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孔子的“学习”观

孔子的“学习”观，是孔子仁学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同时又是君子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品格与素养。孔子“学习”观的中心内容，是如何具体实现孔学之仁亦即理想人格化的问题，总括而言，亦即学以成仁的问题。孔子“学习”观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学习的根本目的

在现代汉语中，学习一词是指，人们获取知识与技能的实践活动。具体而言，就是“从阅读、听讲、研究、实践中获得知识或技能”。在孔子的“学习”观中，学习的目的同样包含了“获得知识或技能”。从孔子所设定的教学内容来看，其中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教材，主要就是侧重于历史与文化知识的教学；而其所谓的六艺，亦即礼、乐、射、御、书（识字与书画）、术（应用数学），则主要是侧重于技能与技艺的培养。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孔子所谓的学习，除了“获取知识或技能”这一目的之外，还另有其更为本质性的根本目的。

在《论语•卫灵公》中，载录了孔子与弟子子贡的这样一段对话——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

“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据此可见，当时似乎已经有人认为，学习就是为了广泛获得知识并牢记之，所以孔子才特意做了这样的澄清：自己的所有学习活动，其实都是统贯于“一”。孔子这里所谓的“一”，显然是指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亦即仁而言。这也就是说，在孔子的“学习”观看来，学习并非只是为了单纯获得知识并牢记之；学习的根本目的，乃是为了实现孔学之仁，或曰实现人生的理想人格化。

对于孔子学以成仁这一根本目的，最先做了相对明确表述的是子夏。这也就是其所谓，“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子夏这里所谓的“道”，从其本质内容来说，显然就是孔学之仁，亦即人生的理想人格化。

《韩诗外传》卷六又载孔子曰——

“学而慢其身，虽学不尊矣。”

其意是说，如果从事学习活动却忽视了修身，亦即实现其人生之仁；那么，这样的学习就是没有抓住根本，因而还不是最重要的学习。据此显然又可推知，孔子所谓的学习，并非只是单纯为了获得知识或技能；实现仁亦即人生的理想人格化，这才是其根本目的。

为孔子学以成仁这一根本目的，做了最为明确而清晰表述的是清初先儒黄百家。这也就是其《求仁篇》中所谓：“孔门之学，莫大于求仁；求仁之外，无余事矣。”

综观上述可见，孔子所谓的学习，其中固然包含了“获得知识或技能”的考虑；但其根本目的却是学以成仁，亦即实现人生的理想人格化。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之所以形成了鲜明的人文精神特质，因而“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而是“致意于做人”，其实就是从孔子学以成仁的“学习”观发展而来。

二、学习的基本内容

在孔子看来，毕生不懈地自觉学习并切实践行仁道者是君子（详见“君子篇”第一节）；因而所谓学以成仁，一般说来，首先也就是学为君子。冉有所谓“士必学、问，然后成君子”（《韩诗外传》卷八），以及杨雄《法言•学行》所载“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就是这方面的具体表述。由此看来，孔子所谓学以成仁的内容，广而言之，可以说是涵盖了君子人格的各个方面；要而言之，则首先是学习并养成君子的基本品性与德行。这也就是孔子所谓学习的基本内容。在《论语》中就有多处载录了，孔子师徒对此的具体表述。

例如《论语•学而》所载孔子曰——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这是在讲少年儿童的学习问题。孔子认为，少年儿童阶段的学习内容，首先理应是培养孝悌的品性、言行谨慎与诚信的品质、博爱的情怀，以及仰慕仁道的人生追求，从而为全面实现自我人生的君子化，打下坚实的根基。此外如果还“行有余力”，才可用来学习文化知识。此例不仅明确了，少年儿童阶段学以成仁的基本内容；同时还又表明了，孔子“学习”观的根本目的，首先在于“仁”而不在于“文”。

