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航天城的牛郎织女
杨志飞
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试验技术部副主任


航天城的难事很多，最难的莫过于年轻军官找对象成家的人生大事。但只要有信心，难事终会解决。
说起来在航天城测控网工作的干部，一个个都是很精干的。他们在分散的点号上独当一面完成航天发射的跟踪测控任务，无论从技术上、从道德品质上都是无可挑剔的好小伙。他们要适应恶劣的沙漠气候环境，攻克工作中的一个个难题，肩负着完成一次又一次国家重大航天发射任务的压力，许多人还是屡建功勋的科技精英。但令他们非常苦恼的事情竟是找不到对象，迟迟成不了家。当年，东风航天城28号站1中队有两个分队长，都是我国赫赫有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64年、1965年的大学本科毕业生，1968年已经担任分队长，工作认真负责，都是事业有成者，但仍然没有女朋友。因为基地仅在10号区的医院、原测量部、文工团及基地司、政、后机关有一些女干部，其中未婚者不多，没“主”的姑娘更是凤毛麟角，在10号区工作的小伙都攀不上，别说在小点号工作的棒小伙们了。基地青年干部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分散工作，是航天发射任务性质决定的，尽管领导和机关想方设法多招女青年从事风险比较小的工作，但问题始终还是存在着。于是，基地的姑娘是“皇帝的女儿”，对在小点号工作的干部愿意抛绣球的极少，有的经领导介绍勉强见个面，即便许多条件都满意，也往往以未来要过两地生活而犹豫甚至终止接触。原因很简单，她们不希望过基地式牛郎织女生活。
在基地找不到对象，必然要到地方上去找，在家乡解决问题。这些干部又遇到假期短路途远时间紧迫的问题。按照条例规定，部队未婚干部可以享受一年一次探望父母的20天假期。由于任务第一，必须在试验任务的空隙时间才能批准他们休假。为了提高假期办事效率，他们一般都提前通知家里，让父母亲戚为自己先行物色目标，待小伙到家便可以安排见面相亲，在20天里如果一个不成还有可能相第二个亲。但感情是人的灵魂，军人同样需要感情和婚姻的品位，相亲不同于购物，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决定，而且女方往往追求某个特定条件才甘当织女愿意找部队干部。如果小伙的要求略微高些，将扫兴而归，得等来年的假期重新寻找。28号站就有一些青年军官，一年年都回家相亲，一个个都没有缘分，最后以没有对象为由提出转业申请。
当然，操守单纯的青年军官也会有走桃花运的时候。有人就在一次出差过程中认识了女友，并且一见钟情，迅速切入正题。在中国，解放军在社会上的声望很高，姑娘对解放军干部非常崇拜和信任，无论谁被介绍给军官作对象，一般都不会推辞。即便没有机会交谈，也愿意鸿雁传情。基地地处偏僻的边疆，书信从内地邮寄一般要走半个多月才能到达小点号。只要双方有耐心，笔谈能够继续并且越来越频繁，那么小伙便会千方百计利用出差或探亲的机会专门绕道去看望姑娘。如果印象良好，在短暂的见面过程中，又得到女方父母、亲戚的接纳，接下来将是甜甜蜜蜜、卿卿我我，恋情会自然萌发，分别时可望达到难舍难分的地步。回到部队申请结婚，最大的难关是政治审查，如果女方家庭和社会关系有不符合规定的条件，不能被批准，两人必须割爱分手，将浪费双方的感情和青春时光。这是军事保密条例的要求，也是当年极左的阶级斗争路线造成的后果之一。大凡家庭出身不好的姑娘都愿意找解放军军人戴上红帽子以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宁可忍受两地分居的痛苦，但结果可能耽误双方的青春。当然，也有小伙态度非常坚决，非她不娶，于是他向组织摊牌：不批准结婚就批准我转业。无论是哪种选择，他都要经受沉重的心理压力。当然最终只能有一个结果：要么散，要么离开航天城。胆大的，走了，投入到姑娘的怀抱建立了美好的家庭，也可能谋得一份满意的地方工作。
我在南京出差期间，于1968年4月获得领导批准回广州休探亲假——按当时的规定，我处于见习期间不能享受探亲假，特批我自费探亲，就是照顾我找对象。到了广州，兄嫂就给我先后介绍认识了两位姑娘：一位是电信女工，一位是待业干部子女。论身材长相，后者远远好于前者；论职业和前途前者好于后者。论政治，她们都希望戴上红帽子：前者因父亲曾经集体参加过国民党，背负着出身不好的包袱；后者父亲是革命干部，文革中受到冲击仍未“解放”。如果能够找到解放军干部，她们的政治地位都将获得提升。经过接触和一般的交谈，回到南京后我只与前者书信往来，这位电信女工对我也十分钟情。在老同志的提醒下，我及早向站政治处申请对女方的政审。在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亲密关系的时候，我得到通知：她的政治条件不合格，必须散伙。于是我写信如实地告知她并和她终止了联系，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我重回了光棍俱乐部。
