴闽先到广昌找旅馆住宿。我们很晚才到达，不知道曹住在哪里，就随便在车站附近找了个旅馆住下。夜晚公安局巡查时曹兴闽没有证明，政治处的通行证在我身上。因分居两处而引起怀疑，就我我们带到公安局扣留下来，叫曹兴闽回宁化重写证明。曹回宁化后，就不去了，当时宁化未设立政府，只寄来宁化县临时工作委员会一张证明。公安局对临时工作委员会的性质不清楚，而曹又没有来，更加怀疑，把我和张启南送到宁都公安处处理。庄处长问明我们情况后说：“你们是做医生的，公安处没收了很多药品材料，你们就在这里公私合营办个医院好了。”我们只好答应在宁都办了个大众症疗所，为公安处所属单位和训练班看病外，也给当地群众看病。
在此期间接到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给我们的回信，对我们表示慰问外，嘱我们就近与江西或福建军区卫生部取得联系，并委托我们帮忙寻找当年与我们一同留下的他的儿子。还嘱我与漆宗羲和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联系。我即写信给在河南市委工作的漆宗羲，谈了当年失散的情况。漆在回信中所他也和我有同样遭遇，同时写信给当年教我内科学的老师中南军区卫生部长孙仪之。孙回信邀请去工作。我在取得公安处庄处长的同意和支持后去到会昌血娥附近的刘坑当年中央军区卫生部分散地调查。得知红军在红军撤离后，所有寄托在当地的伤病员及家属都被敌军拘送到宁都去了。我即到武汉准备往北京向贺部长汇报，在武汉住下后我写了一张明信片给孙部长，他派秘书来到旅馆要我搬到卫生部招待所。相隔十多年，孙部长显得更加衰老了，他热情问我家属带来了没有。我除了将别后的情况向他汇报外，说要去北京向贺部长汇报为他寻找儿子的经过，孙部长说，你不必去了，随后贺部长的爱人周越华会来武汉，向她谈就可以了。你可以在武汉各地好好玩玩，在招待所住了50多天后，孙部长即来电话叫我到卫生部去，这时贺部长爱人周越华等人来武汉了。他办了一桌酒席来招待周越华。我们在瑞金时，她在政治保卫局工作，是老相识，现任卫生部保卫局长。我把代他寻找儿子的经过向她详述，他叫我写一书面材料好寄给方志纯继续寻找。（后来方书记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在宁都发现这个革命后代，贺部长叫我陪周越华去认领）席后，她和孙部长送我出门时问我是否准备参加工作。我说脱离已经十多年，很多情况都不了解，如要工作除非重新学习一下，孙部长接过话说，你不必学了，可以工作，现在的医学院校和你们当年学的差不多，你问涂通今就知道了。涂是你们同学，他现在是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南医学院院长。孙部长说，你把别后的情况写个书面材料交给我，以前的情况我知道，我会给你证明。
我如实写了一份失散及在抗战期间所做的一些事情交给孙部长后，即由政治部办理入伍手续，叫我到干部处找白处长谈谈，白问我想做行政工作还是技术工作，我说还是技术工作较合适，不过我初来，不了解情况。你和孙部长商定好了。
校卫生部秘书告诉我说，孙部长曾经考虑叫我到卫生教育课或卫生研究所工作。刚好这时咸宁疗养院政委来卫生部要人。白处长决定叫我先到那医院去熟悉一下工作，以后再调整，说那疗养院院长是新提拔的，医生护士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并说，政委正等着跟他去。第二天，我去拿介绍信时，当年卫生部长周泽源（？)给了我一信，也同时交给我。周是我同学，我曾是他的学校组长。来信很客气说要我去帮助和指导工作。他原以为我不在人世了，周局长回北京后他才知道我已来武汉。我当时不便将白处长给我的介绍信退回，只得写信向周部长说明缘由，叫他写信叫张启南去，张在八路军工作时曾与周是同事。咸宁疗养院（后来改为195医院）离武汉有一段铁路线，院址在咸宁市的郊区，那里有温泉，水温达60度，有几个出水口，在一座小山坡边，风景颇幽静，原是日军占领时建的一所疗养院，房舍也是日式建筑，40多个医生中大部分是日本人，有博士学位的两人。中国医生连我在内只有五人，护士八十多人中日本人占百分之八十，院长李家升是东北人，也能讲日语，日本医护人员都能讲中国话，只有一个较老的护士要翻译。院里收容的都是各部队医院转来的慢性病人。分五科，开始我分配在运动系病科，随后调消化系科任军医，后来又调运动系科负责主治医师工作。当时医院没设科主任，由主治医师负责，原来日本人也按供给制，待遇较高，有几位是按师团待遇的按中小灶待遇，我也和他们在一起吃饭。他们平时都以日语交谈，只是对我和政委讲中国话，后来他们都给薪金制，衣服也不穿军装了，1952年，所有日本人都遣送回国，医院都由各军医院校毕业生接替，护士也是新培养的。我被调消化系科接受原由荒春博士负责的消化系科。我感到工作很棘手，建议让我去各兄弟医院去考察，经医院管理局批准后，我和循环系科主治医师一路由广州、湖南、河南各医院考察，并拜访了中南军区二个总院和分布各省部队医院外，广州的中山医学院，湖南的原湘雅医学院，湖北的同济大学附属协和省医院、河南大学医学院等访问专家教授。考察了各院治疗情况后，根据我院具体情况我提出消化系病人单独成立伙食单位，搬出新建大楼到山后的老病房里，同时我又兼任睡眠疗法室主治医师工作。我发现睡眠疗法也有一定疗效，除对住院病人做好精神治疗外，把睡眠疗法与食物疗法结合起来，收到良好的效果，把五十多个长期住院不痊愈的胃动经官能症者都治愈出院，我总结经验上报，并出席了中南军区首届内外科治疗会议，在会上作了报告，所写的《胃动经官能症的结合治疗》作为论文在内科论文汇编上刊载获得三等奖，在全军区各医院推广这一经验。同时部队正进行军衔核实，准备为我提拔工作，要我的历史材料，寄请宁化县公安局核实。在当时的政策指导下，认为我历史较复杂，需要我亲自回来才能落实。医院和军区曾经多次派人联络，结果部队与地方意见不合，1955年6月将我送回宁化。正当我年富力强，可以为革命事业做较多工作时遭受挫折，历尽坎坷达三十年之久。1985年，才为我彻底平反昭雪，1985年，中南军区为我落实政策曾完全恢复军阶，以行政十九级待遇办理退休移交宁化安置，1988年按福建省委（86）38号文件精神改为行政十八级。
平反后所写的回忆录，回忆了宁化党的早期活动与西南半县暴动，经三明地区党史通讯发表后，省党史资料及宁化党史刊物均分别全文转载，也为宁化文史资料写了不少材料，获得较好的评价。
生平从医六十多载，虽在困难环境中仍随遇而安，不计较个人待遇得失，本着治病救人之旨，认真负责，为病人服务，为抢救危重病人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工作，经我治愈的伤病人员难以计数，现年逾八十，身体尚健。一生荣辱得失无须再费笔墨，但求此生无愧于心。
注 题目为整理者所加，文字遵循原作，只在一些不通或不清楚的部分略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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