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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上集记述父亲任劳任怨、积极参加互助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履行社员职责，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本集记述父亲在落实政策过程的遭遇与不公，但经艰辛努力，终于平反昭雪，结果圆满的经过……
七、终获昭雪、安度晚年
四人帮被打倒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邓小平重新出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清查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对受害人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和公职。一九八零年八月，父亲从在公社当干部的女儿那里得知这消息，认为自己受冤屈三十年，终可重见天日了。便一连多天到木龙村找自己的同案人陈中群商量。随后又多次到寨门、那琴找容杰、容甲良等当事人。还到那扶、小江等地找当年劳教同伴，决定分头上诉，要求落实政策、恢复名誉和公职，讨回公道。
1、三往阳春寻李勃
父亲与陈中群认定，首先要找到认定他俩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当事人，此人非李勃不行。在得知李勃在阳春后，便于八一年二月十一日两人同往阳春。但由于路生人不熟，找了四日，只得空手而归。两人并不灰心，四月下旬再去，找了三日，还是没找到。第三次去阳春是六月初十，二人身上只有小妹给的二百五十元，在阳春找了八日，身上只剩下二元钱。两人吃了早粥，决定步行回家。由于心绪不宁，年纪较大，加上两人眼朦耳聋，近四十公里的路走了整整一天，傍晚才回到阳江城。还有三十多公里的路，这时又饿又累，身无分文，这岂不是要“打游击”。两人正感为难，父亲忽然想起我曾与他说过，陈郁在阳江县供销社当主任。他抱着一线希望，两人来到县供销社，通了姓名和与陈郁关系，门卫即去通报。陈郁从三楼下来，见到父亲，略问来意，知两人一天未曾吃饭，便先带俩人吃饭，当晚便住在供销社招待所。当晚倾谈时，陈郁告诉他们，李勃已离休往江门与儿子居住，但没有他住址。第二天早上，陈郁带他们去吃过早餐，给每人送了一袋糖果和五十元钱，又买了车票，送两人上车，十时便回到家中。
2、二进恩平求助吴国光
父亲得知大亨的表弟吴洪盛是吴国光帮助平反落实政策的，便与中群一起去找吴国光。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妹给他一百元，两个去洪窖乘车往恩城，找到县老干局，得知吴国光已离休，与人结队去山东旅游未归。两个便在旅店过夜，第二天中午便回到家。
第二次往恩平是十二月十七日。又是妹给他一百元，他俩到恩城住下，根据老干局提供的电话，联系上吴国光，约定第二天在双喜茶楼饮茶。第二天三人在茶楼见面，两人讲明来意，提出了要求。吴国光说：“你们是台山人，你们的事属台山办。你们原属黄海队和恩阳台区委，一个是马德里，一个是李勃，两人之中找到一个人出具证明，入伍时间是没问题的。不过错判你们的当事人是陈肇汉，求得他承认错判，出具证明，落实政策是没问题的。”茶后，两个向吴国光道谢后返回北陡。