再例如《论语•学而》所载孔子曰——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

孔子这是在讲评判好学与否的标准问题。孔子认为，能像君子那样养成理性化的物质生活态度，做事勤快而言语谨慎的品格，自觉敬贤而迁善的德行，这是评判是否好学的重要标准。据此可见，此章不仅明确了，学为君子的基本内容；而且还又表明了，孔子“学习”观的根本目的乃是学以成仁，而并非是单纯的“获得知识或技能”。

又例如《论语》所载孔子曰——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

在孔子看来，“知命”亦即理性地看待天人关系，并进而确立起知天达命的人生态度，以及“为仁由己”（《颜渊》）的坚定信念，这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前提，因而自然也就是学以成仁的基本内容了。

另外又例如孔子所谓——

“不学礼，无以立。”（《季氏》）

“君子依乎中庸。”（《中庸》）

这两例是在说，“礼”作为人生实践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以及“中庸”作为孔子仁学的方法论，乃是对君子人格的必然要求，理应为君子所必备。据此可见，这自然同时又是学以成仁的基本内容之一。

综观上述可见，在孔子看来，所谓学以成仁，其实首先也就是学为君子。孔子所谓学习的基本内容，虽然说涵盖了君子人格的各个方面，但首先则是学习并养成君子的基本品性与德行。进一步具体而言，亦即学习并养成理性的“天命”观，“依于仁”（《述而》）的“人生价值”观，俭约的“物质生活”观，以及“中庸”的德行、礼乐的修养、孝悌的品性、博爱的情怀、诚信的品质、勤勉而谨慎的品行等。

三、学习态度

为了确保学以成仁这一根本目的的实现，孔子进而又在学习态度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这集中体现在了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是学而为己的学习态度。在孔子看来，所谓学以成仁，或曰实现人生的理想人格化，乃是自我人生的根本意义与价值之所在，因而自然又是自我人生的本然需要，而非强制性的外在要求。基于此，在学以成仁的实践过程中，理应始终持以学而为己的学习态度。孔子在这方面的具体表述，是《论语•宪问》所载孔子曰——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此外，《论语》又载孔子曰——

“学而时习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这里也讲到了学而为己的问题。其意是说：即使自己学以成仁已经卓然有成，然而却未能得到他人的认可，作为君子，则不会为此而心生愠怒。这是因为，学以成仁乃是个人自身之事，是自我人生的本然需要，原本就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即使不能被别人认可，君子对此又何怨恨之有？

其二是学以为乐的学习态度。在孔子看来，只要坚持不懈地学以成仁，人人都会日有所得而月有所进，从而不断体验到人生的愉悦与快乐。一旦实现了自我人生之仁，还必将能够体验到人生的真快乐、大快乐。这也就是说，所谓学以成仁，原本乃是人生乐事，而并非是苦差事。基于此孔子认为，在学以成仁的实践过程中，当然理应始终保持学以为乐的学习态度。这也就是孔子所谓——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而》）

此外，《论语》又载孔子曰——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

从梁代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的注释来看，此章的句意是说：知道学习有益而学之，不如由于喜好学习而学之；由于喜好而学之，又比不上学以为乐者。据此可见，孔子这又是在特意强调，相对于学以成仁而言，学以为乐这一学习态度的重要意义。

其三是学而不厌的学习态度。在孔子看来，学以成仁的具体内容，涉及到人生的各个方面。相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总会有学得不到位的地方；至于觉今是而昨非的情况，就更是在所难免。因而学以成仁切忌自满自足。此外孔子又认为，学以成仁乃是终身之事，死而后已。伴随着人生阶段的不断演进，以及社会生活角色的随时转换，人生又总会不断面对新的学习课题，因而学以成仁又必须活到老而学到老。这也就是《韩诗外传》所载孔子曰——

“故学而不已，阖棺乃止。”（卷八）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孔子认为，在学以成仁的实践过程中，必须始终持以学而不厌的学习态度。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毕生勤学不辍，晚年依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孔子的人生实践，堪称为世人树立了学而不厌的楷模。