基地是一处相对封闭的特殊社会，部队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关系单纯，几乎没有个人秘密和隐私的壁垒，谁有什么困难和特殊情况，一般都瞒不过同一基层单位的弟兄。我从南京回到基地，虽然工作很忙，既要负责一部雷达的技术工作，又要过战士生活，属于被改造的“臭老九”。白天上雷达车忙技术工作，晚上站岗放哨。每周有一天政治活动——或者上政治课，或者开会；每周有两个晚上革命军人委员会活动时间，不是集体唱歌就是进行球类比赛；每月有一、二次集合行军3.5公里到28号站看电影的时间。时光就这样在部队一天天地更迭，年华在忙忙碌碌中流逝，青春在不知不觉中蒸发。我们中队当年有5名光棍干部，其中3名是分队长、2名是技师，碰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找对象的话题。中队领导年龄都比较大，都是有家室的“长者”，他们都很关心本中队的光棍干部，只要有机会都热情为我们物色对象甚至通过爱人牵线搭桥。1969年9月，几名结束下放锻炼的女见习生被分配到28号站，领导们便设法打听她们谁还没有对象，以便及早下手为自己的部下介绍。这种热心肠往往都没有满意结果，因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皇帝女”的地位太高了。用流行的话说：没有缘分。
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位热心领导给我介绍基地医院一名北京籍护士。一个星期六下午，我请假从百里外的28号一路颠簸来到10号，住在第二招待所，次日去领导家拜访，她已经在座。她身材品貌一般，但我觉得她在10号大地方工作，又是医务工作者，当然有兴趣与她交往。可她没有兴趣，并不关注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情况，她通过介绍人递话：“听说知识分子在基地呆不长，这事再说吧！”实际上是“再见”的意思。我分析，她是嫌我在小点号工作，将来要过牛郎织女生活；当然也嫌我是“臭老九”——当时四人帮搞内乱，社会上歧视知识分子，必然也影响到他们选择对象的条件。
护士是现役军官，又是北京姑娘看不上我这个农村出身的广东人，门户不够般配，结果是可以预见的，但是令我扫兴的还有在10号幼儿园当保育员的甘肃姑娘，也没有结果。
28号站卫生队朱队长给我介绍与她夫人同一幼儿园工作的姑娘，我星期六晚饭后请假乘站里送牛郎回10号与织女团聚的卡车，颠簸50公里后到10号第二招待所登记住宿，第2天去她幼儿园宿舍见面交谈。她不是军人，更不是军官，身材品貌也一般，但话题不少，很关心部队，与我谈论过基地内外两地分居的家庭矛盾，抨击过军官中的陈世美，流露过对我这个南方人的不放心。大概是因为籍贯和文化知识的差异，我们见过多次面，交谈中我的话总是大大少于她，有一次我甚至问：话说完了没有？她却说：“话那有说得完的？”我对她并不反感，可与她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从内心里总是培养不起感情，有时出于礼貌与她呆在一起。那时我和她连收音机都没有，我就在那里干坐着，无话说的我甚至陷入了应付她的境地。后来，因战备基地幼儿园要后撤，她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提出：“以后各自自力更生吧”，于是，我们还很平淡的关系随之结束了。1年后战备结束，她回到了东风，向介绍人打听过我的情况，并说，与她交往过的几位军官中，数杨某某最聪明，我只说了个“自力更生”，他就与我分手了。这可能透露了她的一丝悔意。若干年后我调到基地司令部测控处工作，妻还在大树里上班，过基地内部牛郎织女生活。她在服务社当服务员，我们见面时彼此有过问候，得知她与基地医院陕西籍政工干部结婚了，过着劳燕双飞的幸福生活。有一次，我去她服务的窗口买熟肉，她还问我怎么不在家里自己烧？我有意无意地说：“自己做的肉没有你们烧的好吃。”她脸色绯红，草草收了钱走进内室去了，也令我有些不自然起来。
我们这代军人，特别是在远离内地的航天基地里的军人，缺乏浪漫爱情的启蒙和熏陶，知道珍惜友谊，可以不计个人得失，但却不懂得卿卿我我，青年男女在一起总是中规中矩，一切都在随缘，听从老天爷的安排。