3、两赴佛山找陈肇汉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日，妹给父亲二百元，陈中群五十元，两人乘船过海到横山，乘车往台城再转车往佛山。二十一日上午到佛山教育学院找到陈肇汉（陈时任佛大党委书记、院长），谈了一个上午，陈不肯承认错判误捕，表示不写证明。二十二日两人再去，与他争辨了三个小时，陈不耐烦了。为避开俩人纠缠，说下午有事外出。两人只好失望地乘车回家。
两人对陈肇汉的态度极为不满，心有不服，决心再去。五月十二日，在妹的支持下，两人再去佛山，找到陈肇汉，争辩恳求了两天，陈仍拒写证明。两人流着泪，绝望地离开教育学院。
4、四上台城
又过了两个月，心怀不忿的父亲征得女儿同意，便约中群到台城去上访。八二年八月十五刚过，两个来到台城。他俩按照吴国光的指点，到县委会上访，被带到信访办。俩人向接访人诉说了怨情，要求平反落实政策。接访人表示同情，说为他们向领导反映，让他们回去等候，到时通知他们。可回来等了两个多月，却杳无音信。
十月二十七日，在妹的支持下，二人第二次上台城。这次他们没去上访，而是找人。先后找了在北陡当过领导的冯五龙、余质夫、李炎荣、黄维畅等人，求他们帮助。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典型的冤案，十分同情，表示如需要，他们可出证明作证。两人从冯五龙口中才知道自己还未立案上报，白跑了三年。此时身上的钱已将用尽，只好乘车回家。
如何立案，叫谁立案？他们是不懂的。因此决定到县落实政策办公室去问。这是他们第三次上台城。
时间是农历十二月初十，父亲叫女儿取了一百五十元，两人来到县落实办。得到告知平反落实政策的程序。第一，要与同案人联合写成书面申请，送当地党委，请求立案；第二、向组织提供与案有关的当事人，请求组织派人取证立案，党委加具意见，上送县落实办。第三、落实办根据案件提供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准后；第四、送报县委审批。
两人从台城回来之后，先对女儿讲了情况。两人回忆多日，由父亲起草写成申请材料，反复修改后签了字。在女儿的协助下，于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日，求得书记陈沃英同意立了案，由党委负责上送县落实办。
谁知北陡党委是应付式不负责任的立案，只盖了个公章，连意见也不加。上送后足足等了一年，问过多次，都说等候。妹只好又出钱叫他们去落实办了解原因。一九八四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两人第四次上台城。
落实办的同志出于同情，告诉他们：“你们的案可以说根本未有立啊！”说完便把原件递给父亲。他看了看，用手拍着抬说：“这个党委，我与你无怨无仇，为什么这样不负责任？没有我们过去的流血牺牲，哪有你们今天的幸福！”落实办的同志劝他说：“不要发火，还是回去耐心恳求党委为你们真正立案上报我们。像你们这类人，台山五百多人，已落实八成了。看来你们的案情并不复杂，不难办，只要公社党委尽心就行了。”
回来之后，父亲将情况告诉女儿。八四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妹带着父亲和中群去见陈沃英。妹也不客气，把原件递给他，责问党委怎么对受冤屈三十多年的人这么不负责任？并要求重新当面立案，加具党委意见，书记签名，以示负责。陈沃英叫来组织委员容耀良，重新填了申请表，当场立了案，陈沃英亲笔加了意见，签了字并加盖了公章。但三人没有看到，那党委意见只有“可供参考”四个字。上送之后，又拖了下来。
5、终获平反昭雪
