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政治与道德的戏人生命史

关中牛长篇小说《大戏坊》读后

文／阿探（小说评论家）

      关中牛以一部39万字的长篇小说《大戏坊》，再一次重申与提振了民间传奇对于文学的意义，既是文学与历史的嫁接，更是传奇与戏人生命史的有机融合。人生如戏，缘起缘落，都是自我的选择及演绎。人生大凡分为两种：一为倾情入戏者，有忍有容，有所持守，社会交接点上历尽劫数，大起大落，真性人生，如四先生、狼咬儿、甜寡妇等人；一为演技派，虽并非戏子出身，演技超人，极尽左右逢源之能事，时代在演进，始终为人上之人，如陈仓满、岳富葵之流。

       小说不仅是民间史的一种呈现，亦是在既定的历史时空的骤变与弹性追溯的不变中，现代社会气质的某种注脚或某种程度的映照。《大戏坊》叙事语言古典夹杂着东府方言，恣意直陈，字里行间挟裹着语言的风搅雪，语言的内在张力对应着戏人幽深而执着的精神生态。换而言之，关中牛找到独属于《大戏坊》的语言体系，因此在展开巨幅民间精神图景的同时，取得诸多方面的叙事突破。关中牛无疑是深谙古典小说叙事神韵的，他以石头叙事开启文本，令读者不能不想起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那两块神奇的“石头”，或许这种古典小说以石头说事的开篇模式，正是他创造大部头作品的雄心所在。

    作为《大戏坊》开篇意象的石头是石碑的一部分，联结千年前的线偶戏悠远的缘起。随后由此带起了线偶戏人的生命场——黄河落雁滩一个叫“留马邨”的村庄。东府线偶戏跨越千年的前世今生，甚至精准到线偶戏每一种戏坊乐器的来龙去脉。

     换句话说，小说的叙事时空并不停留在抗战的关键期，文本不但有关于线偶戏千年源缘的追溯，更有中国革命史关键时段的掠影定格。戏即人生，戏即天命，民间线偶戏人生命之虚实皆入戏中。叙事推进中不断追溯事由前缘，使得小说叙事拥有强大的纵深与时空位移感。文本倾力的重点不在革命史与社会演进，在数十万文字积成的八百里关中道上风起云涌的悲壮横流中，最终擎起的是东府线偶戏人的集体人格。而这正是民族文化核心之一部分，不是官方文化，而是民间线偶戏人的文化性格。余秋雨源着荣格的认知总结出“文化”的概念：是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用这个概念去解读《白鹿原》无疑是合适的，用它去认知《大戏坊》更是精准的。

      而文本所有的民间戏人史意义也集中地体现于此，戏人从戏文中去认知他们所置身的社会，去直面去从容应对岁月赐予他们短暂的幸福与无以挥去的长久的熬煎。关中牛从民间传说出发，经由历史追溯了过往的乡土线偶戏人的生活，映照了现在社会的内在性征，以直面未来文明的高远视野，托起了民族的中坚力量。美国诗人惠特曼说：所谓诗人，就是那种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融为一体的那种人。在这个意义上，老作家关中牛又何尝不是个诗人呢？

     《大戏坊》可谓是关中牛为东府线偶戏人倾力而著的一部民间群体史诗，作为乡土戏人，他们远远处在社会底层，不似今天的娱乐明星高高在上，疯狂圏揽名利。他们只是社会动荡中的一群有着生命认知与坚守的读书人及农民。为他们著史，无疑是一种生命的溯源，民间文化的拾遗。         作为史圣司马迁的乡党，读者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可以看到关中牛对史圣文学与历史嫁接文思及史诗有机成分的汲取，亦能看到他在历史与戏人之间主次与用墨轻重的选择。司马迁著史有着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非官方视角与立场，在这部小说的叙事展开中得到了接续。在关于历史的取舍中，关中牛重点铺开，溯源而上，并由此发散的是东府线偶戏的历史渊源及历代传奇，同时却让小说核心叙事时段抗战关键期与解放战争关键阶段退却为戏人的精神生态背景，因此戏人有了强大的展示人生起伏、精神幽深、悲壮与欢愉的生命场。

     可以说，宏大的历史背景（包括线偶戏之渊源、抗战及解放进程）强力地擎起戏人的精神景深。当战争的硝烟散去，动荡不安、骤变社会再次复归平静，那些不变一直未曾改变过。张干大作为一个隐匿数十年的乡间高人，一个能够不动神色搞掂所有事情的大智慧者，在解放前夕却被他从未搁进眼里的混混陈仓满出卖而殉身；做了一辈子乡贤，为抗战出力，为民生而作保长，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四先生却沦为被“革命者”批斗对象，甚至与四先生相关的戏人甜寡妇等人在解放胜利之时成了边缘人；作恶数十年的陈仓满、镇长岳富葵作为投机者，有着精湛演技，却摇身一变再次成为统驭者。排斥政治的四先生所领受的政治迫害，却是来自与陈仓满对其“夺地”旧恨的耿耿于怀。

