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清初孝妇河畔淄川文化圈
清朝顺治、康熙年间，淄川孝妇河两岸出现了一个文化鼎盛时期，其标志是文人众多、文化活动频繁、文学作品丰富、文化影响深远。其影响，从范围上说，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地域上说，波及到当时整个孝妇河流域乃至全国文坛；从时间上说，甚至一直影响到几百年后的今天。
众星璀璨耀般阳
自明朝中后期的嘉靖年间，淄川文化兴起，中举人进士者多。自嘉靖至崇祯127年间，考中进士29人；在京及外地为官者多，其中不乏高官，如王崇义做过刑部主事，高举做过浙江巡抚，张至发做过明末首辅，毕自严做过户部尚书，仇维祯做过南京户部、礼部、刑部、兵部四部尚书，毕道远做过礼部兼兵部尚书。并逐渐形成了“西毕、东王、南孙、北韩”以及城里高家、张家等几大望族，他们重视教育，又互相联姻，联系密切，互相提携影响，使人才辈出，资绂绵长。
明清交替之际，淄川没受大的屠戮，保护了已然茁壮的文化根脉，因此，清初顺治、康熙时期78年间，淄川竟有37人中进士。整个明、清543年间，淄川考中进士者81人，从明嘉靖至清康熙这约200年时间里，中进士比例竟占了81.5%，所以，尽管朝代更替，淄川却文士多、文化兴盛。他们形成了一个文化圈，其主要成员是高珩、唐梦赉、王樛、毕际有、张绂、袁藩、赵金人、蒲松龄、张笃庆、李尧臣，另外还有孙蕙、孙琰龄、王敏入、王观正、邱希潜、张元等等。
他们生活于同时代，论年龄，前后相差仅十几岁（除高珩外），如果以蒲松龄出生年1640年为轴，高珩大他28岁，唐梦赉、王樛、袁藩大他13岁，毕际有大他17岁，赵金人大他16岁，张笃庆小他两岁，李尧臣小他3岁。年龄相近，没有代沟。
论科举仕进，高珩、王樛、唐梦赉、毕际有都做过官，其余的虽未为官，却最低也有秀才的功名，大家都有学问，因而能谈到一起。
若讲彼此间的关系，王樛是毕际有的妹夫；毕际有的夫人是高珩的从姨母；蒲松龄是高珩侄女的舅父，高珩称蒲松龄亲家；张绂和张笃庆是父子，张笃庆是高珩的女婿；唐梦赉和赵金人是好友，两人订“生死交”；赵金人是蒲松龄的从外甥，又是李尧臣的老师；蒲松龄、张笃庆、李尧臣曾结“郢中诗社”，人称“郢中三友”，是一辈子的好友；袁藩和蒲松龄又是好友，与唐梦赉、张绂等关系非同一般；蒲家与王家也有联姻，蒲松龄称王樛表兄。那时候讲究门当户对，所以淄川望族之间几乎都有联姻。因此这些人就很容易走到一起，并能保持长久的良好关系。
在这个文化圈里，论年龄、资格、学问、威信，首推高珩。
高珩（1612—1697），字葱佩，号念东，晚号紫霞道人，曾任刑部左侍郎。为官清正，为人宽和，诗文皆出色。他是曾做过明朝兵部尚书的王象乾的外孙，其表弟王渔洋赞他“为文千言立就”，写诗“如麻姑掷米，粒粒皆成丹砂”“诗有元白之风”。《山左诗抄》收录其诗150余首。其著作有《劝孝汇编》《劝善等说》《畏天等歌》《醒梦戏曲》《四勉堂说略》《栖云阁诗文集》34卷等。时人赞誉高珩才如大海、山东文章宗伯、海内通儒、国史笔、骚坛领袖。指导编著康熙《淄川县志》和《山东通志》。
再一个重要人物是唐梦赉。唐梦赉（1627—1698），字济武，号豹岩，别号岚亭，顺治六年（1649）23岁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26岁因谏阻翻译《文昌化书》和《玉匣记》被罢官。他是地方著名文人。人赞他“为文左右逢源，如同悬河决堤，一泻千里，有不可阻挡之势”。其“诗雄浑流畅”，《山左诗抄》收录其诗达73首之多。他领衔编著了康熙《淄川县志》8卷和《济南府志》54卷。他自己著有《志壑堂文集》32卷。他与高珩是淄川这个文化圈的核心人物。