这年农历十一月中旬，我患了重病，送台山人民医院留医一个多月，医生说是肝癌。我坚信没有此病，要求转院复查。我患病期间，妹每星期来探望一次。在我的要求下，汶村政府出车、妹陪我到开平人民医院复检。刚好那检查员是我在怀德学校的老同学，他认真细致反复检查，说没有癌病，是有点肺气肿，让我放心。因近春节，我请求出院。为了放心，我于春节后再往佛山人民医院再复查。找到老相识院长何东华教授，他授意进行七项检查。结果除了有肺气肿外，没有其他病。妹仍不放心，请何东华出证明，到广州肿瘤医院找到老乡伍教授，通过他找到何东华介绍的陈杏梅教授的家。原来陈杏梅的丈夫是省水产厅干部钟顺，钟顺是我于七七年在佛山地委农村部见面相识的。见到我十分热情，叫他夫人认真检查。第二天检查时，她告诉我，别的检查在佛山医院已做过，只是还有一个“ＣＴ”未做检查，佛山没有，全省只有三台，是进口最先进的医疗器械。此器械检查有一定风险，要病人家属签字才可以做。妹听了倒吸一口冷气，没开声。陈教授说：“不用怕，先验血和大小便才定吧。”检查后她对妹说：“没问题，可以检查。”于是妹代表在协议书上签了字。服食医生送来的药后，又观察了半小时，便把我送进检查室，半小时后检查完。一共十三张照片，她详细分析后对妹说：“没癌病，只是肺、胆有点小毛病和旧内伤发作所致。”她开了一个月西药和三十剂中药，说吃完就没事了。晚上还让我们到她家吃晚饭，出具证明，要休息三个月静心调养。
一九八五年六月，我休息期满，从北陡老家回到汶村。得知镇委班子已更换，我被安排到总公司当副总经理兼公司办公室主任。以公司名义出差广州、深圳，拉关系，开展汽车、手表等走私活动，转销广西、云南等地，为公司获利几十万元，极少在家。
直到八六年四月，父亲的平反落实政策又拖了两年无声无息，眼看运动快收尾了。不仅两人心急，妹更是心急如焚。她想，决不能让父亲含冤上西天，要下决心、想办法。妹多次来汶村找我商量如何办，父亲及中群每十天八天就过来摧。当时汶村谭成复上任，产生排外风潮，没召开党代会，就自行改变了党委班子。我与朱锡棠、甄锦盛等三位外地委员不明不白被宣布免了党委委员。我到县委组织部查问，也没有明确答复。于是决定离开汶村。从七月起，联系县农村部、乡镇企业办等四个单位，他们都表示愿意接纳。八月向县委组织部提出申请，但遭到管组织干部的副书记方庭旺拒批。此后就什么事情都不过问。从九月开始，掀起了提早退休的风潮，就是满五十五岁干部可退休。我刚过五十五岁，管组织的副书记和委员与我谈话几次，说全镇这类干部有十七人，已有十三人办理退休。到十月初，他们见说不动我，便把我调到养殖办做主任。养殖办是总公司下属的一个部门，实际是降职了。
农历九月二十日，星期天，妹一早就来到汶村找我。兄妹相见，她挂着眼泪说：“大哥，又快一年了，爸的平反问题如何办？你也要想想办法，插手此事了。看来运动快结束了，大哥，如何办呢？”
自从七九年开始为干部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在汶村我是主管。当时我任党委常委，兼任党委办公室主任。负责过组织、纪检、团委书记，还分管文教卫工作。不足五年，落实了百分之九十多，只漏了两人，八四年发现后也补办了。所以对父亲的落实政策、平反昭雪，我始终坚信北陡党委会公平办妥的。因此五年来除了有时开会向他们的与会人提议一下外，很少查问，更不插手。谁知他们这样妄对政策，让受冤屈三十多年的受害人绝望。
兄妹二人在谈话中，我无意透露了自己的遭遇。她听了说：“听爸妈曾说过，解放前后，为了支持革命，我们几乎破了家，结果让爸含冤受屈，捱尽苦难。现在有政策了，奔走了五六年仍不能落实。听说运动已到扫尾了，如何办呀？不能让他含冤离开我们。”
我说：“不要太悲观，根椐最近胡耀帮在全国落实干部政策汇报会上讲话，还有百分之三十六的人未得到平反落实，要求做到一个不漏。落实时间到八八年底止。根椐汶村现在形势，我可能被赶走，我打算退休了。但我的入伍时间要更正，把退休改为离休，申请书已交组织部老干局。你回去后，慎重做好三件事：一是往那琴、寨门找容甲良、容杰，了解他们两人落实了没有，靠谁办的，要自己单独去；二要直接找容耀良，对他不要客气，追问他为什么拖了四五年，指出这是违背中央指示和政策的行为。要他表态如何补救；三、找副书记陈灼耀，问党委怎么把爸的申请平反落实政策问题拖了四五年，请他谈谈看法，从而弄清党委的态度。我认为爸的问题主要在四个人身上，是陈沃英、容耀良、李佳焕、梁邓家。除非我不插手，否则非要他们认错不可。”
