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写在前面的话
一篇文章只是作者释放的一道微光，但读者的每一次阅读与转发都是光的累聚与放大，最终是可以成为一束光一片光，成就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的一个明丽世界。
这样一篇为故土乡音而写的满是回忆与忧思的文章，究竟值不值得我们用一两个小时去读完它，究竟值不值得我们去转发去惊动自己的朋友圈？
是的，你可以选择独自阅读，也可以选择快速浏览，甚至可以选择完全忽视。但，时间不等你！城市在快速成长，那些有记忆有温度能触动我们柔软内心的物事，在以同样快捷的速度消逝着。我们再不留出一点时间去伫足去回头眷顾它们，莫说音容面貌，只怕是连它最后的一丝衣襟都牵扯不住了。
《赣州话的故事》在上海头条发表后，阅读量突破30万＋。此刻，正值春夏之文，百花绽放，万物生长，这个有关好听的赣州话的故事就如此脚不停歇地在幽长的时空里一路穿行，与所有有缘人一一面唔。
诚然，古城赣州及其风行数百年的赣州话，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遥望前路，我们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但回望故城，倾听巷陌深处传来的赣州话，知道城市有根，我们又可以释然些。扩张的脉络里有了这些根系的牵依，城市便可以行稳致远，人们就会有脚踩大地一样的踏实感，继尔毅然前行。
城市古老的肌理中，语言是那股奔湍不息的真气，这气息裹挟着城池的魂灵，千年不变，向亘古的天地宣示着一座城池的伟岸、丰饶与内敛。
理解到这点，你就知道你应该怎样面对这个关于赣州话的故事了。
一一写在前面的话
赣州话，又称西南官话、军话，是孤岛语言，老城区之外则是客家语域。我生于斯，长于斯，深爱这座生养我的古城，对好听的赣州话也充满怀念。眼见得城市变迁，语言环境大变，赣州话日渐稀薄，心中颇多感慨，遂作此长文。《赣州话的故事》写于五年前的秋天，一经微信发出，传衍海内外，阅读量迅速突破10万+，成为我个人文章被阅读之最。岁月流转，时光如水，今天在上海头条重新发布，谨希望每一个阅读者阅后转发出去，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赣州话的前世今生，从而拯救行将消逝的城市文化的魂灵。
赣州城精神堡垒（民国）
赣州话的故事
龚文瑞
一
赣州话，是赣州城老居民所说的一种区别于周边语言的一种语言，因缘于明初从西南征来的卫所官兵之所操语言，又有西南官话一说。王阳明时期，被统一用做官府内公共对话用语，故又叫赣州官话。
到了民国时期，小蒋主政赣南兼赣县县长，崇拜王阳明，也同时作兴这一语言，规定政府职员和赣县城乡各个学校的老师一律用此语言为公共用语，官话从此更是风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分配在赣县最后一名进士刘景熙的家乡旁边的一个乡村中学教书，年近六十的刘兆麟老师告诉我，民国上小学时，他的老师们就是用赣州官话给学生们讲课的。
老赣州人、厦门大学徐辉教授曾与我长时间探讨赣州官话的源流，致使我们成为忘年交。他认为，赣州话是军话的一种，是明代初期开始形成的一种首先使用于军队、再蔓延到民间的语言。
二
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赣州城人仍以操持这一流传了六百多年的语言而自豪。这种孤岛语言与城外的客家话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语言圈，也因此成为区别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主要标志。
赣州城郊区的农民经常进城卖菜、购物、走亲戚，多能说一口夹生的赣州话。郊区人说的赣州话，可以骗得其它县里人，却让城里人一句就听得出来：你是水东的或水西的或水南人或七里镇的或储潭的……始终被充满优越感的城里人视为乡巴佬。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赣州城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带是城市最繁华地段。这一带有几家小餐饮做的清汤、面条特别好吃。印象中，每家店里都是熙熙攘攘的人，跑堂的伙计吆喝声不断，在食客中穿梭不止。但也就在这生意的忙碌中，出了几件对乡下人多有不敬的玩笑事。一日，两个乡下人卖了菜或柴，得了些小钱，便选了一家小面馆，准备吃碗面或清汤，乡下人说客家话：“食一碗子清汤，食一碗子面。”跑堂的不知是想捉弄乡下人还是没听清楚乡下人的本意，把话传错了：“来，上十碗清汤，十碗面！”末了还加上一句：“乡下人不吃醋！”乡下人一听，想争一口气：“哪个讲我们乡下人不吃醋！加醋！”结果端上十碗清汤、十碗面条来。“食一碗”变成了“十碗”，令乡下人气得开苦，却又无可奈何。只得端起面条吃，一吃却发现面条馊了，乡下人这才发怒：“面条怎么是馊的？”跑堂的一脸鬼笑地狡辩道：“不是馊了，是放了醋！讲了你们乡下人不吃醋，你偏要加醋。”把乡下人作弄得哭笑不得。
城信街，十多年前才刚刚消失的一条历史古街。依着古城墙内侧，无数跑码头的人家在此搭建棚寮而形成的陋街，里面住的多是些生活在底层的赣州人，良莠不齐，老实巴交的苦力或无所事事的小年轻，一应俱全。小年轻们年少不懂事，也干了些令乡下人不爽的调皮事。那时，郊区盛产打籽瓜，打籽瓜本身不值钱，一分钱一斤，瓜农们甚至送给城里人吃，只想收回些瓜籽。一天，一位挑着打籽瓜进城的乡下人过浮桥时，正在河里游水的小年轻们突然窜了上来，将箩筐里的打籽瓜一人抱一个，跳进河里，边游边吃，让卖瓜的乡下人心疼得很，我的瓜籽呵。当然，也偶尔会出一两件恶作剧的事，比如乡里的柴农担着一担硕大的柴草进城去卖，却被小年轻引进窄小的柴巷，途中划根火柴点燃柴草，让乡下人既受惊吓，还白白损失掉一担柴草。