王樛也是淄川文学圈重要成员。王樛（1627—1665），字子下，号息轩，14岁中秀才，清初入朝为官时才17岁，人称“王小官”。官至通政使司右通政。王樛擅长声律之学，著有《息轩草》诗集。其同朝为官的好友高珩评价其诗，说有唐朝著名诗人元稹、柳宗元的风格，称赞他为淄川树起了唐朝贞观、开元、大历诗歌大旗的。
毕际有（1623—1693），字载积，号存吾。曾为江南通州知州，是毕自严的仲子，其夫人是王渔洋的从姑母，也是后来蒲松龄西铺坐馆的东家。他参与编著清康熙《淄川县志》和《济南府志》，并特别写了《淄乘征》，对淄川历史人物、事件、物产等33条进行了辨析厘正，有根有据，极具说服力。
张绂，庠生，是曾为明末首辅的张至发之孙。参与编著清康熙《淄川县志》和康熙《济南府志》。《淄川县志•艺文志》中选载他不少诗文。
袁藩（1627—1685）字松篱，号宣四。康熙二年（1663）中举，并是经魁。喜作词曲和收藏。有《敦好堂诗》若干卷。参与编著清康熙《淄川县志》和康熙《济南府志》。《济南府志》载“般阳邑乘之役，删定独多。”
赵金人（1624—？）字晋石，庠生，清初名儒。曾在青云寺设馆授徒，学子慕名云集，其中邱希潜、韩允义都考取功名，走上仕途。喜“推奖士类”，知孙蕙遭“后母之变”，准他免费食宿，精心教导，使孙蕙终于考取进士。
赵金人经常与唐梦赉、蒲松龄、李希梅、张笃庆、孙蕙等“酬唱为乐”。其著作有《借山楼诗文集》《四六骈言》等。
张笃庆（1642—1715），字历友，号厚斋。拔贡。才高学富，14岁作《梦游西湖赋》，20岁已作有乐府诗200首。常与唐梦赉、孙蕙、赵金人及其二弟履庆唱酬为乐。王渔洋赞他“真冠古之才”，又赞他“七言歌行尤为擅场”；《淄川县志•文学》评价他“生平撰述等身，浩如烟海，不可涯涘”；《四库全书总目》评他“才藻富有”，“动辄千言”，“不可节制”。其著作有《八代诗选》《班汉昉截》《五代史昉截》《两汉高士赞》《昆仑山房集》《古文集》。
李尧臣（1643—？），字希梅，号约庵。诸生。“居家孝友，笃嗜诗书，号称博恰（《淄川县志》语）。”康熙年间分攥《府志》，极为当事所称赏。著作有《百四斋文集》10卷，《诗集》1卷，《笔势》1卷，《书谱》2卷。《山左诗抄》也收有他的作品。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号柳泉，岁贡生。著有《聊斋志异》12卷、《文集》4卷、《诗集》6卷等等。
以上9人，加上其他诸人，共十几人，都极富才学，能诗能文，他们共同组成了淄川当时这个热闹的文化圈。
吟山咏水寄豪情
他们还曾经结伴出游，1673年夏，高珩、唐梦赉、张绂、蒲松龄等8人游了崂山。
1674年夏，在唐梦赉倡议下，又游览了泰山。这次出游，除了原有人马，还增添了毕际有、张笃庆等。乘车骑马几日夜，夜宿泰山顶，第二天看到了日出，欢呼雀跃。于是或诗歌、或文赋，抒发豪情。高珩写了数首诗，唐梦赉写了观日出的游记散文，还结识了道行高深的僧人元玉；蒲松龄除写了登泰山三首诗，还写了一篇《秦松赋》，同时，还搜集了大量素材，为创作有关泰山的26篇小说打下基础。
总之，这些文人才俊，有时寄情于风景，放歌于山水之间，有时家中聚会，斗酒百篇。高、唐、毕际有等人家中，经常高朋满座，文士盈门。高、唐在世时期，这个文学圈子活动最频繁，也最兴旺。他们结社（如蒲松龄等人曾结“郢中诗社”），互相切磋，提高诗文水平；他们奖掖后进，互相鼓励，使得后来居上，如高珩、唐梦赉先后给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作序，评价赞誉，高珩还把书带到京城，为他传播，使《聊斋志异》迅速得到世人瞩目。因此，使蒲松龄、张笃庆、李尧臣等文人迅速成长起来。
繁荣文化利民生
