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军到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本想从此不再拿笔了，可事与愿违，在政治学习、军训中，眼睛挺“贼”的基层领导发现我“风格独特”，于是，在新兵连就“命令”我给全连战士讲课：“苏联是怎样变修的!”于是，下连队后，连里的发言、表态、汇报等文字的活都派到我头上了，很快，我没当副班长就直接从战士提为班长；于是，羡慕、忌妒、恨爆发。之后，我躲“文差”，“文差”偏偏追着我。批判“四人帮”，在全院大会上发言，这一重担又撂给我了。由于我的精心写稿，发言“一炮打响”，就在我发言尚未结束时，作为正军级的院长、政委就在主席台上交头接耳，原来是我的发言震动了他们，会后，他们责成政治部主任成立“稿件修改小组”，对我的发言稿进行修改，改后立即送《解放军报》刊登。然而，批“四人帮”是按阶段进行的，等政治部把我那篇发言稿改好，再送到报社时，批“四人帮”已转段了。发言稿就这样很遗憾地被判了“死刑”。虽遗憾，但这为我正式进人新闻媒体作了一次“实弹演习”。

      1977年，我光荣入党，当年，国际关系学院组织部门准备提拔我到日语系任文书(排级)，我放弃了，于1978年4月，响应国家“要建十来个大庆”的号召，复员到石油部地球物理勘探局工作。

      我干专业新闻记者是从1980年春天开始的，那年春天，我由石油部物探局正式调人清江市广播站做记者、编辑工作。那时，没报纸、没电视，广播是唯一的新闻媒体。后来，广播站并人淮阴人民广播电台。由于我喜爱这份工作，所以，干起来如鱼得水，不仅在本站、本台年年超额完成写稿指标，而且稿件质量出众，好评如潮，台长刘清湘还常为我的作品写评论。同时，我的作品也应了陆游的那首诗：“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即我的作品频频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见报。

      1993年，《淮阴日报》创办《淮海晚报》并向社会“招兵买马”，当时想进报社者如潮，亦很难，必须通过“双考”(考核、考试)方能调进。而我则是全市唯一一名“双考”全免调进者。后来方知，报社党组在研究进人时，晚报总编田林高只说了一句话：“黄亚和都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大块文章，还用‘双考'吗?!”

      调进晚报后，我干劲倍增，时间不长，同仁送我一雅号“黄头条”。省新闻出版局领导来晚报时，田总特地将我作为“高产记者”的典型向他们作介绍。

       我任《淮安日报》教育部主任期间，颠覆了陈旧的办报思想，创办了吸引全国众多报社前来学习的王牌教育专版《教育新时空》。

      我从未上过大学，却经常站在大学讲台上为大学生授课。

      我不是教育家，但我的教育思想被广为传颂，《湖北日报》载文称我为特别教育专家。

      我是事业与家庭两不误，女儿拿下双硕士研究生学位后，又考取上海戏剧学院，攻读博士。

     成果卓著，是好事，也是坏事。因为在调人《淮海晚报》之前，我早就被扬子晚报社聘为首批特约记者，一直干得很出色，被总编朱铭佐看中，要挖我进扬子晚报社，1995年的一个晚上，他直接打电话给田总，提出要调我到扬子晚报社。次日，田总很生气地找我谈话，我不知情，但田总还是不容商量地表明：“我不能放你走，你采编独当一面，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来与我们一个报社竞争!”

      在淮海晚报社，先做记者、编辑，后任专刊部主任、办公室主任，再后又任《淮安日报》教育部主任。

      大诗人李白有诗云：“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烛。”近40年来，我的作品之所以频频见诸报端，那就是因为我学习不断，写作不停，深人采访，精心写稿。让我与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意满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40年来，我从未因职务变化而不写稿，做主任几十年，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虽说有时也想偷偷懒，但被采访单位“一把手"不让!

      激情燃烧久了也想歇歇，好不容易盼到55岁退二线，没想到，社长徐利华找我谈话：“二线你不能退，党委决定你推迟一年退二线，这一年，你要为报社培养出一名主任来，这是政治任务!”无语，谁叫咱是党员?个人服从组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