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城乡之间，城里的居民和乡下人之间有着一种非常朴素的良性循环的生存关系。“文革”开始后，城里人不再被允许养猪，许多城里人会把洗米水和摘下的老菜帮及剩饭剩菜贮在缸里，送给乡下人取回去养猪。乡下人也每每送几把青菜做为回报。城里人家家有粪坑，粪尿积累起来固定卖给某位乡下人家。有时，乡下妇女也会进城来，走街串巷地收粪尿。乡下人将收得的粪尿挑回家与草木灰混合，沤泡成有机肥，浇洒在菜地、田里，又将收获的瓜果蔬菜与谷豆卖给城里人。那是一种时常令人产生美好回忆的自然有序的生态情景。今天的城里人，家家用马桶，貌视卫生，然而马桶输出的粪尿进入河流，又被水厂抽取，经过过滤或添加药物处理后，又通过管道送回到各家各户。此乃恶性循环也。
如今的乡人们没有了有机粪尿，便全部改用化肥、农药。化肥催出来的瓜果全然没了原有的清香滋味，土地还被农药中大量的重金属毒化了，就连种红薯也得先在土地洒上一层农药才不至于被虫蛀了。
当然，当年进城上门收尿，吆喝着“克（可）有尿卖”的乡下妇女，却也经常被一些城里人戏弄，或者有一群无知的孩子们在身后追逐着，仿学着乡下女人的话，取笑之：“克（可）要挨（客家话“我”）；要么是被一些贪小便宜的城里人在暗处用掺了水的尿卖给乡下人，待乡下人走近光亮处，见尿水稀薄，才知道上当。
如此种种，受了捉弄的郊区的乡下人，因此有些“憎恨”起操赣州官话的城里人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乡下人以阿Ｑ精神奋起反击，给赣州城人取了一个外号——“西瓜皮”，图了个心理发泄。“西瓜皮”，也即滑头的意思。本来，这个绰号也不过个别乡下人说说而已，偏偏一些城里人自己不争气，不断用自己不够操守的行为去佐证之，结果导致“西瓜皮”一说愈加真切，以致从郊区范围渐渐蔓延到整个赣南各县邑去了。本世纪初年，我在南康一个乡镇扶贫，乡书记告诉我一件关于赣州“西瓜皮”的故事。说有一回城里来了几个干部，被乡里招待得甚是爽快，酒足饭饱之余，随口就说：你们够朋友，下次到赣州城里尽管来找我玩！可当乡里人当真来到城里，电话打给他，此人却推说自己在广州出差，结果却又在南门口碰巧被撞了个正着，乡里人生气得很——这个“西瓜皮”！
三
乡下人为赣州城人创造绰号，城里人也创造自己的方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及其以前，赣州城人家家都养一头猪，过年时可以宰杀得做些大菜和香肠、腊肉。喂猪用的是长形木槽，城里人将剩下的饭菜，或是煮的青菜稀饭，有时也将自家做的米酒吃剩的酒糟喂，倾入食槽中喂给猪吃。猪将下巴靠在木槽上，前后、左右来回地移动着，稀里哗啦一口气吃个完。日日如此，木槽将猪的下巴折腾得够呛，致使里面的肉乱七八糟，横竖不顺，这些槽头肉一旦用刀切起来，便左也不顺右也不顺。于是，哪位乡党便以此来比喻社会上一些不太灵光的人，男人谓之“槽头”，女人谓之“槽婆”，意思是象槽头肉那样，不顺溜，不灵泛，傻、笨。
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人将“槽头”又解成“潮头”，遂衍生出骂人话“这个人背上嗒嗒润”，意思是说这人的背上湿的，是一个“潮头”。
赣州人善于创造或移植方言。“槽头”、“槽婆”、“槽槽耷耷”、“槽槽气气”就是赣州人自创的。还有，比如某人自显能耐，往往被喻为“作噱子”。这个词汇或许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从南昌泊来的，当时江西省政府的许多机构都移驻在赣州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就是那个时候随父母从南昌来到赣州的），南昌人特别喜欢讲“作噱头”这句话，赣州人或许做了些改造，遂成了“作噱子”。“作噱子”其实就是赣州话中的“好逮啷”或“蛮逮啷”的意思。“好逮啷”是典型的赣州方言，一个人特别高兴时表现得异常得意，往往被揶为“好逮啷”。
1101年，苏东坡从海南儋州北归，路过虔州时，住在父亲的老朋友、水南钟棐、钟槩的子侄家，期间苏东坡发明或发现了“炒东坡”这一名菜。“炒东坡”即酸菜炒大肠，脆嫩，保留着隐隐的一点猪屎味，风行九百多年至今。可是，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赣州人一边欢啖着炒东坡的美妙，一边却也将“大肠”一词用来比喻一些不喜欢的人，往往把一个讨厌的人说成是：“这个人大肠头一样！”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词很风行，即对很崇拜的人或事会说：“盖掉了”或“盖了帽”、“盖帽了”，中国女排五连贯冠军，赣州人夸赞了她们不少次的“盖掉了”。
四
早些年，大公路东段开了一家餐馆，钟老板让老同事、摄影家刘念海找到我，请我为他们的餐馆取个名。我脱口而出：“不用取，老祖宗已经为你们取好了名字，当年这里就叫‘卖菜坡’！”餐饮一旦融入赣州文化，便陡然增了些韵味，让食客们吃起饭来也多了些亲切。去年，花园塘也新开了一家餐饮，意欲用赣州话做文化主题。搞设计的朋友问我赣州话中最有正向意义的一个流行词是什么，我说是“作兴”一词。赣州城人关注、重视、肯定、抬举一个人往往喜欢沿用古语“作兴”之词，如对心爱女子则多说成：“我好作兴你！”
“作兴”一词最晚出现在明代，但并不最先出现在赣州城，全国各地均在使用之。王阳明南赣平乱期间，驻扎在赣州城内，写了百余篇奏疏或命令或书信或诗赋，里面有数次用了“作兴”一语，比如王阳明在刚刚来到赣州城的当月的《剿捕漳寇方略牌》中，王阳明暗暗调动军队再征漳南，却明里说成是准备退军：“……阳若犒劳给赏，为散军之状；实则感激众心，作兴士气……”，其它文章中还有“诚以天下风俗之所关，而将以作兴其笃厚忠贞之气也”的语句。王阳明文章中所用的“作兴”一词是鼓舞、激励之意，而不是今天赣州话里的喜欢之意。亦即把“作兴”理解成“喜欢”，还是浅薄了一些。诚然，这也符合赣州文化的历史演变特点，在民间雅的东西往往被淡化掉，俗的东西却被咀嚼不止，如章贡台、白鹊楼、挹秀楼、天一阁等风雅之物被时光淹没了，而“三山五岭八景台，十个铜钱买得来，还要添一个”这类民间俚语则被一代代坊里人传了下来。
赣州话里面最著名的当数“来去回”这个词汇了。这是由三个动词组成，表达同一个意思的词。来，邀同伴；去，去哪里？——回家！一气呵成，简捷明了。
五