这支文人队伍不只留下了大量诗作，还有文章著作。并且，他们的好多文章是为淄川的政治经济生活而撰写，从而改变了当时淄川的面貌。在这个文化圈中，高珩曾在京为高官，清正廉洁，德高望重；唐梦赉曾为翰林院编修，文名扬天下，所以百姓敬服，县令也仰重。他们回乡后，作为乡绅，有威望，有热情，有水平，为家乡办了不少好事。他们撰文募化，帮助本县振兴教育，兴修水利，整顿吏治，繁荣文化，移风易俗，在重修淄川学宫、般水官坝、孝妇河六龙桥、郑公书院、建义仓、县府立旌善瘅恶亭等善事中都起了首倡或推动作用，助力重修兴教、宝塔、青云、禹王等寺庙，引导人们行善积德，使家乡风气为之一新。淄川当时诸多方面的改变，都为临县所钦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珩、唐梦赉领衔纂修了清康熙《淄川县志》，而毕际有、张绂、袁藩、李尧臣等都是参与者。比起明嘉靖、万历两部《淄川县志》，康熙《淄川县志》体例更完备，内容更详实，厘正了过去县志上的不少讹误，说明比起前代，纂修者更认真，更有文化底气和自信。而在唐梦赉的带领下，张绂、袁藩、毕际有、李尧臣等人随后又完成了康熙《济南府志》54卷，这是济南府历史上的第一部府志。《济南府志》委托淄川这班文人来完成，更足以说明当时淄川文化人在整个济南府的地位和影响。
高珩极为重视自身修养与家教。创修族谱，制定祖训、庭训教导子孙。同时，他提倡移风易俗，丧事从简，从而使一方土地改掉陋习，向文明靠拢。蒲松龄写《督丈词》，讽刺和揭露淄川管丈量土地的督察官擅自缩小尺寸，使淄川百姓蒙受损失的罪恶行径，高珩、王樛等知道了，出面揭出弊端，使执行者改正过来，保护了百姓利益。
唐梦赉做官三年即被罢官，虽身处林泉民间，心里却还惦记着经济、国防大事，他不仅文学才华名满天下，更具有卓越的济世才华，归田后仍心系家国天下，他的《铜钞疏》《禁籴说》《备边策》等作品，主张货币改革，建议招商引资，加强物资流通，以缓解政府财政的压力，为官增俸，为民减税等等，又针对时弊写了许多利世文章，据王士禛《敕授徵仕郎内翰林秘书院检讨豹岩唐公墓志铭》载：“尤加意桑梓，如《议革签报柜书》《筹省漕粮折解》《免西郭义集起税》，皆请于县令，力举行之。县人食其利者二十余年。”高珩赞其有“救时宰相之才”， 山东巡抚张鹏亦有同感。
对于唐梦赉的济世之才，康熙皇帝也极为认可。康熙皇帝南巡时，曾两次召见唐梦赉。
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皇帝正月第二次南巡，正值灾荒年景，62岁的唐梦赉在济南第二次被召见。康熙帝问唐梦赉减免税租一事，唐梦赉以百姓与国家的关系，据实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康熙帝于是诏示山东巡抚钱钰“蠲免山东二十九年通省钱粮”，也就是免除了康熙二十九年（1690）整个济南府的钱粮税。
唐梦赉尤其爱好推奖士类，一些文人学子经过他的指导传授，都成为名士，并且科举考试一跃成功，例如苏元行、谭再生、杨万春等等。
王樛关心家乡百姓，在本乡办义学，供同族子弟学习；拆掉房子五间，约值银几百两，帮助县里重修学宫；出资建韩仓桥，方便淄川至青州的交通；淄川官票盐税被坏人操纵，课税压得百姓十分痛苦，王樛出面协调，将官票归商人，让商人办课税，使商人、百姓都深为受益；淄川无狐狸，却要向朝廷供奉狐皮，百姓深受其害，几乎逼人致死。王樛帮助交涉，转为免供。
康熙三十六年（1697）高珩以86岁高龄无疾而终，第二年，72岁的唐梦赉又突然去世，两年间痛失两位文化界核心人物，从哪方面说，也是淄川的重大损失。所以蒲松龄在高珩去世后，曾以七律三首沉痛悼念，而在唐梦赉去世后，蒲松龄在《为众乡绅祭唐太史》文中，有“一木折而大厦倾，一人死而气运衰”、“衣冠遂无领袖，里社竟无典型”之句，表现了淄川文化界深重的惋惜之情和切肤之痛。从中也可看出他们在本地区文化界的重要地位。