其四是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在孔子看来，“主忠信”（《学而》）是人生的立身之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任何事情都必将难以做好。基于此孔子认为，在学以成仁的实践过程中，必须始终持以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孔子对此的具体表述，是《论语•为政》所载孔子曰——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这是在特意强调：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实事求是以求知的正确学习态度。《论语•述而》又载孔子曰——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

其意是说：可能有这样的一种人，自己对问题并没有怎么弄懂，却能凭空造作而立说；我则不是这样的人。孔子这显然又是在特意强调，实事求是学习态度的重要意义。

四、学习方法

为了确保学以成仁这一根本目的的实现，孔子进而又在学习方法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这集中表现在了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博学之。在孔子看来，所谓学以成仁，或曰学为君子的学习内容，广而言之，可谓涵盖了人生各个阶段的各个方面；要而言之，则是首先活出君子的基本品性与德行来。这则决定了，学以成仁的最终实现，只能靠广泛而全面地学习人生来完成，而任何专科学习，都不可能担当此重任。

此外孔子又认为，他人的人生实践，对自己普遍具有借鉴与警示意义；因而从学习对象方面来说，学以成仁又理应普遍向他人博学之。孔子在这方面的具体表述之一，是《论语•述而》所载孔子曰——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自身的人生实践，堪称为世人树立了博学之的楷模。孔子不仅广泛学习历史文化知识，全面学习与培养自己的君子人格；而且不耻下问，广泛向他人博学之。用子贡的话说，这就是“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固定的）师之有？”（《子张》）

其二是学与思相结合。在孔子看来，学习贵在融会贯通，而切忌死记硬背，囫囵吞枣。《礼记•学记》所谓，“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就是在强调这一问题。为了达到融会贯通，独立思考必不可少。孔子因此而特别强调，学以成仁的具体实践，必须坚持学与思相结合，两者不可偏废。

例如《论语》所载孔子曰——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表面看来，此章似乎是在肯定“学”而否定“思”，其实不然。孔子这其实是通过对一味地冥思苦想的否定，强调“思”必须与“学”相结合，二者不可缺一。

又例如《论语》所载孔子曰——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孔子对于学与思相结合的阐释，以此章最为典型。在孔子看来，如果只学而不思，则会迷失自我主体意识，乃至陷入无所适从的迷惘境地；如果只思而不学，则会迷失人生正道而误入歧途，从而陷于危险境地。两者的具体表现虽然不同，但其结果却是殊途而同归，都无法实现自我人生之仁。

其三是学与用（行）相结合。在孔子看来，所谓学以成仁，归根结底是怎么做（用）或曰怎么“活”的问题。基于此。孔子的“学习”观特别重视“用”的问题，始终强调为用而学、学以致用、学用结合而不可偏废。

例如《论语》所载孔子曰——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

其中所谓的“习”，就是指“用”而言。

再例如《孔子家语•好生》所载孔子曰——

“君子有三患……既得学之，患弗能行。”

孔子这则是在明确强调，学以成仁必须是学以致用、学用结合。

又例如《论语•公冶长》载曰，“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又）闻。”其意是说：子路勇于践行，学了就会马上去做；如果一时还未能做到，这时子路就会担心，唯恐老师又要为其讲述新的学习内容了。子路的这一具体表现，又从侧面反映出了，孔子“学习”观对于学用结合的高度重视。

对于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学习方法，《中庸》做了简明概括。此即——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其意是说：广泛地学习人生，详尽地探究之，谨慎地思考之，明确地分辨、认定之，坚定而切实地践行之。其中的“审”“慎”“明”三项，属于学与思相结合方面；而“笃行之”，则是对学与用相结合的概括。《中庸》的这一简明表述，显然符合于孔子的思想实际。

下篇孔子的“孝道”观

孔子的“孝道”观，是孔子仁学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在孔子看来，孝道乃是人类一切美好情感的总源头，是理想人格的根基，为君子所必备；因而又是学以成仁的首要课题。这也就是弟子有若所谓，“孝悌也者，其为（践行）仁之本与？”（《学而》）孔子“孝道”观的中心内容是，如何正确对待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际关系问题。孔子的“孝道”观，既是对中华传统孝道的继承，同时又对其做了重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了以下四个方面。