到十一月中旬，汶村十八个到五十五岁的干部，已有十七人退休。我被他们缠得无法，只好横下一条心走。谁知当晚填表，第三天就批下来了，你说怪不怪。谭生见到我，还假意问我怎么刚满五十五岁就退休。我没给他回话，他也知我有气。过了几天，留下爱人照顾在汶海读书的儿女生活，我独自离开汶村回到北陡老家。
回到老家之后，春节过后，妹把我要求做的三件事的情况告诉我，我得知北陡党委陈沃英为报私怨置中央的政策不顾，知道李华是我的父亲而有意拖下来。
说到这里，需回顾一段往事。那是一九八四年，汶村党委余炳伦书记根椐县委组织部的提议及他本人不让我上调县农村部而自觉愧疚，通过县委组织部同意，在家常委讨论决定提拔我为副书记。当时我是常委，但没有让我参加会议，叫组织干事伍元育办好手续上报。后来常驻佛山、珠海管建筑的副书记陈积九回来，得知此事，对余炳伦不满，问为何不通报他。又一连三天去骂伍元育，迫得伍元育为此事而吃药自杀。我看了他的遗书，决定不做这个副书记，便向组织部写了信，请求不要批准，表示批下来也不接受上任。组织部收信后，派人与我谈话，表示尊重我的意见，转告县委，没有审批。
从七七年起，因我兼任党委办主任、组织委员、纪检委员和团委书记，连续八年四个部门都被评为先进单位，我也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党委办还两次被评为地区先进办公室。所以县委组织部铭记着我这个人。他们记起八二年陈沃英调任北陡党委书记，他向组织部提出要调我回北陡做助手，还亲自到汶村找我谈，我当时没答应他的要求。因此他认为我不知好歹，便怀恨在心。八五年，县委组织部想起此事，在余炳伦调离汶村时，与北陡商定调我回去，并打算回去以后，再办手续提我当副书记，陈沃英在组织面前也答应了。组织部下了调令，办好了组织、户口、工资关系，我便回北陡报到。见面后陈叫我回家五天来上班。谁知我走后，陈沃英即叫组织委员容耀良到县委组织部，称北陡党委和多数干部不同意我回北陡。陈还不放心，第二天又派副镇长李佳焕到组织部，要求组织收回承命。第三天又派党委委员伍伯龙去说。就这样，第四天汶村电话告知我，县组织部已收回我的调令，叫我回汶村上班。我听后没有去北陡，也没有回汶村，而是直到县委组织部。没等我开口，两位部长和干部科的同志便把事情原委细说了。叫我安心回汶村，以后再想办法调离汶村。我说：“我干革命工作几十年，对官职从来不感兴趣，组织不用为我操心了，我已快到退休年龄，必要时请组织批准我提前退休。不过有一件事我记挂了几十年，那是我入伍时间问题。我于四七年秋，就协助刘重民做地下工作，后又在村里做教师的地下工作者陈荣的引导下，于一九四九年农历三月下旬会见了边区特委书记李勃，正式入伍做情报工作。我现在档案上的入伍时间是一九五零年编入部队的时间，请组织给我更正。”几人听后认为好办，叫我回去向党委写申请，让他们派人取证，报送组织部审批更改。
兄妹商量后，一致誓为父亲取回公道，由我亲自去办。妹出了二百元，我自筹三百元，于一九八七年农历二月十二日离家往阳春，下午二时到达，找处住下便去县经委找老战友赵景，谈了来意后，他建议我去找林信，说林在二轻局任副局长。第二天早上就找到林信，通了姓名。他想了想说：“记起来了，四九年我随李勃两次到过你家，你是源仔。”我把来意详细给他说了，他说：“此事如需要，我也可以作证，但主要人是李勃，他当时是边区书记，我是情报组长，批准你爸入伍参加革命是他，我和陈中福、马德里都在场，按政策他一人证明就行了，不用多人。”说完便把李勃离休后到江门与儿子居住的地址和电话告诉我，请我吃过午饭。十二时我离开阳春到阳江再乘车直达江门。到江门后便通过电话联系了李勃，买了糖果，傍晚到他家。虽已离别三十多年，但他印象很深，见面十分热情，客气地留我吃晚饭，饭后两人倾谈到深夜。他说：“你爸和陈中群的冤案应早落实了，为什么北陡党委这样不负责任？拖了五六年还没解决，这明显违背了中央政策。现在抓紧办还来得及，按组织原则我不能写证明你带，你回去后叫北陡党委派人来我处，我即写证明，让他俩尽快落实政策，安度晚年。”