赣州西河大桥那头的水西圩的人，一直很有些自豪。曾经认识一个水西圩出身的企业家谢老板，他告诉我，老古人讲他们那块的人讲的赣州话比城里更标准。赣州府志记载，明代最初入城进入卫所当兵的这批人，大部队最先驻扎在西津门外，他们与附近的客家女子成家，家大多就安在对岸的水西圩，世代传衍下来，语言的原味改变得也就相对较少。他们叫姐姐仍叫“蔗蔗”，叫女孩仍叫“女娃子”，叫男孩仍叫“男娃子”……
水西一带，山岗颇多，过去是乱坟岗，城里一般人家死了人多埋在那里。若有那家小孩不幸夭折或溺死，多用薄薄的烧火用的木板钉个简易的棺材，或是干脆用畚箕把这小孩挎了，埋在那边某处山岗，因此城里人骂不听话的小孩叫“你这个畚箕挎的”、“你这个火板子”。与骂老人为“老不死的”一般恶毒。所以，老赣州人不喜欢在城的西边居住，认为那里鬼魂太多，不祥。其实，西方是极乐世界，唐僧还往西方取经去哩。赣州城除了南门口以内，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南门口以外便属城外，处处都可能是坟地。
当然，最会骂人，或者说最会说话的不是水西人，而是南门外的营角上人。赣州城在民国时有“营角上的嘴”一说，说的就是那里的女人会说话、能吵架，以致城里人与他人发生口角时，往往会往营角上找一个能说会道的亲戚来帮忙吵架。到了后来，营角上人的嘴巴厉害得出了名，以致城里人娶媳妇时，家婆往往会说：“不能娶营角上的女娃子作媳妇！”
城东建春门，因为毗邻浮桥，出了最多笑话与故事。“西瓜皮”一说主要就是城墙脚下诚信街人造就的。“嗲蒲包”，赣州旧城俚语。爽约之意，又曰“放鸽子”。 “嗲蒲包”，竟然也源于诚信街。前几年，与理工大学教授张老师聊闲时，他突然说到：“我告诉你一个诚信街产生的俗语！”当晚，我用半白半文的形式记载了下来——
嗲，提、拎之意；蒲，草木植物；蒲包，蒲叶织成，束之以口，可以盛米；嗲蒲包，乃拎着蒲中米，行走江湖之人。诚信街，地处城墙根，面对太平街。涌金门至百胜门，逶迤一带，寮棚陋屋，贫民聚居，杂姓人家，流俗泛滥。赣州古城，三江环抱，码头林立，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此等盛景，起自宋嘉祐，衍至民国初。一城繁荣，诚信街人最为欣欣然。以毗邻贡江之便，谋码头生意之利，或为帮办穿梭于买卖之间，或为走卒行走于江湖之远，其中以脚力谋生者，是为脚夫。行者有道，脚夫有方。每每择定商货，固定路线，送货不止，日复一日，经年不止。苦力赚钱，当勤当俭。山遥路远，择途中人家，既固定搭火，也顺带歇脚。掷蒲包于主家饭甑下，谈笑间主家饭熟，蒲包饭亦熟。天长日久，熟络有加，彼此挂念。主家最是善良，不到时辰，不见嗲蒲包者，绝不起火。一日，午时已过。邻居疑问：何故不起火？答曰：嗲蒲包者未来。又过一时辰，邻居又来搭讪：嗲蒲包者还未来？主家茫然，眺望远方，自言自语：这个嗲蒲包的呵，这个嗲蒲包的呵！其实，脚夫临时有变，致主家急矣。随后，“嗲蒲包”一说，衍成不守信用、放鸽子之贬语。
大约十年前，与作家邓左民聚谈时，说及赣州话的内涵，左民兄认为赣州话一定有本意，不能只是音译，要努力实现意译。当时，他说到，赣州人遇上一桩可以合伙做的生意，玩得好的朋友会一起“揆挎子”，“揆”，即对折的意思，意思是共同把这件事做成，平均分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兴起之时，赣州先是成为日本三用机的最大的走私市场之一，后是成为全国最大的走私轿车通道之节点，赣州最先发财的一批人就是三三俩俩合伙去做这生意，共同“揆挎子”的。
六
赣州城水东，赣江上游的李老山是一个与赣州话有渊源的村落。
李老山村，紧邻赣江，遥对白塔，距赣州城十里许，赣储公路穿村而过。李老山村，风景秀丽怡人。这里与虎岗中华儿童新村、和谐钟塔毗邻，从那里逶迤而来的古榕一直往李老山村再往储潭蔓延而去。阳光下，江水清绿如蓝，江水波光闪烁，江对岸屹立着明代建成的玉虹塔，守护着两岸百姓和往来船只的安宁。
这里生长着的李氏族人，是一千年前著名的白鹿先生李渤任虔州剌史时留下的一支，李渤任虔州剌史时为郁孤台题下的对联“郁结千古事，孤悬天地心”，至今仍高悬在郁孤台上。李老山人是北宋进士李潜的直系后代，李潜及其子侄十一人中进士。李潜之子李格便是李老山的开基祖，时至今日，说起李家祖先的辉煌历史，李老山人无不自豪而骄傲。
李老山村分上坪、下坪，一概姓李，只是上坪人全部说水东客家话，下坪人全部说赣州城“官话”。村中有一口巨大的风水塘，积蓄着李氏族人满满的情怀，池塘一侧有两棵巨大的古榕，每当夏夜来临，上坪、下坪的李氏族人从一条曲道的两边屋群里走了出来、聚了过来，在榕风水韵中醉入风景中。这条曲道恰好将上坪与下坪分开，也将一家人的两种语言划分得泾渭分明。传说，是明代初期下坪李家有人娶了城里说官话的大户人家的女儿，结果把一房人影响得全说官话了，以致成为一道看不见、听得见的独特的文化风景。其实，在城市周边的赣县、南康，这种既讲官话亦讲客家话的村落还有好几个。
李老山还有一则传说。明朝正德年间，姚玺任赣州卫指挥使（即总兵）时，水东长岗岭有一个叫李老三的人武功极好，时常与官府作对，甚至将姚总兵赠于夜光山的乳母家中的夜明珠偷了去，姚总兵派官兵追杀李老三，他却一个猛子扎入荷包塘中，一会儿人已到了城外的贡江上了。因为这李老三是虎岗长岗岭人，由人及地，赣州城人从此称长岗岭为“李老三”。解放后地名重新审定时，又将“李老三”改名为李老山。
七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从南康潭口随父亲进城，一口的乡下话，被城里的同学笑了数年。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不小心折了一下小手指，我疼得厉害，同学问我怎么了，我说“手指眉折了一下”，同学们为此笑得不行。标准的赣州话是“手指尾揆了一下”。十年前，我在赣州电视台参加拍摄“文化访谈”节目，讲述赣州历史故事时，自己也感到好笑，当年说不好赣州话的乡下人，竟然被请在电视台用赣州话做节目。