一、实现了孝道的社会普及化

中华传统孝道的由来，可谓非常久远。不过据现代学者的考证研究，直至西周时期，孝道依然只是局限于相当小的社会范围之内。具体而言，行孝的对象，仅仅局限于已经去世的父母、先祖与神祇；行孝的主体，则仅仅限于周王、诸侯国君，以及卿大夫等宗子。当时的行孝与祭祀活动互为一体。祭祀必有祭品，因而当时又称行孝为享孝；祭祀是对先人的缅怀与追思，因而当时又称行孝为追孝。这种情况，在《论语》中依然有所保留与反映。例如《论语•泰伯》所载孔子曰——

“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

孔子认为，对于圣王大禹，已经无可挑剔了。其重要理由之一是，大禹自己的饮食很差，但是大禹享孝鬼神的祭品，却置办得洁净而丰盛。孔子这里所谓的孝，就基本保留了西周时期的涵义与用法。

在中华孝道发展史上，孔子率先突破了传统孝道的上述局限。在行孝的对象方面，孔子将其扩展到了活着的父母。在《论语》中，孔子就多次对此做过具体表述。在行孝的主体方面，孔子将其扩展到了世间的所有子女。这也就是《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所载孔子曰——

“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

孔子这是在说：自天子开始，依次是诸侯、卿大夫、士，最终而至于平民百姓，无论其身份地位的尊卑贵贱，都理应对父母终身敬行孝道，概莫能外。所谓“孝无终始”，亦即终身敬行孝道，其基本内容则是《论语》所载孔子曰——

“（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

经过孔子这一突破性的重大发展，孝道开始覆盖到了全社会的每个家庭乃至于每个人，从而真正实现了中华传统孝道的社会普及化。从此以后，行孝不再是周王、诸侯国君、卿大夫等少数人的政治特权，孝道开始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并逐渐发展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普遍伦理道德。这堪称是孔子对传统孝道文化的一大贡献。

二、明确了孝道的现实根据

孝道由何而来？在孔子看来，孝道并非是人为的硬性造作，而是自有其确实的现实生活基础，或曰现实根据。这就是父（包括母）子之间的血缘亲情。具体而言，父母基于血缘亲情，在其辛勤养育子女的过程中，时时处处体现出了最真挚、最深切、最无私的人类关爱。与此相应，子女在其时时处处体验着父母亲情的成长过程中，同时也自然而然地逐渐生成了，对父母的爱敬之心、感念之心，以及回报之心。总而言之，亦即行孝之心。所谓孝道，于是由此而产生。孔子对此曾多次做过明确表述。

例如《论语•阳货》载孔子曰——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孔子这是在说，人生三年之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因而父母过世之后，子女应当为父母守孝三年，这是天下通行的丧礼规制。现在学生宰予，却竟然要将其改为守孝一年。难道说宰予就没有得到过父母的“三年之爱”吗？

孔子这里虽然主要是在讲，为父母守孝三年的传统丧制问题，但同时显然也讲到了，孝道由何而来的问题。孔子对此的答案是，孝道来自于父母基于血缘亲情的“三年之爱”，形象地说，亦即缘自于“父母之怀”。

此外，又例如《礼记•祭义》所载孔子曰——

“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

其意是说，毕生不懈地自觉追求仁道的君子，都会自发地反思本始、追念先祖，不忘生养抚育了自己的父母。此乃缘自于人之天性。基于此，君子为了表达对父母与先祖的爱敬之心，以及真挚而深切的感念之情，自然就会努力做事，从而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而不敢不尽心竭力。孔子这里虽然主要是在讲君子的行孝问题，但同时显然也又表明了，孝道的现实根据或曰现实生活基础，乃是血缘亲情，或曰父母的养育之恩。