李勃的问题解决了。我便于二月二十四日早上离开江门，中午去到佛山。下午便迫不及待到佛山教育学院找陈肇汉，但陈去广州未回，只好改日再去。二十五日早上去到学院，找到陈，说明来意，谈了一个上午，他死不认错，不肯出证明为父亲两人平反，两人争吵起来。他爱人郑女说：“这里不便说话，你下午到我家再谈吧。”她对此案表示同情。下午二时去到他家，他态度十分冷淡，谈了两个小时，仍不认错，还说我纠缠不休，使我发起火来。我说：“陈书记，你当年是区委书记兼区长，掌有杀生大权，捕人甚至杀人不用经县委批准，签个字就可以了。你轻信那个姓黄的，不经调查，便定他们两人八大罪状，把人捉了，又逼供讯，判刑劳改劳教，冤枉好人几十年。他们任职期间，上无支持，下无收入，在极为困难情况下把政权保了下来。他们的政绩传播了全区乃至全县，你也多次赞他们。说李华这个乡长全区没有，全县也难找，是一个好乡长，还号召全区向他学习。难道这些你忘了，那来八大罪状呢？还有，从经济上讲，当时全乡有四十多个工作人员，从四九年十一月起至五一年一月止，这一年零三个月，吃的用的都是往我家里拿。还有乡队的三十支步枪、一挺机枪，都是我家出钱托人从澳门买回来的，这笔钱不是小数目，这难道是我家受贿得来的吗？是贪污来的吗？你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全区近百干部，上无拨款，下无收入，差不多无米下锅，你到北陡检查工作，得知乡府吃用都从我家里拿，特来到我家，郑女同志在我爱人带引下，见到两个阁楼都有稻谷，向我母亲提要求，取去稻谷二十担，港币八百元，这算不算受贿？为什么不判罪呢？三十六年过去了，你还过一分钱、一粒谷给我家吗？四九年五月，曹兴宁在困难中，知道我已参加革命，家里养有几十亩蚝，还有千多元的蚝款在五乡老板处未收，派杨汝锡同志来联糸，借去二千元港币，这是不是受贿？为什么不判罪？你们都写有借据，郑女同志当时在场，也可以说是她借的。这我没讲错吧！”我把这些话掷给他，愤偾地起身离开他家。郑女千留万留我也没回头。
回到旅店，越想越气。要解决父亲两人的冤案平反昭雪，非要陈肇汉写证明不行，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想起了陈衡。他与陈肇汉都是汶村陂头村人，解放前在东海队做政委，解放后任县委副书记，后调任佛山地委。六二年北陡党委办被评为地区十个先进办公室之一。六三年二月，地委召开全区办公室主任会议，我在会上作经验介绍。散会后，他特邀县委办李史明和我到他家吃饭。他原来是地委委员兼农村部部长，后区改市，他任市政协副主席。十六日早上我去到市政协找他，讲明来意，还说了陈肇汉的态度。他听了说：“陈肇汉怎么这样不负责任呀！案办错了，今天还不认帐。全国千万冤假错案已平反了，刘少奇、彭德怀早已平反了。你在佛山多住两天，我下午就去找他算帐，明天你再去找他。”
