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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四力要求” 坚持文学为人民服务理念
——学习习近平文艺思想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心得
文/ 姚 勇
2019年8月，在石家庄参加了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基层作协负责人、文学组织工作者增强“四力”专题培训班（第一期）”培训学习，近期又参加了河北省作协举办的“全省基层文学工作者培训活动”。通过学习，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四力”要求，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一脉相承，其主导思想就是，社会主义文艺应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应为广大人民服务，为社会的文明发展服务。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就应践行“四力”要求，坚持文学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文学，是人类的语言学，是人学；人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社会是人类的，是人民大众的合体；人学基源于社会，文学当然就归属于社会，那么文学就必然是大众的。怎样才能使文学真正成为大众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大众喜欢、接受，甚至运用于精神生活中，使生命更具有色彩、活力和意义。其实，这就是文学对大众或社会的一种无形的服务，一种静悄悄的，而且是有着一定激励或鼓动作用的思想意识的服务，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具有教育意识的精神服务或思想服务。
列宁早在1905年就着重提出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毛泽东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着重提到文艺就是“为人民的”，应是为“最广大人民大众”的。这些都是世界文艺观念与无产阶级文艺实践相结合的积极进步的文艺宗旨，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艺观念在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所锤炼出来的和验证了的文艺存在与延续的真理，更是促进文艺或文学持久发展的创作规律。对文学而言，这正是体现文学自身价值的最重要所在，也是关于文学创作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社会观。
其实，在我看来，中国自古就有了文学为社会服务的朴素理想。在古代，这种理想，始终包容着人们的远大抱负和志向，包容着他们的对人类历史的感叹与赞美，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与鞭策。这种朴素的理想，从他们的每份名篇中都得以体现，并在历史发展中得以弘扬。
在中国古代，诗歌是最主要的文学表现形式。它不单推动了中国文学事业的不断演变和发展，同时也从思想意识方面推动了社会或历史的进步与延伸。比如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他们的人格和他们的作品，不单在过去影响了许多时代，同时也影响着现在。我相信，还会影响到未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似乎始终是中国文学所表达的主题。对于优秀文学作品而言，似乎有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里面，它才表现得更有魅力。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基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人文精神的，这种精神包括着爱国主义精神，民族主义精神和高尚主义精神。这些精神，都是中国历史或社会发展的思想动力或促动剂。它具体体现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文明进步的特征。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那个时期的现实意义，也有着之后时期的社会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深远意义，它是与时俱进的。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及时地看到了优秀文艺作品，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和民族解放胜利的有利作用，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创作方向，不但促进了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全面胜利，而且还繁荣和发展了中国的文艺事业。毛泽东还非常赞赏鲁迅先生在文学表现上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并推他为中国文学事业的楷模和典范，这是有目的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产生良好社会效果，正是鲁迅先生的文学情愫。鲁迅在文学创作的实践过程中，始终是吃的是草，奉献的是奶。
从我个人的文学创作实践来看，我最初的创作冲动或文学梦，是源于我对前辈鲁迅和郭沫若先生的深深崇敬，源于我对文学的社会价值观的初步认识。记得那时我刚出校门不久，在医院从事医务工作。在工作中，认识到医病并不能够医治心灵，心病才是最需要医治的。当我进一步了解到鲁迅和郭沫若先生都曾在国外留学学医，都因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使得他们弃医从文的。在他们的感染下，渐渐壮大的社会责任感，使我逐步靠近文学，并不断努力学习起文学创作来。
为了实现我的文学为社会服务和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理想，最初我多以诗歌或散文的形式，来表达我的爱与憎，含蓄或朦胧地表达着我对光明与美好的寄托与憧憬，初步实现了我的文学的社会价值。后来我发现，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能使我更好地发挥其文学价值。少年儿童是人民大众的组成部分，是未来的人民大众；他们是今天的希望，也是明天或未来的希望；为他们服务，就等于为今天和明天的两个时期服务，更能够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近年来，我在国内的数十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一半以上为儿童文学作品，特别是近两年来，每年都在百篇以上，部分作品还先后获得了《儿童文学》杂志社创作奖、河北省作家协会（1997—1999）优秀作品奖、第七届冰心儿童图书新作奖，国家文化部“全国第三届‘蒲公英奖’少儿读物类优秀奖”。我想我的儿童文学作品，一定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的。能产生效益就实现了我的文学的社会价值。虽然这社会价值是有限的，但我尽了自己的力。为此我会觉得我所从事的文学事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今天和未来。
人民大众是绝对的社会主体，在某种意义上，人民大众代表着社会。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其实就是在为人民大众的社会服务，也是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或社会的利益服务。我的文学观，就是要使文学产生社会效益，也就是产生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文化效果。文学为社会服务的思想情感，是我从事文学创作的意识冲动和行为的准则。为此，我的文学观，就是文学的社会观。我想，这与毛泽东的“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思想和习近平的“践行‘四力’的要求”，是能够紧密地联系到一起的。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文明进步服务，已成为我坚定的文学理想。
作者简介:姚勇，1962年3月生于内丘，祖籍河北省平山县，国家二级作家(副高级职称)，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邢台市美术家协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