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英文访谈录
时间:2022年10月7日上午
地点:西安市朱雀路明德门遗址公园
记录:
刘超,左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现在拉萨工作)
导师:
周燕芬,左三,西北大学教授,博导

刘超:还是从您的处女作说起吧。我查资料时发现,您的处女作应为1981年发表在《上海文学》的《文论小议》,当时您读大学二年级。这篇文章是写您对文学见解的,您能为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情景吗?
方英文:其实也谈不上处女作,就一个文学小杂感,意义只在第一次变铅字。《文论小议》发表在1981年《上海文学》第10期。那时正值文学热,同学们几乎都在写作,不少年轻的老师也热衷写作。发表作品、把文字变成铅字是那时候所有写作者的梦想。
我刚开始其实只写小说散文,投稿后却一直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在图书馆阅读文艺理论书报刊,看了半天,发现都是言必称马恩列斯,相当概念化,很空洞。《文论小议》正是针对这个现象发点小嘲讽,可能只有千把字,甚至不到一千字,写成后随手投给《上海文学》。三个月后发表了,收到样刊打开一看,被排版在最后一页。同期头条小说是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过了段时间,杂志社寄来10元稿费。那时上大学每月生活补助费是17.5元,毕业后的工资是57元。不同地区有差别,有58元59元的,总归很少超过60元的。当时是计划经济,几十年工资不动。我大学一毕业就拿57元,跟工作了一二十年的老牌大学生工资一样。所以10元稿费也算是“巨款”了,我请了好几个同学去边家村吃羊肉泡馍、喝散碗啤酒。吃喝完了又去俱乐部看了一场电影。就这也没花完,就买了几根油条。
我的小说处女作其实是《解脱》,发表在1982年某期《长安》上。《长安》后来好像停顿了一段时间,复刊后改名为《文学时代》——就是如今的《美文》前身。《解脱》是个短篇小说,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我的写作老师冯有源推荐发表的,他当时兼职《长安》编辑。正式编辑有贾平凹、和谷、商子雍等,主编是诗人子页。这回稿费就多了,60元呢!
刘超:中篇小说《初恋》(初名《洲际导弹与小口径步枪》),短篇小说《素描》《古老的小虫子》等都是取材大学生活。《初恋》中说,在你们班上,能找出好几个怪腔怪调的“业余华侨”,好几个同学着装怪异,长头发喇叭裤啥的……这些内容都是真人真事吗?据您自己回忆,大学期间一直在读名著、写情书和编小说,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吗?
周燕芬:我印象中当年你有一篇作品《蓝色少年》,当时还流传到我们班上。是手抄本,字迹工整。内容是关于爱情的,当时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大家的思想还是比较封闭,所以你这篇作品我印象很深。
方英文:这篇小说没有发表,原稿也因几次搬家找不见了。《蓝色少年》实际上是模仿蒲宁的《米佳的爱情》写成的,自我感觉写得唯美,调子忧郁感伤。师生们创作热情普遍高,风气如此,中文系么,各个大学差不多的。
你刚才提到的描写也基本是真真假假的,编小说嘛,每个时代的年轻人大抵都如此。至于说读名著,我们这一代人上大学时都在读的,读了不少名著的。其实,最根本原因是在此之前压根接触不到名著,所以才会如饥似渴。至于说写情书,人人青春期,荷尔蒙暴涨,实在也无需多说的。
周燕芬:到我们81级上大学的时候,情况已经有变化。我们这一级除了此前就有作家梦的个别同学还写作投稿外,大多都是中规中矩地上课。
刘超:1979 年到1983 年,这四年正好是整个中国发生大转变的时期,文学总是处在风气变化之先,而您读的是中文系,想必大学期间您的思想,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吧?