离开政协，想起曹兴宁，决定去求求他。便乘下午一时的车到广州省侨办。见到曹兴宁，他说：“现在不准走私了，你来有什么事？”我说：“我是来叫你还债的。”他问：“不要讲笑，我何时欠你们债？”我说：“二千元港币，你写有借据，是杨汝锡经手的，忘记了吗？那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他停了一会儿说：“想起来了，是借华坑村李根源的。”我说：“我就是李根源，从地方转入部队改名志略，今日特来叫你还。”他说：“三十多年了，连本带息就上万元，我一个月工资才四百多元，怎还得起？”我说：“已过几十年了，我们也不记它了。今天不是来叫你还债，是来请你帮助解决我爸落实政策问题的。”于是便把父亲受冤枉三十多年的前前后后详细讲了。我说：“从八零年至今已六七年了，他与陈中群三走阳春，二往恩平，二赴佛山，四上台城，求救无门，求助无人，年已过八十了，眼看要带着冤屈去见毛泽东了。”他说：“从你说的情况看，他俩的案是陈肇汉审批的。他怎能这样对待党的政策，对待一个经他错判、致人蒙冤受屈三十多年，对革命有极大贡献的好干部啊！”随即拿起电话，叫着陈肇汉，问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李华的案件？并说：“他儿子正在我这里告你的状。”谈了近半个小时，放下电话对我说：“他让你明天上午到他家，估计他已回心转意。他说陈衡正与他谈此事。我另有事，没时间陪你了。”说完叫秘书带我去饭店吃过晚饭。我乘车于晚上八时多回到佛山。
一九八七年农历二月十七日上午八时，我依约来到陈肇汉家，他的态度改变了，变得十分热情。台上有糖果和热茶。他先检讨前天对我态度不好，接着说：“原来你就是当年的李根源，你妈叫陈瑞榴。在那困难时期，你家慷慨解囊，为区府解困，功劳不可磨灭。我不记念你们的前功后果，只听信那工作组，没派人去调查核实，错判他和陈中群，问心有愧。我完全负责为他们平反，落实政策，恢复公职，让他们安度晚年。你就放心吧。回去让北陡党委派人来我处，我给他们两人出具证明，还要打电话给台山落实办，让他们切实办妥。昨天陈衡来找过我，曹兴宁又来电批评我，郑女也批评我。你回去代我向你爸道歉问好，叫他放心等候。”话后，留我在他家吃午饭。下午我便离开佛山，乘车返回台城。
两个关键的当事人工作做通了，我心情豁然开朗。晚饭后去拜访陈希民。一见面他说：“没见你有十四五年了，上城办什么事，还在汶村吗？”我说已退休了，这次上来是为父亲落实政策。并把相关情况简略说给他听。他说：“这个陈沃英怎么这样对待党的政策，违心对待含冤受屈几十年的干部！党委有没有为他们立案？”我讲听说立过三次案，可是六七年仍杳无音信。他说：“看来是不负责任、应付式的假立案，真立案，三四个月就解决了。台山已落实了百分之九十多。你可到县落实办去查问一下，看有没有备案。我明天就打电话给陈沃英，叫他不要违背中央指示，切实速办，尽快为他们落实政策。”陈希民是陈沃英的堂兄，解放初任县大队政委。
第二天上午我到县落实办，见到副主任邡文，他原是组织部科长，两人相熟。他见到我问有什么事？我说为父亲的落实政策问题，来要求查看一下他的档案。他问了父亲的姓名后，即到档案柜把原案取出来给我。只见有一个申请表，附上陈中群、李华两人联名的申请书，再看党委意见栏，写着“可供参考”四个字，陈沃英签名，有党委公章。便愤怒地说：“陈沃英呀陈沃英，你作为党委书记，怎么能这样违心对待中央政策！难道让他们含冤下九泉你就满意吗？他们两人接政一年多的政绩，在全区乃至全县都有目共睹，连当时的县委书记谢永宽都称赞不已。”我问邡主任如何办？他说：“我们阅过案情，曾访问过在北陡剿过匪的陈希民和余质夫，他们都说两人对革命贡献很大，是个冤案，但北陡党委这样立案，只好当积案放下。现在只有叫北陡党委重新立案，另加意见才能处理。”让我回北陡向党委提出重新立案要求。党委表态了，电话告知他，带原案到北陡。为了使我能解决北陡党委的态度，还叫人用影相机摄下党委意见栏给我。
当晚回到北陡，向妹说了几天奔波的收获，她听后也心欢了。过了几天，叫父亲通知陈中群到妹家，我向他们禀告：李勃、陈肇汉两人的工作已做通了，决定等陈沃英二十三日开会回来，二十四日与他们一起去见陈沃英，要求办理重新立案，同时打电话告知落实办邡文。