赣州话好听，软软的，有如山泉清流；柔柔的，宛若行云流水。既有着接近桂柳的山风清气，又有着类似吴越的水乡柔曼。我的妻子从小生活在城里，说得一口流利好听的赣州话，且从她的婆婆（外婆）那里又学得不少充满民间智慧的坊间俚语，让我对赣州话的丰富内涵有了更多的理解。比如，她长得清丽，婆婆夸奖她“滴滴息息”；她折衣服折得特别整齐，婆婆表扬她做事做得“掖掖贴贴”；她从小喜欢跳芭蕾舞，遇上家里来客人总喜欢主动跳上一段，此时婆婆便总会笑她：“这个女娃子，倚风作邪。”我读大学期间，把从学校借来的外国名著一本本转借给她读，她如饥似渴阅读，婆婆则批评她不读课本光看小说：“尽看些鬼搭子书……”一生贤惠的婆婆共生了九个子女，带大了六个，个个大学毕业，有的成长为将军，有的成长为正教授，有的成长为总工程师。妻子的身上遗传了婆婆的诸多智慧与善良，而我的许多对赣州俚语的理解也是从她这里学来的。也就在我写这篇随笔时，在我们对往事遐想的同时，每每对赣州话的精辟内涵感慨不已。显然，她对赣州话的理解有着比我更为生活化的现场感，比如，“排尾子”这个词的运用，她就理解得非常生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除东园古井、八角井、东门井、三潮井、丹桂井等几口大井附近的居民用水可以从井中汲取外，其它居民都得到公家安置的某个供水点去排队买水。大公路军分区一带的居民在忠节营的口子里的一个转弯处的供水点买水。放水的是一个孤老婆子，人称“婶婶”。每天三餐饭前后才是放水时间。因此，总有人提前来排队买水，而提前的人太多了，则必须排位子。赣州人通常不叫排位子，叫“排尾子”，即每一个新来的人跟在队伍的尾巴后面排队。“排尾子”是可以不用人去排队的，将一担空桶跟在队伍的尾巴即可，人可以在附近聚聊或闲坐。而婶婶来了开始放水时，分散在附近的人便马上聚拢了过来，各就各位，此时便是“等位子”了，意思是稍加等候便可放得到水了。
八
当然，赣州话的一些方言俗语还是有些难度的。不过，赣州话的趣味也正在于此。赣州人经常用这句话来考察对方是否真的懂赣州话，“灶前的角落头有一个恰拉”，很多人不懂“恰拉”是什么意思，而被问倒。“恰拉”，即蜘蛛也，“恰拉”形容蜘蛛立起来张网的姿态与动作，十分形象。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赣南科技城当招商办主任，接待过一位福州客商，当时我们就以此话来捉弄了他一回。此君喜欢歌舞，当时赣州城最流行之处是“东方之珠”歌舞厅。他问我们赣州哪家歌舞厅好时，我们将“之珠”谐音“蜘蛛”，告诉他是“东方恰拉”。结果他在城里连问了好多人“东方恰拉”在哪里，谁也不知他在说什么。
用普通话转化成赣州话，叫普通话式的赣州话，毫无韵味。用赣州话讲普通话，则被叫做“赣普话”，有着顽强的赣州话的底韵在其中。操持“赣普话”的人，一下就被人听出是老赣州人。赣州话或赣普话，毫无隐私性。操持这种语言的人，无论你走到天南海北，都会暴露你是赣州人的身份，也让人基本听得懂你在说什么，除非你尽说俚语。但赣州话俚语的词汇毕竟有限，况且也不是时时处处都运用得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和妻子在上海南京路的第一百货购物，正当我们用赣州话交流时，服务员一脸惊喜地问我们：“你们是赣州人？！”我们问她：“你怎么晓得我们是赣州人？”她兴奋地说：“你们说的话，我一听就知道是赣州人说的啦。当年我在江西的寻乌下放，那里也有你们赣州下放来的知青，他们说的话，就和你们现在说的一样的啦！”又一次，我在北京出差，与同事行走在一条林荫道下，也是被一位下放在赣南的北京回城知青认了出来，路边上拦着我说了好长一段时间的话。
九
赣州话好懂，但真正懂赣州话讲赣州话的人，必须是能经常运用俚语俗语的人，而不是简单的将普通话转化成赣州话。俚语、俗语，才是一种地方语言的灵魂与精粹。比如赣州话中最经典的克是（可的意思）、一毛毛子（一点点的意思）、作兴、坞（第四声）独子（指的是地势：周围高而中央凹的地方，就是小坑，独 可理解为小孩子挖了一个小坑，即坞独子。六七十年代的孩子，经常会邀到几个小伙伴挖几个坞独子去弹珠子或者是弹象棋和小石头玩）、倚风作邪，以及作噱子（摆谱、摆架子的意思）、排尾子、振口叭喇噼、跌罗（落）、绌皮弄拐、死吃烂撑、嚼蛆、打呱、呱掰、操天、恶绌、簸碎、打驳、雕骚、索拉西、拱屎操尿、死咸烂拐、好崭、漾骚、、冰冷寡淡、龙龙太太、兴头络出，瘪瘪软、墨墨乌、邋污邋秽、潇潇摔摔、褴褴褛褛、依依蛇蛇、奢奢搭搭、掖掖贴贴、磨磨蹭蹭、哆哆滴滴、拗拗撬撬……，不管是雅的还是俗的，不客是泊来的还是土生的，不管是原版的还是自创的，都是赣州城所独有的，是赣州语言文化的精粹之所在。
其中，赣州话中的叠词最为丰富有趣。墨墨乌、答答润、砍砍动、嘎嘎无、梆梆硬、品品动、几几湿、哆哆滴、踏踏溜、夸夸燥、波波跌、瘪瘪软、翻翻起、刮刮涞、妞妞槽、嘎嘎蒙、乓乓晕、嘎嘎木、纠纠韧、蜜蜜甜、羞羞红、刮刮白、闪闪亮、鲜鲜红、拐拐青、骚骚动、嗡嗡响、冰冰冷、修修长、夺夺重、火火滚、飘飘轻、雪雪白、拱拱动、扭扭槽、落落脱、发发亮、哒哒楼、拱拱动、喷喷香、喷喷臭、粑粑依、鼻鼻啷、空空黄、嗖嗖响、急急跳、呼呼叫、蒙蒙亮、摔摔动、泡泡溅、蹦嘣跳、缩缩冷、溜溜长、咕咕响、嗦嗦响、呱呱叫、哆哆滴滴、诶诶者者、无无嘎嘎、奢奢搭搭、懵懵懂懂、咩咩索索、槽槽耷耷、槽槽气气、东东答答、潇潇摔摔、嗲嗲滴滴、结结赖赖、帮帮扯扯、尴尴介介、卵卵弹弹、叮叮吊吊、郎郎当当、憨憨嗖嗖、鼻鼻蛇蛇、拗拗撬撬、拗拗跛跛、恶恶拙拙、唠唠叨叨、依依蛇蛇、木木独独、悉悉索索、磨磨蹭蹭、邋污邋秽……这些赣州叠词因为语气重复，而最显语言特色。
这些充满生活情趣的赣州官话，是生活中的润滑剂，在语言运用中显现出巨大的亲和力。
十
在这之前，赣州城的民间语言完全呈现口语传承状态。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老赣州市副市长华林先生，老同事陈祥堂（阿堂）与我在天竺寺的一次聚聊中谈及，若能把赣州口头文化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文字化、散文化，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受此鼓舞，我开始了《赣州三十六条街七十二条巷》的创作。赣州晚报为我开辟专栏，将这一百零八个故事全部连载完。在这个基础上，我又把存在于民间的其它口头地名文化，如“三山五岭八景台，十个铜钱买得来”、赣州八景之“二水环流三台鼎峙雁塔文峰天竺晴岚马祖禅影宝盖朝云玉岩晓月储潭晓镜”、“夜光山二码头三潮井慈牯岭五道庙六合铺七姑庙八角井九曲巷世臣坊”、“大码头的水二城门的风营角上的嘴大庙里的神光孝寺的钟中节营的鬼东门井的酒中山路的烟姚衙前的赌坛子巷的嫖”等文化点，一一做了散文化阐释。