     旧的恩怨，会在不经意间以政治的名义实施不变的报复。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无疑是高明的，著史释放着他人生的孤愤，更是体现着历史的某种野蛮的强势逻辑。历史洪流中，无法安放一个戏人最质朴的安居乐业的本真情怀，或者说历史的强势演进是无所顾及普通社会个体的基本生命热望的。投机者善于变通之道，常常机心得逞；倾情者太过执拗，有着全然人文主义者的凝滞与固化，往往错失改变命运之良机，而成为时代巨变的最惨痛的承受者。这似乎是数千年历史巨变的变之不变，因此作为民间戏人生命史诗，同时也映照了今天社会是某种特质。

       《大戏坊》最突出艺术成就在于：超越了政治判断与道德判断，用主体意识去感知、去精悟生命本质存在，构建了一种生命质地性认知性诗性审美。关中牛侧重于线偶戏人生命场域里的生活方式与精神价值的开掘，最终让所有戏人的群体人格在留马屯“耒耜班”灵魂人物四先生身上得以淬炼化成，并在其“后人”羊生身上得以接续，并寄望于未来轻盈的安妥。作为这部小说的核心人物，把四先生从小时候写起到从留马屯的政治舞台上退去，这一漫长的人生旅程中，尽管他的肉体参与了抗战，甚至出任保长，但深究文本便可知道，他的灵魂始终没有介入政治，甚至说他从内心是排斥政治的，他的参与只是为了应付应对来自上面蛮横的政治强权。宏大政治背景始终只是四先生的生命场域，而他与同父异母的“狼咬儿”在民族大义及家族恩怨下所带起的爱恨情仇的复杂纠葛，他作为乡绅的家族延续、乡民命运的大义担负等等才是关中牛笔墨重彩所在。

     即便他的父亲与张干大是深隐乡间的共产党，尽管他的岳父是国民党的团长，他依旧与国共两党不沾半点关系。带领戏人奔赴河东抗日前线，貌似大义之举，实为无奈之举，依旧是对政治强权的应对。关中牛成功塑造了“四先生”这个灵魂性戏人，被日军俘虏，被八路军救出，他完全有机会成为政治体系的一分子，他偏偏没有；而他的对头“狼咬儿”已经成为八路，却又错失了，最后在张干大的引领下最终成为坚强的革命者。            

     不论是迷离与四先生兄弟二人之间的“甜寡妇”也罢，还是狼咬儿的来历，以及涉及“祠堂”“刀客”“借种”“换子”“争妻”等事件，其中有不少是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但作为乡土民间戏人的精神生态与生活方式，作为特定生命观念下的个体生活理想，依旧承载着完整的生命悲壮与诗意。甚至对于东府线偶戏人的集体人格而言，放弃其特殊生命背景去为人物定性，显然是完全失去公允的，同时这也是关中牛对民间生命史诗文本的一种内质性精准把握。  

       在长篇小说《大戏坊》中，关中牛不惜较长的篇幅去追溯东府线偶戏的历史渊源，不惜用复杂甚至庞杂而有序的人物网络去构结叙事，最终让主人公，“耒耜班”灵魂人物四先生及甜寡妇在新中国降临之际沦落为边缘人，构建这一切人物命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最终指向究竟是什么？文本似乎并没有着力去强调国家、民族、革命这些概念，细读文本，历史溯源中的大清皇帝退位，姓名多变的陈仓满曾经的二哥刘欣耕，隐身于马坊院里的张干大，包括四先生的父亲，众多的共产党以隐没在众人中的超常低调，以最亲近乡民生活的质朴白话，以几十年如一日的坚韧，引领并促进着每一阶段的革命走向，将民族、国家、革命的大义化作了切实的行动。他们，显然是一种深藏不露的中坚力量，是完全不同于影视剧中高调形象，他们是最接近真实地下党的人物卓立。

      然而关中牛并没有止步于此，在此之外，他还擎起了一股强劲的来自于民间的力量——以戏人灵魂人物四先生为代表的超越党派，直奔万民安居乐业理想的精神力量的矗立。

      显然这股力量来自于民间，直接关联着民众，经由过往，映照现在，直指未来。“神谕通说”超常现象的发生，预示着这种力量的积聚与接续，而小说结尾，30年后这种景象再次出现，更是关中牛赋予文本言外之意的延宕。或许，这种被政治语体的粗犷所忽视的普通民众的精神性力量，也是一种深藏的强大的，并且直奔未来文明的源泉性力量。

       关中牛对此有所逮，犹如陈忠实先生《白鹿原》中朱先生那辽远、纯澈有深邃的目光，这也是擎起未来文明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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