一九八七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我兄妹二人带父亲和中群去到陈沃英办公室。他见到我们已心中有数，假意问有什么事？妹回答说来商量为父亲与中群重新立案问题。他说刚开完会回来，还未传达会议精神，这几天都没时间。目的是推。我说：“此事已拖了六年多了，不能再拖、再推了。我知道你要传达会议，那你就定个时间吧。”最后定四月二日。离开后，妹担心他又搞鬼。我说不怕，否则我就告他。晚上便电话告诉邡文，已定具体时间，请他到时带原案件材料下来。
四月二日上午八时，我们四人去到党委办公室，副书记陈灼耀已在场，接着陈沃英和组织委员容耀良、办公室主任伍罗大进来。坐下后，陈沃英对妹说：“你把意见说说。”妹把要求说了。陈沃英说：“不是已立案上报了呜？我还加了意见签了名。”我问：“你们对党的政策，对蒙冤人是负责任的立案还是不负责任的立案，请讲一讲。”陈沃英说：“当然是负责任立案，你为什么这样问？”我说：“我在汶村主管落实政策工作，党委真正负责的立案，三个月就可以办妥落实，为什么他们两人的案立了三次，还拖了六年，这叫负责任吗？党委在第三次立案表格党委意见一栏内加的四个字，是对党的政策、对蒙冤人的负责任吗？”我这一问，他顿时哑口无言。我把照片递给他：“你看一看，这叫负责任吗！”他看了一眼问：“那你们现在想怎么办？”妹说：“重新立案上报。”他说：“原案要取回来才能重办。”他刚说完，县落实办的邡文主任和一位姓徐的同志来到。谈了片刻，邡文发了言，表明对此案的态度。在他的监督下，当场重新立了案。我们兄妹和父亲、中群见证了第四次立案。邡文看过新案，认为符合事实依据，表示没有异议。下午便带着案卷回台城，留下徐同志等侯与容耀良一起去取证，以防他们再拖。四月五日，徐、容两人起程往江门见到李勃，取了证明。七日到佛山，等了两天，待陈肇汉从香港回来取了证明，容耀良问还去不去广州等地取证？徐同志说：“够了，陈肇汉是副厅级干部，李勃是正处级，有他们的证明已足够，不用找其他人了。”
据后来容耀良对我说，这次去取证受到很大教训，见到李勃，他对北陡党委的不负责任、不顾中央政策硬拖此案六年多，表示如不落实好，他就来北陡追问陈沃英。见到陈肇汉，陈说了一个多小时，他说李华执政一年多，为巩固新政权尽心尽力，家庭出钱出物支持革命，功劳显赫。表明这是个大冤案，叫徐同志回去向领导说明他对此案的态度，尽快为他们落实平反，否则他就回来问县委。
由于父亲和中群是联名申请，成了连案，因为中群当时受法院判决服刑二十年，需等法院撤消原判才能审批，所以拖到八月下旬才送县委审批。
县委审查后，于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日批准为父亲和陈中群平反，恢复公职，享受办事员待遇。十二月一日正式通知到北陡。工资补贴合计一百四十元，补发十一月份。妹通知父亲十二日到她家一起去领工资。这天适逢圩日，大媳与二媳两人趁圩来到妹家，众人听到喜讯，高兴得鼓掌欢庆。便共同到市场买了鸡和肉、菜，晚上一家人欢天喜地拜了祖先，放响鞭炮，向父亲恭喜，祝他健康长寿，安度晚年。
因为父亲已年过八十，耳目不灵，戴千三度眼镜，不能上班办事。便于一九八八年三月办理了离休手续，每月享受三百多元离休金，后逐年增加到近八百元，让他过着安乐的晚年。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九日，农历六月二十二日零时二十五分，他走完了不平凡而颇具传奇色彩的九十三载人生历程。
编后话
写这本书的起因是八年前，甥女伍梅红和外孙女陈晓羽提出要求，后来又多次追问有没有写成，叫一定要写。记着她们的要求，二00六年初开始思考，初定书名为《我父亲的一生》。于八月开始执笔，写了四万多字。后觉得父亲与我们这个家是分不开的，便改为《我的家与父亲李华》，于十二月重写。二00七年六月写成初稿，达二十七万字，复看多次，于二00八年一月开始修改，余下十七万字。二00九年一月起，用三个多月时间进行第三次修改，余下十三万多字而定稿。