在此基础上，《赣州古城地名史话》得以成书。其中数百条《赣州俗语》最为接地气。这部分内容是出书的前一年，我与老朋友、摄影家黄建周两人去新疆旅游时在火车上收集得来的。当时那列旅游专列上尽是老赣州人，连续十二天时间天天浸染在赣州话中，每听到了一个俚语俗句，我就记下来，不懂的就马上过去询问，一路下来，记了半个笔记本，回来后做了些简单的阐述。书出来后，老领导、张秀峰部长见着我说：“文瑞呵，这本书很有价值，但是漏掉了一个最有意思的词——倚风作邪！”
市政协文史委欧阳斌眼光独到，将此书列入年度文史出版计划，由政协资助出版了《赣州古城地名史话》一书。此书上市后，很是畅销。前些日，最后几十本也被清大书店的蓝老板要去了，听说没过多久便一销而空。可见，总有一些读者与我是同道中人，对赣州城市历史的探究有着顽强的执著精神。
十一
记得我在报社工作时，曾经与同事、老朋友阿堂等讨论过赣州话的传承问题。我担忧不要五十年会淡化得没有多少人讲得出充满俚俗语汇的老赣州话了。阿堂则坚信不会，他认为一代代老赣州人一定会将老祖宗留下的语言传承下去。
时光如流，十多年过去，城市变化巨大。城市早已突破五代卢光稠扩城时的南门口界限，没有城墙包围的城池被放大了几十倍。老城中的老街老巷拆了不少，新区的高楼大院起了更多，人们越来越不互相走动，语言交流越来越少，老赣州话流传的语境是愈来愈差了。我们这一代五十岁左右的人还在说着赣州话，但已经不太地道与纯粹，至少是俚俗之语运用得不够丰富了。我们的下一代也还能勉勉强强地说些赣州话，而我们的下下代呢，则几乎不说了。
我们生活的高楼小区，多是富裕起来进到城里的各个县邑的成功人士及家眷们。高楼之下，行走其间，所闻尽是客家乡音，稀有赣州官话可听。便是昨天老朋友、把酒临风在微信上发的那篇颇有趣味的关于赣州洗澡的文章中那些地地道道的赣州话，竟然有不少人明确表示“听不懂”了。
赣州官话，是赣州老城文化的精粹，是一座城市的魂灵，是乡愁的最重要内容。郁孤台下的老建筑群拆了，姚衙前的老街巷没了，古老的语言再没了，老赣州的魂便真没了。
现如今，城里的公交车报站名时，有普通话，有客家语，唯独没有赣州官话。藐视赣州话的结果，将加速它的淡没。商业语境下，城市的历史文化也难以摆脱命运的主宰。很多时候我们很努力，饶有兴趣地书写或讲述着城市的历历与逸闻旧事，但清静下来，反响微微，让人觉得很是无奈而心灰意冷。其实，我的身边不乏同行者，我的四周始终有一个个比我更为坚定、值得我尊重的，正在为此而执著坚守、前行着的孤独者们，比如黄秋生、徐辉、欧阳斌、陈祥堂、刘念海、罗毅、何志清、朱强、蓝应山等一大批道上朋友，他们无不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这着城市。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与古城生生相息，对城池有着无以言喻的深厚情感。他们当是值得尊敬的文化守望者！
我们也当坚信，文化一旦根扎，便永不会消亡。
赣州话的故事（２）
龚文瑞
一
小城故事多。赣州城的故事似乎总也写不完。
记得几万字的《赣州话的故事》(１)写完时，用了我整整十个小时。这种超常的写作速度说明我当时的情感是不吐不快，不一口气说完想说的话不能罢笔。显然，赣州话对我的一生影响太大，赣州话令我太过亲切。只是，赣州话流失得如此快捷，令人猝不及防，当十年前我与阿堂讨论五十年后赣州话还有没有时，如今已经有专家在向我预测——不要二十年赣州话就会消失。
2017年8月15-18日。竹乡崇义，山清水秀，空气如洗。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里召开。全国各地的顶级学者云集于此，阐发对阳明先生的心学理解，叙述阳明先生在此处彼地的种种行迹与事功。赣州是阳明先生立德、立功、立言之地，自然有着最有丰富的行迹内容，而崇义乃阳明立县之地，因此崇义人似乎有着对阳明先生更为特别的敬重，不惜重金，大手笔营造阳明文化种种，阳明广场、阳明山公园、知行公园、阳明书院、阳明纪念馆、平茶寮碑纪念公园……泱泱大气，一时间风生水起，颇有打造阳明城之势。会议期间，与赣南师大及一些地方学者们多有交流，其中一个话题就是那几日传得正热的我的这篇《赣州话的故事》。14日那天，此文的阅读量达到２万，至今日正好10天，阅读量已超过４万人次（补注：两个月后，阅读量破10万）。市博物馆书记、文博专家万幼南语重心长、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如此之大的阅读量，正说明民心所指，民意所在呵，赣州话不要二十年就会断代，赣州话到了再不保护就要消亡的地步了！
我知道，读者群中有太多的老赣州人在为赣州话正处在消亡的危险境地而心痛。因为心痛，才关注关于赣州话的点滴，才使他们对《赣州话的故事》如此作兴。长达万字的文章，得花费诸君整整１个小时的时间才能阅读完呵。我心悲戚，问赣南师大来参会的一群博士们：你们师大可有搞语言研究的博士，若能参与进来开展赣州话的研究、保护便好了？博士说：有几位搞语言研究的博士，但都在搞客家方言。是呵，将巨大的精力投向一个小小的语种的研究，经费哪来，谁来组织，研究成果有什么用……谁有这份情感与兴趣，来分担老赣州人的这份忧愁？
其实，2007年前，当我创办《散文视界》，刚认识厦门大学徐辉教授时，他便提出过类似问题，问赣州有没有哪个搞语言研究的人来全面整理、研究赣州话。当时的我正沉醉于散文创作，对赣州话的理解远没有今天这般深切与忧患，便没有太过在意徐博士的建议，此事便不了了之。万万没想到，仅仅过了十年，赣州话竟然一下子沦落到了可能会从边缘化走向消亡的危险境地。
二
《赣州话的故事》（1）出来后，引发我的老同学、搞摄影艺术的罗毅，以及浙江大学几个做传媒的年轻人开始用视频记录老赣州话的故事。罗毅甚至是专程自费奔赴广西柳州，了解当地语言与赣州话的关系，并制作成视频。他们的宗旨是“保护与保存赣州话”。赣州当感谢有这样一大批搞影视的艺术工作者们，或许到了赣州话真正失传的那天，后人还只有从他们的视频中才能感受到若干年前赣州城的官话是什么韵味。
当然，今天的对老赣州话有感情的一批人是不喜欢这么悲观地看待赣州话的。这些人仍坚定地认为，保护是为了更好了宣传与传承，若仅仅是充着赣州话会消失而去做保存工作，却不去做宣传与传承工作，至少说明当下的我们是明知故犯，即眼睁睁地看着赣州话消亡而不去出手施救。
保护或保存赣州话这个话题，若放到二十年前，当绝对不是一个问题。二十年前的赣州话是主流语言，是令人心向往之的一种小而美且魅的方言。