综观上述可见，孔子不仅突破了传统孝道的局限性，从而实现了中华传统孝道的社会普及化，而且还又在现实生活中，为其“孝道”观找出了确实的立论根据。孔子的结论是，孝道缘自于父（包括母）子之间的血缘亲情；形象地说，亦即缘自于“父母之怀”。孝道之现实生活基础或曰现实根据的明确，极大地增强了孔子“孝道”观的可信度与可行性。如果说孔子之前的中华传统孝道，尚属于是“神道”，而在孔子明确了孝道的现实生活根据之后，中华传统孝道则开始了向“人道”的转化。这则是孔子对中华传统孝道的又一重大贡献。

三、明确了行孝的本质内容与基本要求

行孝的本质内容是什么？在孔子看来，情郁于衷，必发于外。所谓行孝，说到家乃是爱敬父母之心的自然流露，是感念父母之情的由衷抒发。这也就是说，归根结底，行孝乃是人生的自我需要，而非外在的强制性要求。行孝的这一本质内容，理应贯穿于行孝的全过程，而与人之生命共始终。这也就是《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所载孔子曰——

“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

从其具体实践方面来说，孔子所谓的行孝，基本分为三个层级。孔子分别对其提出了相应的基本要求。

最基本的层级是赡养父母，使父母在物质生活方面得以安享晚年。相对于这一层级，孔子特别强调行孝的本质内容，亦即对父母的爱敬之心与感念之情。例如《论语•为政》所载孔子曰——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

不敬，何以别乎？”

其意是说：当今人们所谓的行孝，只是指能养活父母；如果没有对父母的爱敬与感念之心，这与喂养犬马之类的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呢？再例如孔子回答子夏问孝曰——

“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

其意是说：有劳累的事，子女去做；有酒食，留给父母享用：难道说这就是行孝了吗？行孝还另有其很难达到的更高要求，这就是侍奉父母要做到和颜悦色；为此则必须对父母深怀爱敬与感念。这也就是《礼记•祭义》所载——

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据此可见，孔子这显然又是在强调，必须以爱敬与感念之心赡养父母。

在赡养父母方面，孔子基于其“物质生活”观（详见本篇第三节），并不太强调物质条件的优裕。孔子认为，即使是在一般家庭中，同样也能敬行孝道。例如《礼记•檀弓下》所载孔子曰——

“啜菽、饮水，尽其欢，斯谓之孝。”

其意是说：即使是吃煮毛豆，喝汤，只要能让父母开心，从而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这也就可以称之为行孝了。

更高层级的行孝，是使父母无忧，亦即子女不应让父母为其担心。例如《论语•里仁》所载孔子曰——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孔子认为，父母在世，孝子不应离家远游。如果确实有其必要，那就一定要准确告知父母其去处，以免父母为此而牵挂担忧。又例如《论语》所载孔子曰——

“父母，唯其疾之忧。”（《为政》）

孔子这是在说，孝子不会恣意妄为而致父母忧，只是在其偶尔患病时，才不免会使父母为自己担忧。使父母为自己担忧尚且不可，当然就更不能由于自己的胡作妄为，而给父母带来羞愧与耻辱了。这也就是《礼记•祭义》所谓，“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

最高层级的行孝是尊亲，亦即由于自己学以成仁的成功，从而给父母带来尊宠与荣耀，使父母成为人们普遍羡慕的对象。这也就是曾子所谓——

“君子之所谓孝也者，国人称愿（羡慕）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如此，所谓孝也已。”（《祭义》）

对孔子关于行孝内容与要求的思想认识，曾子做了简明概括。此即《礼记•祭义》所载曾子曰——

“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

曾子的这一简要概括，显然符合于孔子的思想实际。

在行孝的内容与要求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应该进一步说清楚，这就是所谓“孝顺”问题。在孔子看来，行孝当然应该顺遂父母的意愿，但这却并非是无原则的绝对顺从，唯命是听。在孔子的“父子”观一节中（详见“伦理篇”第二节），对此将做具体介绍，这里暂不具述。