本书资料来源：
一、来自祖母吴氏老太。她是我家先后遭受四次劫难，经历八次迁居，又与母亲一起艰苦创业的人。从我大约七八岁懂事时起，她便常以家史为训，向我们幼小心灵传述家史，这在我脑中记忆很深。这是主要部分。
二、来自我自己亲身经历、所见所闻、亲力亲为的记忆。
三、来自父亲本人多次回答我们的提问的回忆。
四、来自父亲在马来亚创业致富的助手罗浓夫人陈珠的告述。陈珠是深井大畲村人，她一九四八年农历十月被排华回国。十二月初到我家报讯，她传述很详细，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五、来自与父亲一起卖身当猪仔出洋，从不离开父亲身边的难友、贴心人陈汝、陈乙树和陈女仔、石河、何伟等人的追忆。
一九七九年冬，我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外交讯息，说如有原始证据，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取回一些国家在排华期间被没收的华人资产全部或部分。想到陈珠所述父亲在马来亚的木材公司资产被没收之事。根据父亲提供的地址，我于一九八0年二月，向组织请假二十天，先后到潮阳、揭阳、海宴及华侨农场，寻访到陈汝、石河、何伟、陈乙树、陈女仔等人。其中陈汝讲得最详细具体。他是同父亲一起乘船到马来亚，卖给原古冈州木材公司劳役而后被父亲解救的。父亲幸遇贵人买了那木材公司当了经理，让他做秘书。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参加了马共，任地委委员、游击支队政委，他一直留在父亲身边，直到两人同时被捕，又同时回国。他与我谈了一天一夜，他还带我到汕头看过他们登船出洋的码头和回程时父亲被打盲眼就医的医院，又陪我到揭阳找到石河医生。
其次是陈乙树，他是海宴石榴坑村人，也同父亲在深井卖身，一同去马来亚劳役被父解救的。他在父亲的公司先后任东坑和南坑伐木场场长，抗战时任游击支队侦察队长，他会马拉语和日本语。在得知父亲被叛徒出卖被捕，亲自组人把叛徒处决。直到公司资产被没收，工人被遣返，自己也被捕遣回。他跟我说了两天两夜，着重说了父亲与工人的关系，倾财买枪炮，组织工人成立抗日支队，五战五捷的经过及四八年公司资产被没收的情况。可以说，父亲在马来亚十四年生涯，是他和陈汝及陈珠提供的。何伟主要说了父亲加入马共的前后经过。石河回忆他受陈珠委托传递没收资产证据的经过。
六、来自解放后在北陡乡府与父亲共事近两年的梁长佑父子、陈来好、陈尿、伍仕永等人的忆述。
本书主要是叙述我家从一九0一年，即清光绪二十七年到一九九五年父亲去世的近百年史实。从班派上来讲，经历仁字辈到能字辈四代人的创业、遭难破财和政治迫害的历史。内文是叙述性的，可以说是家史，也可以说是家族成员的历史生涯。目的是让这个家的后来人明晰家庭的历史和父亲的一生，引以为训，以诫勉铭志，传喻子孙。
二00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
作者简介：
李志略（1930一2019），离休干部，17岁参加游击队，20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转业地方后一直任党委办公室主任，是优秀党务工作者。本回忆录历经多年，由10多本日记整理编写而成。内容丰富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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