无分南北同一体
淄川高氏、毕氏与新城王家联系密切。提到新城王家，最负盛名的当属王士禛（渔洋）。
王士禛（1634—1711），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清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康熙四十三年（1704）官至刑部尚书。清初杰出诗人、文学家，诗论创“神韵”说，于后世影响深远。好为笔记，有《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
他和高珩是表兄弟，比高珩小，但也曾同朝为官，而毕际有分别是高珩和王渔洋的姨夫和姑父。这样，他们就有了经常联系的可能。因此诗文常常互相交流，由此，在毕家坐馆的蒲松龄的作品便也同时得到他们的青睐和推举。高珩去世二年后，其仲子高之騱请王士祯写了《诰授通奉大夫刑部左侍郎念东高公神道碑铭》，详述高珩一生，十分推崇其道德学问，并在文中有“相契合最深且久”之句，表明两人交往时间长且关系密切的情况。
而唐梦赉去世后，王士祯也为他写了《敕授徵仕郎内翰林秘书院检讨豹岩唐公墓志铭》。
这些都说明淄川与新城的文化名人联系是密切的。
那么，淄川文化圈与博山文人们交往如何呢？
孙廷铨（1613—1674），字枚先，博山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为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内秘书院大学士。他与淄川高氏十世高玮、高珩、高玶兄弟是表兄弟，崇祯十二年（1639）乡试，高玮夺冠，冯溥第二，孙廷铨、高珩随后。高珩曾撰《孙文定（孙廷铨）公文集》序，从序中， 可以看出二人在参加乡试及后来至京城做官时交流很多，来往频繁。
高珩与博山赵执信叔祖赵进美同朝为官，并关系密切。而赵执信作为博山清朝著名文人，与高珩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
唐梦赉的孙女是赵执信的儿媳，唐梦赉去世后，赵执信也为他写了《内翰林秘书院检讨豹岩唐公墓表》。
所以清朝初年，从南到北，孝妇河畔著名文化人联系密切，他们打破了地域界限，共同创造了孝妇河畔文化的辉煌。今天孝妇河畔丰厚的文化底蕴，是他们和先人铸就的，他们的精神、境界及留下的文化遗产，还在启迪和影响着今人，值得我们好好挖掘和研究。目前，这个工作正在进行着，如点校整理毕自严的《石隐园藏稿》、高珩的《栖云阁诗文集》；唐梦赉的《志壑堂文集》及窎桥王家的《王氏一家言》点校整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及其他著作研究。还有王樛、张笃庆的诗集以及众多文学遗产的整理。努力挖掘、整理、继承，是后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都说孝妇河畔有王渔洋、蒲松龄、赵执信“三大”历史文化名人，其实高珩、唐梦赉也毫不逊色，应该说是“五大”历史文化名人吧！
（赵玉霞，女，退休高级讲师，曾任淄川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山东省写作学会会员、省散文家协会会员、淄博市蒲松龄研究会理事、市作协会员、《般阳文化》优秀研究员。曾出版《聊斋故事》及散文集《聊斋女儿谱》，与人合译点校出版《侯朝宗文选》，并先后参与十几部古代典籍的点校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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