方英文:除了思想上为之一新外,考上大学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改变了生存状况。我是农村户口,上大学等于跳了龙门,端上了公家饭碗。我退休的时候,工作期间得到的一些所谓荣誉证获奖证之类的玩意儿都撕了扔掉,唯独珍藏了大学毕业证和学位证——就这个给我带来了实惠。当时成千上万的人都这感受,不止我一个。至于说思想和精神世界,今天回过头来看确实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在当时,其实是思想上一点点变化,有个适应的过程。其中也有剧烈变化的时候,这种变化是每一个国人都有过的。
刘超:您曾戏称,35岁前不读中国书,35岁后不读外国书。其实您是在把能接触到的中外经典都读过之后才这样说的吧?
方英文:哈哈,写文章难免吹牛夸张嘛,谁能读完名著呢!只是说我大学期间读了不少的外国经典,确实眼前一亮,那些作品与我过去读的革命历史小说有天壤之别。可能是之前的那类小说读腻了,于是说不读中国书了。35岁后,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老舍等五四作家作品又被市场重新炒热。这时候再回过头来看,觉得这些作家的语言、学养、调调更合我的口味。所以就说35岁后不读外国书了,当然也不绝对。你像现在,要是有好的翻译,外国作品我还是会看的。
刘超:《苦菜花》《三家巷》等红色经典都是您的幼年读物,虽然这类作品的内容有时候存在一些不真实的地方,但红色经典中所涉及的信仰、平等忠诚等观念却深深地影响了您,感觉您的骨子里其实还是信奉这些东西的,虽然您经常会在作品中用一些革命语录进行调侃?
方英文:市场经济下,只要你有钱,不踩政治红线作品就能发表出版。改革开放前,中国只有一个领袖一个先生。领袖就不用说谁了,一个先生就是鲁迅先生。我家虽然在深山乡下,也勉强算是书香门第,家里有《诗经》《易经》等各类古书,只是读不大懂。所以,当时能读到的书自然也就很有限了。文革开始后,十七年出版的文学书一概成了“毒草”,不是烧便是禁。郭沫若就带头烧自己的书。但是这些“毒草”流落到偏远的乡下不少。当时只要听说那位同学家里有什么书,就跑去借,拿个小礼物换。借来就连夜读完。尽管是“毒草”,其实内容还是挺“革命”的。文革后期,能够读到的有姚雪垠的《李自成》,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至于说影响,多少有一点吧,但是肯定不如外国文学和五四作家对我影响大。
刘超:我读您的作品,感觉您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我指的是选择以文字作为信仰,您曾说自己没有宗教信仰,把读书写字当作信仰。为之持续四十年的辛勤付出,当然,回报和收获也是颇丰富的。
方英文:哈哈,这倒没有。作品好坏任由读者臧否。当下文学边缘化成这个样子,仍然有不少读者买我的书,比较欣慰。要知道现在是互联网语境,咱们今天谈文学简直是说笑话!我曾发微信说:“文学阅读早被刷屏阅读替代,刷屏阅读又迅速被催命般滚动的小视频取代,刷、刷、刷,亲爱的你究竟想看什么?”
说把读书写字当宗教信仰,只能是种文学说法。其实读书人大概都这个自恋感觉,只是我说出来了而已。信仰本身其实是不能讨论的,因为信仰本是一个无前提设置的无条件地信奉某种东西或者理念。不过当时说这话时比较真诚的,强调一种喜爱程度罢了。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忌讳的方面,就像如今,有一个词叫“人设”,我就不大接受凡事都要先来个“设”。事物原来可能并没有什么意义,意义都是人们赋予的。所以,更进一步说来,要说信仰,我更看重生命本身,看重人和人之间的善和美。文学其实是把生命的苦难化作艺术的一门学问,我觉得写作就如考古员,努力把掩藏在生活里的善与美发掘出来。
刘超:《落红》作为您的第一部长篇,原名《冬离骚》,有什么寓意?
