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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岁月 第八章 等待抽调回城
——纪念下乡五十五周年
第八章 等待抽调回城
文/老革
时间转瞬即逝。
1970年9月上旬的一天，我们班组正在车皮上卸土时，就见工地通讯员来找于洪海，并告诉他长春拖拉机厂来梨树县抽人，让他马上回公社报到并准备参加体检。
当时，我还在寻思，长春方面终于来梨树县抽调知青了，我应该被抽调回城。
这时，站在我身旁的高耀富对我说，你别着急，咱们生产队有一个名额那就是你的，你就放心在这里等待吧！我听高耀富这样说，心里也就踏实多了。因我很自信，我在生产队里的一贯表现，队长和社员们都是有目共睹的，要是有一个名额也应该是我的。
就这样，我在580工地工作到1970年的10月初，也不曾见到长春抽人信息。说心里话，我真的是等不及了，我便向工地的李连长和霍指导员提出辞职。
那天，和我一同回来的还有几位民工，他们都是急着回家抢秋收，另外还有指导员老霍。
走在回家的路上，从老霍的口中得知，580工地的剩余结尾工程大约还要干到年末。他在580工地期间，工作上始终和李连长意见不统一，俩人经常闹矛盾，所以不打算在工地继续干下去了。正赶上秋收季节，家里还有园田地需要收割，所以也辞职不干了。
当我提起工地评选先进生产者一事时，只见他瞅瞅我一脸地苦笑，并摇摇头说那都是580工地指挥部领导们的意图，他本人只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回到集体户时，生产队地里的庄稼还没收割完毕。那时，我已无心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一天，母亲来信询问我这里是否也开始抽调知青了？看到母亲的来信，我更是心急如焚，因我知道母亲因身体原因早在6月初就在家里休病假，假如我能回城工作，母亲一定会把身体养得更好。
当时，就是基于这种心里，和家庭这种状况，我非常急需一份工作，来替母亲解忧，来扛起家庭这副重担。
在我从580工地回到集体户之前，我们集体户只分配到一个名额去长春拖拉机厂当工人，当时大家考虑到大哥岁数大，就把这个名额让给他。当年大哥已经22岁了。
那时，在集体户里“蹲点助威”的还有几位知青家长。当他们听说梨树县这边开始抽调知青，都期盼自己的子女早一些抽调回长春，所以每天吃住在集体户里等待抽人的消息。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
当看到他们的亲人来给自己的子女加油助威时，我从内心感到有些失落。
我从工地回来没几天，大队又给我集体户一个补充名额，还是去长春拖拉机厂的。经集体户男女知青们投票，一致同意六哥回城。但不知何故，等长春拖拉机厂抽调知青工作结束时，六哥也没等到消息。
后来听说他的名额竟然让公社一位领导的子女（也是回乡青年），被篡改为知识青年给占用了。
从1970年9月开始，吉林省各个厂矿到农村大批抽调知青回城，消息一经传开，所有知青的心里都跟长草一般，每天都没心思下地干活了，纷纷找门路托关系。
由于突如其来抽调知青回城一事，竟然把所有知青的心情都给“抽散”了，兄弟之间的情谊都给“抽淡”了。
自私是人类的特有属性。那时，每个人都在想，假如要是有一个抽调回城的名额给自己那该有多好！
当年，在社会上曾流传一句口头禅，也可称之为所谓的对联吧，很是盛行。上联是：“爹有能儿进城”，下联是：“爹无能儿无能”，横批是：“爹比爹”。
此对联所比喻当年的社会现象一点儿也不为过。在文革期间发动地上山下乡运动，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爹比爹”三个字，不单单用在抽调知青工作上，在整个社会各个层面中早已渗透。
刚开始抽调知青返城时，知青家庭里有社会背景的人都开始使出浑身解数，托关系、找门路，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有的知青被特招参军；有的知青上大学；有的知青则进工厂当工人，
还有的知青顶替家长接班。
那时，我所在的集体户同样也受到了冲击。集体户里绝大部分的知青，都以各种理由远离让他们难以忘怀，又给他们心里带来痛苦和伤心的地方。
如今社会上十分流行一句话，叫做:“别拿村长不当干部”。而当年在农村并没有村长，但有大队革委会主任、公社革委会主任。
当年，这两级干部在农村那就是土皇上。他们中间有个别人互相勾结弄虚作假，利用手中权力给自己的亲属或子女在履历上做手脚。由原来的回乡青年或返乡青年一律改为知识青年，从而钻各个招工单位审批、审查不严的空子，并占用抽调知青回城当工人、上大学的指标，送他们自己的亲属或子女进城当工人或上大学。
当年，国家曾有明文规定，在农村无论是推荐上大学或招工，都是面向下乡知识青年，回乡或返乡青年一律不允许招收。
回想起刚刚来农村插队时，每位知青都是热血沸腾，纷纷表决心：“上山下乡插队干革命！扎根农村一辈子！”“农村天地广，青年有作为！”“做一个新时代的农民！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这些豪言壮语还没等付诸实现，竟然让抽调知青回城浪潮所淹没了。
时间过得真快，不觉间又来到了冬季。
回想起刚下乡的时候，男知青宿舍里人气十足。