四、明确了行孝的三种境界

在孔子看来，行孝所能达到的人生境界，基本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其一是行而心安。具体而言，就是自己的行孝行为，能使自己的内心安生而无愧怍与歉疚。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论语•阳货》所载孔子与学生的一次讨论。学生宰予认为，应该把为父母守孝三年的丧制改为一年。孔子的回答是：如果改为守孝一年，君子会为此而感到心中不安，所以不忍为之；你既然为之而心安，那么你就这样去做吧！宰予离开后，孔子又对其他学生们说——

“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孔子这里首先指明了，宰予的错误实质是背离了仁道；进而又结合三年丧制的由来，指明了宰予所犯错误的直接原因。宋儒朱熹认为，孔子之所以又作上面这一补述，是希望宰予听说后能有所醒悟并改正。深入体味此章意蕴可见，在孔子看来，心安乃是行孝不可突破的道德心理底线；行而心安，则只是行孝的初级境界。

其二是行而合理。具体而言，就是行孝的具体实践，不仅能使自己心安，而且还能合乎人类理性，从而使自己心安而理得。这是行孝的高级境界。

孔子的“礼乐”观认为，“礼也者，理也”（《礼记•仲尼燕居》）。这也就是说，人类理性乃是礼规仪则的精神实质；而礼制规范则是人类理性精神的具体体现。据此可见，所谓行孝而合理，从其具体实践方面来说，其实也就是在行孝的全过程中，始终依照礼制规范而行之。这也就是《论语•为政》所载孔子曰——

“（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其三是行孝乃自我人生需要。具体而言，亦即行孝纯粹是缘自于对父母的爱敬与感念之情。情聚于衷，必发于外，势不可已。在孔子看来，这才是行孝的最高境界。这时的行孝，已经完全不再是外在的道德责任与义务，而纯粹成为了自我人生的一种内在精神需求。

在孔子看来，升达于行孝的最高境界之后，才能真正看轻父母的不足与过错，而永远牢记父母的优长与恩德。这也就是《礼记•坊记》所载孔子曰——

“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

也只有升达于行孝的这一最高境界之后，才能在即使是极端的情况下，依然能自觉地敬行孝道而不辍。例如舜帝生于“父顽、（后）母嚚、象（异母弟）傲”之家。父母冥顽不化，而且厌弃舜；弟象对舜也不友善，但是却讨父母的喜爱。就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舜对父母的爱敬与感念之心，依然毫无改变，对父母依然恭行孝道而不辍。舜帝的行孝，堪称已是极致境界的纯孝。也就是基于此，所以才赢得了孔子的极高赞誉。此即《中庸》所载孔子曰——

“舜其大孝也与！”（第十七章）

兵剑，号卧牛斋主，桃园书画社社长，剑兰客厅掌门人，当代著名书法家、书画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其书法作品被称之为“兵剑书法”。共和国同龄人，出生于太行之巅一一山西陵川。兵剑先生曾戎马军旅20载，后创办“北京鸿都书画院”并担任院长，研究探讨和传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兵剑先生先后发表书法专集《翰墨剑情》、《兵剑书法作品集》，中篇小说《岁月留痕》，回忆录《剑行》，散文集《手机上的歌》等文学艺术作品。

卧牛斋主兵剑先生是当代行书名家，兵剑先生的行书被誉为当代流体行书名家，可以说兵剑先生把行书写到了精致程度，并且在书法风格上也自成一体，是在继承中以所发展的。兵剑先生出版了很多部书法学习的专著和书籍，为普及书法教育、学习书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对于兵剑先生的书法作品来说，自然与古朴并存是其最主要的特征。

著名书法家、画家、书法教育家卧牛斋主兵剑教授自幼喜爱书画，坚持50年临池不缀。习遍二王、柳、颜、欧、赵诸家精品，研究历代名家之精髓。能融各家之长，自幼风格，楷、行、隶、篆、草五体皆能，以隶书见长，国画以书入画，也有较高水平，功底比较深厚，属传统功力型书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