方英文:《落红》是世纪之交创作的,那段时间大环境发生了巨变。一切都向钱看,整个社会好像也因此迷失在物质等低级欲望中。取名《冬离骚》,当然借用了屈原的《离骚》。不过后来出版社觉得这个书名太雅了,像个学术书,影响销售,所以就更名为《落红》。后来海峡那边出版依然采用原名《冬离骚》……与“离骚高官”屈原不同的是,《落红》中的唐子羽是个市级某局副局长,顶多算是屈原的“劣质子孙”。
周燕芬:你说喜欢五四新文学,具体而言,你更喜欢五四时期的哪位作家或哪部作品?
方英文:喜欢五四新文学,是喜欢五四那批作家学人的精神气质。每个人都很有特点,很有个性。比如鲁迅,看他的文章多了,再看一眼就能认出是鲁迅写的。内在的原因还是鲁迅这个人有很强的个性。这一点你模仿不来,只能欣赏,欣赏他身上的某个与自己合拍的点,比如幽默。但鲁迅那种幽默又只属于那个特定时代,要结合其具体语境看。仔细说来,我最喜欢的作家还有两个,一个是林语堂,一个是老舍。老舍非常温情有趣,他写广东人爱吃狗,有一天广东一个朋友来了,他赶紧把小狗藏到阳台上,担心广东朋友进门见狗就吃了!你瞧这想象力,这夸张,充满了幽默感,实则大慈怀也!
再一个是钱锺书。有一段时间,没事时就翻开《围城》,随便读一两页皆有启发。好书就是这样,语言过硬,未必非得从头开始读。一般小说只是个讲故事,不通读便不明就里,通读又浪费时间没啥收获。钱锺书是空前绝后的大才子,学问咱没法跟人家比,学不来也罢。咱有咱的优长,写作时回避开就好。
作品首先要简单,五年级小学生都能读懂,博士也能看,教授也能看。《西游记》就是如此,老少皆宜。抛开里面的神魔荒诞之外,实则很世俗,接地气。你比如说,孙悟空打上门来,猪八戒说“你破人亲事如杀父”,完全是老百姓的话。猪八戒把老婆叫“拙荆”,孙悟空就取笑他耍斯文,要他用“浑家”合适,“浑家”是明代南方泥腿子称呼妻子的。而牛魔王将妻子(铁扇公主)称为“山妻”,这是有身份的人故意自谦玩高雅呢。钱锺书夫人杨绛,一代名媛,文章高手大翻译家吧,却自称“煮饭婆”,也是这一路的幽默……《西游记》里有一回讲几个树精把唐僧抓去“开笔会”,赏月喝酒——我琢磨就是吴承恩自己想过一回作诗的瘾。
周燕芬:陕西作家中,你和陈贾等人关系密切,《白鹿原》你肯定读过,那么贾平凹的作品你读过哪些?觉得如何?高建群、红柯、冯积岐等人的作品你读过哪些?
方英文:这些作家都很了不起,写出了公认的好作品。他们是陕西的主流作家,评论家总是关注他们,研究他们,已无多少新意留待我来评说的了。文学早已系统化,甚至单位化了,不再有全民性。比如作协的年终报告里,基本只说他们单位领工资的,或者退休的(包括亡故的)作家。我不在人家单位,很理解呢。
刘超:您曾说,您从事写作的时候,名作家的指标已经分配完毕。这些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方英文:是说边缘化了,文学时代早就过去了,其实也是无所谓的事情。因为我生性不爱热闹,所以这对我来说其实也挺好的,想写写便是了。我1987年在《当代》上发过一篇小说,被折腾修改了几次。后来慢慢发觉上名刊原来需要“诗外功夫”,索性就不考虑刊物大小了。一旦有了读者群,你即使发表在黑板报上,人家也会找去看的。反之,刊物再有名,他不想读的照样不读。我一直文运不好,每篇作品都要周转好几家刊物。比如说《古老的小虫子》,转了好多家刊物,转了两三年时间,最后才由《春风》发表出来。
说到《古老的小虫子》,倒想起个佚事。现任《华商报》总裁的王朝阳说,他当时正在上大学,偶然一天发现《小说选刊》上选的《古老的小虫子》。他们当时读的都是路遥《人生》之类的励志作品,忽然读到《古老的小虫子》写虱子的小说,很有趣,非常惊讶,感觉和之前读到的小说都不一样。很快,到晚上的时候,班上的同学都传读遍了。此事王朝阳专门写过一篇《方英文批判》,网上应该能搜到。