民国时期，由于蒋经国推行赣州话，赣州话处在极盛时期。不仅是教书先生得用赣州话讲课，甚至是当时的年轻人结婚也得用赣州话背诵《新赣南家训》：“东方发白,大家起床,洗脸刷牙,打扫厅房,天天运动,身体健康,内外清洁,整齐大方……”，背不出来，是领不到结婚证的。
解放后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赣州话整体依然很强势，但开始处在外来官员与地方百姓两种语言的角力之中。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赣州城解放，大批南下干部留了下来，同时各地分配来的行政与技术干部，多分配在行署各个单位。因为主官们的原因，这些南下干部主政的各部门各单位的职员便一般操持普通话，这是赣州话的第一次受到挑战。老赣州市（现章贡区）层面则多为本土干部，职员也多为赣州城土生土长的平民人家，即使有个别寻个关系，从他地调来城里的少数职员，也会主动融入赣州话语言圈，因此老赣州市的各部门各单位普遍操持赣州话。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赣州撤地设市、老赣州市改为章贡区的初期。上世纪末，当时的老赣州市博物馆与赣州地区博物馆合并为新的赣州市博物馆，韩振飞先生为第一任馆长（2015年去世）。老韩虽是南下干部的子弟，却一口浓烈的赣州话，身边带来的二十几人也全是清一色的操持赣州话。而原地区博物馆的十多人多半说普通话，开起会来老韩他们从头到尾全是赣州话，硬生生把地区博物馆那十多人也影响得全讲赣州话了。只是后来受到市里一个分管领导的批评，才慢慢将单位里的说赣州话的习惯改成说普通话的。现如今博物馆内是少有听到说赣州话的声音了。可见，语境很重要，什么样的语境决定什么样的语言生存。事实上我们很多单位的语境都是这样改变的。单位主官的个人影响力，以及主体语境，在起决定作用，但更大的行政的力量又在影响着主官的影响力，以致主体语境随之发生改变。
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赣州城很少楼房。除了一些老干部之外，普通居民都住在平房（最多两层楼房），或杂居在解放前大户人家留下的大院里。他们操持着赣州话，过着日复一日自由自在的平民生活。这种小富即安、安贫乐道的生态状态，是当时城里生活的人的普遍心理。自己喜欢自己周边的一切，喜欢自己的城市，喜欢自己的语言，喜欢自己的生活，喜欢在浮桥上显示一下自己的跳水姿式，喜欢在东门井汲一桶水来一个直接沐浴，喜欢在东北面馆排个队吃碗飘着油花的清汤，喜欢在八境公园偷看年轻人谈恋爱……
那时的赣州城并不大。尽管1958年为修红旗大道、东河大桥，将镇南门、百胜门拆了，镇南门至百胜门一带的城墙也拆了或埋了（拆下的城墙砖做了赣州饭店、赣南宾馆、赣南剧院），但城市的拓展仍然是很是有限的，新增的建筑多分布在红旗大道至今天的文明大道之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才向文明大道以南拓展。这个三平方公里的小小城池，绕城走一圈也不过两三小时，却孕育了六七万之众的城市居民。这些操持赣州话的人，有着对语言的极为强悍的操持力、溶解力，以致每一个外来的居民，往往不过半年一载，他们从别处带来的异乡口音便被迅速消蚀、融化、转变，以致一个个簇新的讲赣州话的新赣州人在不断地诞生、成长。我的身边这种人多得不得了，比如，随父亲从河北南下而来的韩振飞，因父亲由南昌而赣州的我的中学同学罗毅及我本人，因父亲由安远而赣州的我的中学同学欧阳斌……尽管我们在赣州城不过一代两代，尽管最初的我们或我们的父辈都说着异乡口音，可一旦融入赣州这座城市，都首先被其美妙动听的语言迅速征服、倾倒，甚至是迷恋。
这种强大的语言溶解力，显然得益于城市的居民密集式居住的生态环境。1958年以前，古城墙尚在，人家被圈住在封闭的空间，彼此见面与交流成为十分轻易的事，六街八境到处是赣州话在轻舞飞扬。早晨光孝寺的钟声一响，年轻人一骨碌就起了床，推开门伸个懒腰就可以见着一院子的左邻右舍；中午端着饭可以走家串户，你家的泥鳅干炒青椒夹一筷子，他家的小炒鱼来一小块；晚上光孝寺的钟声又响，各家母亲都在叫唤着还在外面街巷里疯玩着的儿女们回家歇息，赣州官话的叫唤声此起彼伏，构成城市最曼妙的时刻……这种老街小巷、大院平房式居住，可以日夜频繁交流的生态语境，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七十年代中期，我随父亲进城后住在红旗大道南侧的农业局大院，在赣州一中阳明院旁的教室里念初二，不几个月就将一口浓烈的南康潭口话改变成了同样浓烈的赣州话、赣普话。这一改变自然而巧妙，甚至令我今天根本都回忆不起是怎样一个过程。那年秋天，刚刚进城后不久，几位同学来到我家聚玩，乘我不备，一位李姓同学悄悄打开我的抽屉，高呼起来：哇，你们可晓得，文瑞有一抽屉的陀螺！“可”，这个赣州话最经典、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一下子就让我牢牢地记住了。
三
“可”，即可是、可有的二合一。比如，你可（有）吃饭？你可（有）到？你可（是）晓得？你可（有）吃饭？……然而，这个“可”的说法，在广西柳州也有。我相信，柳州人看得此文，一定会对赣州话兴趣盎然，他们说起“可”字来，与我们的含义与读音几乎一模一样。
2008年11月初，我尚在报社工作，参加全国百名记者考察团赴广西柳州采风。柳州因唐代柳公权而得名。城市夜景很美，柳江两岸全是灯火布景，夜色矇眬，风景旖旎，船行水中央，宛若坠入仙境。采风期间，我抽空去了一趟柳州市政协，找到政协文史委的同志，开展了一次关于柳州话与赣州话的对话。接待我的是韦桂芳副主任，她当时打通了柳州市专门搞地方史研究的陈铁生先生。电话里，陈先生为我对柳州话感兴趣很有些惊奇，便在电话中问起原因，当我说赣州城人一直传说赣州官话是从柳州传来时，他与我一般兴奋起来。他说：那我就用柳州话，你用赣州话，互聊一下，可好？“可好”一语，让我一下子亲切自然起来。我们两人在电话里交谈了约十分钟，基本意思都能听得懂，有些词汇还基本一致。显然，赣、柳两城话可以实现基本交流的。只是时过境迁，我们交谈的一些具体内容我记不清楚了，但“可好”这个词却始终萦绕我脑海。当天晚上，我住在柳州市一家宾馆，正巧他们的地方报上一个栏目在刊载语言普及内容，里面第一个词就是“可”，他们也解释成是“可是”、“可有”的意思。