每当晚饭后，我在屋子里吹口琴或弹拨娱乐琴时，六哥和五哥等人总是在一旁随着乐曲手舞足蹈、摇头晃脑、甚至有些得意忘形，不顾及是否在调门儿上，而是一个劲儿在忘我高声歌唱。
那时，我们知青各自的心情特别舒畅。平时，社员们也会三三俩俩地聚集到我们这里。除聊天外，还会给我们讲故事，讲农业生产知识，还教我们如何干农活。
那时候的屋子里经常会传出呜呜轩轩的喧嚣声，彰显了年轻人的朝气。而如今，房子还是那座房子，屋子还是那间屋子，但早已失去了往日那种欢乐、热闹、祥和的气氛，好似死水微澜一般。
剩余我们几个知青，每天待在空旷、沉闷、冰冷的屋子里缄默不语。从面目表情看出，每个人的心情显得格外凝重。
由于屋子里面四处透风和上霜，寒冷中渗透着凄凉。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在我内心深处又一次感到压抑，压得我似乎喘不上气来，我的心情再次回到冰点。
1970年11月初，梨树县开始征兵。九哥听说后，和我商量他想去参军，但他还是有些犹豫不决。我对他说，集体户的知青该走都走了，参军是你唯一的出路，九哥听后点点头。
过后，我陪他一起去夏家堡大队报名。后经体检和政审合格后，不日，九哥的入伍通知书就下来了。
12月末的一天，集体户里剩余的几名男女知青都没有出工，一起送九哥参军。
记得那天天气很冷，阴霾的天空中不断地在飘着薄薄的雪花，气温也在不断地下降。
随着天气变化，随着九哥参军即将离开，我再一次感到情绪低落，并烦躁不安地和九哥，还有其他男女知青一起走出集体户的房屋。
（1970年末，送潘立春参军合影。左起：周文斌、潘立春、笔者）
当我看见九哥边走还边不时地回头张望，从他的眼神中似乎流露出一种对知青宿舍的眷恋时，我紧忙上前用手拉着他一同朝梨树公社方向走去。
此时，刺骨的寒风不断钻进我的脖领子里，不大功夫，我所戴的棉帽四周已行成一圈冰霜。
我和其他男女知青们冒着严寒，脚下踩着厚厚的积雪，一同把九哥送到梨树公社大门前。
（1970年末送潘立春参军合影。前排左一：刘庆东、潘立春、才立彬、笔者。后排：左一：魏丽华、李英华、朱丽敏、杨秀珍）
当运送征兵的解放卡车启动时，我朝着九哥不断挥手致意。此刻，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直至卡车远离我的视线，我这才迈着沉重地步子和其他人一同朝集体户方向走去。
在回来的路上，不禁让我想起头一天晚上九哥请我们几位男知青去梨树县电影院看电影的那一幕。
虽然“南征北战”这部电影已看过数遍，但由于是九哥请大家去观看，我也一同前往。
那时，我还在想这是自从下乡后，算是和九哥最后一次聚会吧！
电影刚刚开始放映，坐在身边的九哥便悄悄地把我叫出影院，说是要请我吃饭。当时我没有谢绝，随同九哥一同来到梨树县城路边的人民饭店。
进屋落座后，九哥给我要来一大盘饺子让我吃。当时，他坐在我的对面，脸上始终微笑着在看我吃饺子。我让他一起吃，可九哥却摇头说他不饿。不大功夫我就把一盘饺子给消灭了。
九哥结完账，我俩肩并肩地又回到影院里继续看电影。
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但九哥请我吃饺子的那一幕，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自从九哥参军走后，我心中不免又有些失落感。下乡后，我们班级四个男知青中我和九哥相处得最好，我俩在一起时无话不说。那时的九哥天真活波可爱、喜欢交流，并与其他知青相处得也很好。
九哥到部队后，经常给我来信，讲述他在部队学习、军训、拉练和种水稻等经过。我给他回信时讲述生产队的情况，和集体户几位知青的现状。
1971年元旦，我和二哥去县城办事的路上，偶然巧遇和我一起在580工地出民工的梨树知青小刘。
他告诉我，吉林省抽调知青工作暂时冻结，具体啥时间解冻还没有准信。我听他讲完后，感到特别沮丧，心里在想猴年马月我才能抽调回城。
过完春节我返回集体户不久，女户长去大队开知青会议。主要内容是，全大队集体户的知青经过几波抽调回城，现在各个生产队集体户里的知青所剩无几。为加强对知青的管理工作，大队要求并户，我们集体户原有的知青全部合并到夏家堡5队集体户。
当初，我们集体户男知青还剩有二哥、三哥、六哥和我。女知青除女户长外，还有三名女知青。
1971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们7名男女知青离开养育我们近3年的高家屯。临走时，我还真有些恋恋不舍。当社员们知道我们要走的消息时，都纷纷到集体户给我们送行。
当年的5队集体户知青大部分都被抽调回城，只剩下一男三女。
合并到5队集体户后，我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我的“三点一线”知青生活模式将在5队延续。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张文革、（笔名老革）。吉林省长春市人、老三届、老知青。现为长春市朝阳区作家协会会员、长春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偶有作品见诸报刊杂志。学习写作的宗旨：在文字里寻找快乐，在快乐中安度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