刘超:您的作品,在语言上有很高的辨识度,自成一格,这显然是硬功夫,是长期积累才有的。想问一下您作品在语言上得力于哪方面最多?乡村俚语、歇后语、典故掌故之外,感觉您的语言在气质上很接近钱锺书的机智讽刺和才气,汪曾祺的幽默风趣,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
方英文:你这感觉……可能有点吧,我自己是说不好的,自己说自己难度太大。一个作家的作品让读者联想到另外的作家,未必真受了“影响”,也许他压根不曾读过他们呢,可能因为作家的气质类似吧,值得研究。
至于风格,笼统讲,风格即人格。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是很难的,需要长期的自我认知,就是说你得花些时间自我考察你身上都有哪些东西与其他作家不一样?把不一样的强调出来,一样的舍弃掉,风格就出来了。文学创作其实就是个回避的艺术,无非选什么、怎么写六个字。一个作家之所以要读别的作家,学习只是个浅层目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回避这个作家!比如说,周老师出了一本《燕语集》,我出书时就不能再用这个名字了,她笔下已写过的榆林与西安的某些内容,我就不好再写了。同样的,前人书中的情节及语言,你也要避开,否则就是模仿与抄袭,不能叫创作了。
前面说我的作品要辗转多家刊物才能发表,每一次退稿回来,我都要把稿子重新抄写一遍,顺便也就把语言再锤炼一次。总归作品写成后,要修改几遍,最后还要自己朗读一遍,调整长短句,增删标点符号,目的是让语言具有音乐感。假使写完自己都读不下去,就不要指望吸引读者了。
说到这里,我的作品不喜欢使用典故,因为我觉得一篇文章要是有很多书名号双引号,如同一碗白米饭上落了一些苍蝇,实在不美观。在文章中,我也不喜欢故作深奥教育别人,万不可以为自己比读者高明,谁又比谁傻呢,脑子都是一个比一个贼啦!我就倾向于简单。所谓简单就是文字要干净,质朴,清爽。这样一来,我的作品可能读起来就会比较轻松吧!
刘超:外国作家中,您提到莫泊桑、契诃夫、福楼拜、托尔斯泰等的频率很高。中国文学中,庄子、李白、苏轼、鲁迅等人相对来说更被您偏爱。这些人在成为您的阅读对象的同时,也塑造着您的精神气质。同时也雪泥鸿爪一样体现在您的作品中,可以说是这些局部成就了完整的您吗?
方英文:这么说……似乎也可以,因为所有的作家都是前人作家的奶汁喂养大的,奶娘不同则气韵相异。契诃夫、莫泊桑、茨威格是我最喜欢的三个外国作家。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当时西大图书馆里有十几卷,我从头看到尾。中国文学中,庄子和苏轼最合我的口味。如果中国古代经典中只准选一篇,我就选庄子的《齐物论》,齐生死、同万物、等贵贱……一句话,庄子认为荣辱成败都一样,斤斤计较堪可笑。庄子是哲学家,表达思想却是非凡的文学手段,原创的词语特别多,比如小说、宇宙、朝三暮四等等。
鲁迅我当然也喜欢,但我更看重他身上顽皮的一面。你看鲁迅的文章,尤其是千字内的短文章,他实际上只是为了说那么一两句话,前面都是王顾左右而言其他,甚或索性就是闲扯淡;忽然,不经意的,很唐突的样子,冒出他想说的那句话,有意思吧?鲁迅说话也很值得玩味,比如他遗言“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鲁迅当然知道这说法,但他偏不“善”,这也可以说是“回避的艺术”。鲁迅深谙修辞艺术,他如此这般,没准就是逗你玩儿呢——客观上广为传播了。
还有,丰子恺的佛性通透,简朴童真,我也非常喜欢。
周燕芬:你的童年,相对来说还是幸运的,然而毕竟是有缺憾的。这也促成了《群山绝响》以幽默喜剧为局部,但整体上却是悲凉的,无可奈何的!悲剧意味着达观,这其实也是你人生观的体现!?