其实，柳州话与赣州话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一般的赣州话好懂，一般的柳州话也好懂。但赣州话中的俚语，柳州人听不懂；柳州话的俚语，赣州人也听不懂。比如，赣州人说“恰拉”，柳州人绝对不知道是说“蜘蛛”；柳州人说“内板”，赣州人绝对想不到是指“内裤”；赣州人说“吴毒子”，柳州人猜不出是指“小坑”的意思；柳州人说“嫩拐”，赣州人也猜不出是讲“钓拐”的意思。
我以为，听不懂俚语，或者说两地俚语不能互通互用，说明两者之间的语言差异还是不小的。于赣州来说，毕竟时间跨度五百年，空间跨度逾千里，就算五百年前操同一批语言的人分置柳州、赣州两地，历经如此长时间的岁月变迁，受生存环境与周边语言的影响，几十代人沿袭下来，其原始语言的成份也难以保留下太多。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一口浓烈的赣普话，大半生教书、写书，讲课无数，讲座逾百，就连平常说话也都是浓浓的赣普话，甚至时常被一些外地人认作是浙江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解呢？此刻我在想，会不会是历史上明正德年间余姚人王阳明主政南赣时期、民国三四十年代奉化人蒋经国主政赣南时期，将浙江或宁波口音带来，影响了赣州政坛，从而衍及民间，导致语言发生了一些改变，以致出现了赣州官话沾了些浙江宁波话的成份呢？
这种现象在宁都县城也有所表现。宁都县城的话与宁都乡邑的话就有些差异。民国抗日战争时期，大量的南昌人、抚州人涌入宁都县城，影响原住居民持有的客家话，从而造就了今天的宁都县城话中沾上了些许南昌口音的语言现象。至少，宁都县城受到了南昌文化的影响，比如上海人、南昌人喜欢用手提式木制马桶，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宁都县城改造抽水马桶之前，各户人家也是用这种手提式木制马桶的。
四
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肯定。一是王阳明没有把柳州话带来赣州，因为王阳明在赣州做南赣巡抚在前，在广西做巡抚在六年后，即早在王阳明来赣州之前，赣州城就已经在流行西南官话了；二是王阳明也没有把赣州话带往柳州，远在赣州话在赣州城出现之前，柳州人就早已经在操持他们自己祖宗留下的西南官话了。当然，今天的西南官话又掺杂了许多我们江西土话，明清时期的“湖广（今湖南）填四川，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运动中，江西人（主要是赣南客家人）不仅填湖广，也填往四川及其它西南省份去了，比如西南官话中，把“解小手”叫“窝尿”，“大手”叫“窝屎”……语言的此起彼伏，相互交融，构成了语言的繁复与趣味。
至于王阳明究竟与赣州话有没有关系，缺乏正宗的史料，只有代代相传的民间传说。如同赣州小炒鱼是王阳明发明的一般，同样找不到史料佐证。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在编辑《王阳明年谱》时，把一切与王阳明成圣之学的无关或有损的事项尽皆削弃，而王阳明晚年及死后好多年一直不受嘉靖皇帝待见，除了黄弘纲、邹守益、欧阳德、钱德洪等少数坚定的弟子外，大部分门人弟子还是谨小慎微的，更不用说那些官场中人了。这种情形，自然造成了当时的官府及民间文字中对王阳明的记载的相对受限。试想，王阳明的著或说，如山似海，重要语录与重大事项尚且不能及时、如实地全面记载，小炒鱼、赣州话这类民间、地方的小事项，又怎么轮得上被正史与方志记载呢？于是，只能是在民间坊里的百姓嘴巴里流传了。
王阳明是大儒家，是与孔子、孟子、朱子并列的四大圣人之一。王阳明的事功在当时来说何等了得，王阳明的心学理念在今天来说也仍然是哲学精髓。王阳明在南赣平定横水、桶冈之贼乱后，南康人率先为王阳明建阳明公生祠，做了吏部侍郎的刘节更是推波助澜，专门为阳明公生祠撰写文章，导致各府各县纷纷为王阳明在府学、县学内辟建生祠。这件事，在当时是被王阳明本人默许的，其目的与平乱后立碑是一致的——不在美事，而在示威。王阳明同意百姓与地方为自己建生祠，目的不在于官民如何敬重自己，而在于让官兵通过敬重自己而敬重官府、朝廷的权威。当然，今天的我们研究与学习王阳明，更多的着眼点当在其“致良知”学说的学习与践行上，而不应在王阳明本人的具体行状上，更不能够假借研究与学习王阳明之名义，行谋取利益、有失良知之事。一切有违良知的事，都是对王阳明及其良知学的亵渎。
岁月如歌。时光走过五百年，即使传说也成为了一种文化沉淀。至少说明王阳明与赣州城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这些丝丝缕缕的关系被民间广泛演绎，便成为了今天的传说。显然，透过传说我们可以理解到一个地邑的百姓对一位大贤大德的崇拜。做为在赣州建立过诸多事功的王阳明，在赣州有着神话般的传说种种，尽管有的显得虚幻，却也正说明民间文化的力量之强盛。去伪存真，再玄乎的传说也还是有一定的文化参考价值的。
五
写到小炒鱼，忽然想起一句形容赣州菜的老赣州话：“麻麻搭搭，糊糊圪圪，咸咸辣辣。”赣州话的妙处就在于它的形象与传神——配起菜来“麻麻搭搭”，端上菜来一看“糊糊圪圪”，吃起来则“咸咸辣辣”。赣州小炒鱼选材讲究，清爽有型，味道鲜美，或许还真是爱挑剔的浙江人王阳明发明的呢，至少它不具备上面所描述的赣州传统菜的三大特点。
这类富有生活意味的赣州话俯拾皆是，比如：“老朋老友，瓜子拌酒”、“要得会，天天累；要得精，人前听”、“缸口封得住，人口封不住”、“臭鱼烂虾，害命冤家”、“远走不如近爬，钓拐子不如钓癞蛤蟆”、“刁人仗嘴，恶人跑腿”、“公婆是公婆，床头打架床尾和”、“只有买的吃亏，没有卖的亏本”、“人情大似债，头顶锅头街上卖”……