终于，缘分到了！1969年初冬，我中队管技术的甘于华副队长介绍我认识与他爱人柳工程师同住28号站机关女宿舍的见习生——吉林大学应用数学专业1966届毕业生车姓满族姑娘。认识后，几乎每个星期六晚上我都要步行3、4公里到28号去约会。在零下20°C低温的戈壁滩野外，我们身穿棉衣裤，头戴毛皮军帽，戴上皮毛手套避开众人去散步，走出百米外找个背风的沙包坐下。我们同是大龄青年，都是“臭老九”，共同语言多，虽然她是东北人，但我们在一起还比较融洽，对许多问题都有相同的认识和观念。她爱干净，我会主动把手套给她当座垫，这样微不足道的举动却给她留下良好印象。有时我们连续坐上几个小时，完了送她到宿舍大门口，我再步行回1中队。28号站没有干净的马路，没有林荫道，更没有公园长椅，没有电影院，想找到一隅能够避风的屋檐都十分困难，除了沙漠还是沙漠，晴天可以一同仰望深邃的星空，但冷沙和寒风令我们越坐越冷，即便热恋的荷尔蒙也难助身躯抵御恶劣的环境。春天来临，暖风习习，是我们约会的最佳季节，但我国首次发射东方红卫星的任务令我们失去许多约会，况且戈壁滩的春天是沙尘暴高发季节，如遇沙尘暴在室内也令人呼吸困难，在野外则睁不开眼，说不成话，哪里还可能谈什么恋爱？总之，我们和许多军人一样，缺少城市恋爱青年那样的浪漫，倒可能有别样的情调——“行政命令”和“雷厉风行”：交感神经系统时时在控制我们的思维，谈论最多的是工作和未来生活困难的话题，很少为副交感神经系统所左右而自然流露出激情，更现实的倒是我们都随时准备过牛郎织女式生活。
像我们一样夫妻都在基地工作的干部，婚后却成为三地生活的牛郎织女：她在28号站女宿舍、我在1中队，我们的“家”在10号——那只是个栖息之所。有了子女后便成为四地生活的“家”。有的女干部身怀六甲长途跋涉回娘家或婆家生产，假期结束后留下骨肉回部队工作，从此开始千里牵挂、夜夜寻梦思念亲子的生活。我们的大女儿更加凄惨，她出生在基地，三地生活的家庭无法抚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反复协商，出生46天就被我们送往广州寄养在女儿伯父家，由伯父的岳母照管。我们按月寄生活费、母亲代父亲频频给大伯写信，把母爱浸润在书信之中。1973年9月，二女儿满月后则被送往吉林市寄养在她继姥姥的一个远房姨家，老太太以卖冰棍为生，襁褓中的女儿随冰棍车走街串巷，只有星期日才能够享受小姨和姥爷姥姥的关爱。我们为祖国航天事业暂别骨肉安心工作，也要感谢那些帮助抚养下一代的亲人和拐了弯才有亲故关系的人们！
基地许多技术干部，过着这样的牛郎织女生活，他们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舍弃了天伦之乐，异化了父母的爱心，疏远了母子和父子的感情，影响了对下一代的教育。等到这些牛郎织女有条件在10号区工作生活的时候，子女一般都到了懂事而且逆反心理强烈的青春初期，从内地接过来的半大少年一下子出现在陌生的父母亲身边，一方面期盼父母的爱抚和关注，另一方面又怯生生地担惊受怕，到了自己的家却陌生不习惯。对于父母而言，积累了多年的爱和日夜思念的宝宝突然来到身边，展现在自己面前的孩子却是那么的不理想，他（她）对自己一点都不亲，还养成了许多毛病，于是失落感油然而生，甚至埋怨起替自己操劳抚养儿女的老人来，也总是后悔当初把他们送出去寄养。随之而来的是孩子挨批评、被惩罚，甚至打骂，家庭中经常发生争执和吵闹，严重的甚至有孩子离家出走，以至被父母发动同事四处去寻找。我当参谋时的一位同事，他二儿子从小在大城市姥姥家抚养，接来基地后想念姥姥，与父母和哥、妹在一起十分不开心，有一天挨了批评，竟然离家出走藏在一个杂物窝棚里，是我找到了他。当我抱他回家时，孩子一句话都不愿意说，也不哭。我想他心里肯定非常憋屈，觉得父母和叔叔们都是陌生人，没有安全感，哪里还敢吐露心声。这些孩子都不会也不敢在父母面前撒娇，父母们的心里当然更加难受，总之一家人都怪可怜的。我们的两个女儿同样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只不过她们没有离家出走的胆量而已。
基地的牛郎织女们，付出了甜蜜的爱情、温暖的爱巢、骨肉亲情和天伦之乐，换来了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增添了成就感却也负载着愧对子女的歉疚感。大人们可以无怨无悔，希望下一代也为此感到荣耀。我们寄望新一代航天人在处理事业和家庭关系上更加和谐、快乐！




作者谨以此文纪念华夏文明的七夕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