方英文:你提到的这些其实我在文章中讲过。我的童年虽然处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虽然遭遇了一些变故,但是整体上还算幸运的。因为,我的家人都很宠爱我。记忆中,我甚至没被责骂过一次。我当然也很顽皮的,只是顽皮得比较有度,没怎么过分吧。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我的童年,我只有两个字:感恩。
刘超:说到悲喜剧,您的作品,尤其三部长篇,都给人以借喜言悲的感觉。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方英文:我写长篇,定稿时会把开头和结尾剁掉,剁掉的字数还比较多。因为开头部分属于酝酿情绪,做很多铺垫,难免有情绪化的东西,如同街上胡乱转悠着找饭馆。定稿时再看就显得多余。我从福楼拜莫泊桑师徒身上学到了凝练,不喜欢汤汤水水的文字,即使那汤汤水水偶尔也不乏乖巧。结尾部分也删掉,因为结尾总会无意识地“拔高”呀“哲理”呀,其实可笑。前面说过人的智力都差不多,你没有资格去启蒙别人。总归命运也好故事本身也罢,最好多留空白。要知道实际生活中,人人希望圆满,“祝你天天快乐”,哄人高兴呢是吧。
说到悲剧喜剧,原本是一回事,中间只隔一层薄纸,而且瞬间转换,无常得很。优秀的作品大抵是悲喜混淆的,而且是悲大于喜的,因为生命是有限的,遗憾是永恒的。
周燕芬:虽说你曾表示写作没有使命感只是单纯的喜欢,但《后花园》中宋隐乔知道罗云衣在帮助农村孩子时所表现出的震惊,却也是一种使命感的体现。而且你作品中也有着大量好一些对于不合理现象和人性的批判,这其实也是一种使命感的体现?
方英文:宋隐乔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毕竟还是要有所追求的。在作品中揭露一些不合理的现象,这是忠实于生活本身,没有办法忽视的,每一个作家本能的使命。不能简单看作家说什么,一切看他具体作品里写了什么。语言有一大奇妙处:你不说我还清楚,你一说我反倒糊涂了。修辞是神秘的,充满多义性,以及障眼法。
刘超:音乐对您作品的影响?
方英文:我写过一个短文《音乐是耳朵的饭》,偶遇你喜欢的音乐,你感觉这音乐营造的世界如同你的家园,又如你见到了故友,甚或情人,于是你的孤独感立马消失了!所以有“知音”一说。写《群山绝响》时,常常中断了听音乐,比如《鸥鹭忘机》《思乡曲》《渔舟晚唱》之类。多听音乐会潜移默化自己,熏染作品“行云流水”,阴阳交错。
刘超:您的作品中,女性形象一般都比较正面,而男性形象却给人感觉比较懦弱,不知道是不是您有意为之?
方英文:这可能与我是男性有关,哈哈。我们讲,某户人家的男性去世了就会说天塌了。天的特点是云卷云舒,随风流动,极不稳定。但是土地不一样,土地属于母性,承载万物,是相对安静的。母亲生育孩子后绝对要把孩子抚养成人,男的就比较随意,有的不负责任。这么说有点绝对,可大多数情况就是如此。所以呢,我个人对女性身上所具有的善良隐忍、勤俭智慧等美德,始终赞赏有加。
2022年10月8日
西安朱雀路明德门遗址公园

访谈作为附录收入微型小说集《赢家》
下图为《赢家》内封
我写字只为管住手,别让手胡摸乱抓惹麻烦。并无当书法家之妄念。却有君子错爱,请题书名牌匾之类。那需要碗大的字。虽然写成小字放大亦可搪塞。自今日始,当操练碗大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