与柳州话中的俚语有些不同，赣州话中的经典话不仅仅是一些骂人话，比如槽头、槽婆、槽气、伙板子、畚箕挎、邋秽鬼、卖板的、色狗之类，赣州话中的经典话还有许多可以登大雅之堂的词汇。其中，最具特点的词汇是“来去回”，这是唯一上了《中国词语大辞典》的赣州话，此外，还有“可”、“作兴”、“一毛毛子”、“墨墨乌”、“倚风作邪”，等等。记得在三十九年前，我刚刚进入赣南师专读书时，英语老师在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用夹生的赣州话问我们，赣州话的“一毛毛子”、“墨墨乌”是什么意思，那涩涩的口气，让一教室的同学笑了起来。那场景至今想起仍栩栩如生，宛若昨天。
赣州话的有些话还真是会闹笑话的，比如，赣州话中的“吃药”与“吃肉”就分不清彼此，“你把那个药包子拿过来”，很容易让人理解为“你把哪个肉包子拿过来”。这种语言笑话在客家话中也不少，比如客家话就分清“上船”与“上床”。
语言的形象性是赣州话的一大特色。说白的东西，比喻成雪一样“雪雪白”；说亮的东西，比喻成晶体一般“晶晶亮”；说黄的东西，比喻成没有身体被掏空、没有血色的人一样“空空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随赣南科技城李主任去厦门参加两岸经贸会，路上我坐在车后座的中间位置，冷气冷得很，我怀中抱着个靠垫取暖，同车的同事是个赣州人，他问我：怎么啦？我说：“胸膜前好冷！”北方血统的李主任听不懂，待我解释给他听后，他笑了起来，说“胸膜前”这词很形象。
赣州话的民间童谣最为丰富且有创造性。比如，《麻雕子》：“麻雕子，飞过河，滴滴嗒嗒讨老婆。有钱讨个黄花女，没有钱讨个癞瘌婆。”《缺牙耙》：“缺牙耙，耙猪屎，一耙耙到一个金戒指，打开一看一包屎。”《墨墨乌》：“墨墨乌，上于都，于都有一个老虎，咬掉了你的屁股。”《气东》：“气东气东（形容鼓乐的声响）婆婆，婆婆要我的陀螺。气东气东公公，公公要我的拐棍。”《赣江水》：“赣江的水浪涛涛，老婆子老头拐在练操，老婆子掏出小腰刀，割掉了老头拐的小雕雕。”《肥牯子》：“肥牯子肥，挑大肥，挑到城门口，遇到一条蛇，吓得肥牯子打倒回。”《高牯子》：“高牯子高，吃发糕，矮牯子矮，吃牛奶。”《高老师》：“高老师好高老师高，高老师教我们做早操，一不伸手二不弯腰，气得高老师发高烧。十月一日就要开刀，你说糟糕不糟糕？”这些早期的民间童谣，押韵、顺口，风趣，意义浅显，只为逗乐。
《董存瑞》：“董存瑞，十八岁，参加了革命游击队，炸碉堡，牺牲了，为革命，立功劳。”这个时候的赣州童谣开始有了些许教育意味。
《别生气》：“小姐小姐别生气，我带你去看戏。什么戏？游戏。什么游？酱油。什么酱？豆浆。什么豆？豌豆。什么豌（湾）？台湾。什么台？抬得你去进棺材。”这则童谣诙谐、幽默，令人捧腹大笑中，巧妙地与政治结合。
这种少儿游戏与政治挂钩的民间歌谣，创造并流行于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比如，用在游戏中的《咕碌咕碌锤》：“乒乒乓乓，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咕碌咕碌锤！大板锤，解放台湾，看谁胜利！”又比如，《下雨下雨》：“下雨下雨，打倒地主。抗美援朝，打倒官僚。保家卫国，打倒美国。美国转个弯，打倒台湾。台湾是个岛，打倒日本佬。日本佬好坏，打倒蒋介石。蒋介石是个卖国贼。”
善于创造，是语言强盛时期的重要体现。可惜，当下的赣州话不仅没有了创造性，甚至是传承也出现了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感到危机的疼痛之所在。
六
赣州话从盛行到逐渐边缘化再到今天的危险境地，其嬗变是有社会背景的。
大的社会背景是全国性的。自明代以来，中原盛行以南京话为基础的官话；清代以后，中国盛行以满州话为基础的官话；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盛行以北京话为全国通用普通话。全面推行普通话的结果，使得赣州话也有了普通话的韵味，即赣州话有向普通话过渡的痕迹，因此也就产生了解放后才有的“赣普话”一说。
时代嬗变的结果，特别是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后，中国迅速融入全球化。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所有事项都以开放的姿态，进入互融互通共享共生的崭新时期。赣州话同样不能回避这一时代进步引发的必然改变。深圳是最好的案例，改革开放以前，深圳只是一个小小的渔村，村民们守着渔区、山地，年复一年地过着简朴如斯的生活，操着世代不改的乡音。忽然，深圳成了中国改革的最前沿，短短三十几年，全国各地数以千万的人从四面八方、操着各式语言涌入这座新兴的城市，原有的小语言顿然被淹没其中，宛若沧海一粟。深圳俨然是一个移民城市，原有的一切文化都淡化得不能再淡化。深圳的嬗变，或许是赣州话呈现渐衰态势的一个例证吧。
小的社会背景则是区域性的，赣州本土的社会嬗变对赣州话同样有着直接的影响——
上世纪八十年代及其之前，赣州话处在传承与创造的巅峰期。很长一个时期，赣州城作为中心城区，一直引领赣南十八县区，有着极大的区域魅力。而居住在老城的居民也因此有着相对吸引人的社会地位。那时，县里人进赣州城，好比各省的人进北京或去上海，很有些顶礼膜拜的感觉。那时，县里人跟着城里的亲戚朋友说会几句赣州话，回到县里是极其值得炫耀的事。
1994年，赣州城办了一件大事。首届（也是唯一一届）宋城文化节在赣州城召开，赣州城从默默无闻一下子成为“江南宋城”而被世人所知。“赣州”的“赣”，在之前很多的外地人是读不出来的；“赣”字的由来，在之前也是很多外地人甚至是本地人所不知的。很多人简单地认为，章江合并贡江而成赣江，哪么“章+贡”＝“章贡”，并不等于“赣”。“赣”字右上面那个“文”字哪来的呢？南宋绍兴二十三年之前，吾城为虔城，吾州为虔州，“虔”字缘于城东那条从虔化县（宁都县）流下来的虔化水。因兵乱、民乱频繁，特别是南宋初年隆祐太后率皇宫逃难在虔州，卫兵用砂钱购物引发城里商人动乱，致使宋高宗对虔州大为光火，至绍兴二十三年遂取同城开衙的章贡县（今赣县）之“章贡”字，保留原来“虔”州中“虔”之“文”字，（意在去掉带有凶意的虎字头），遂成“赣”州。
名字的文化源头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却耽误了——忘记了重视赣州话！当然，谁也没有想到，当年火热的赣州城，时刻涌动在民间坊里人家的赣州城官话会如此快地走向衰弱？！如同明代最为兴盛的万历年的皇帝、官员、百姓们，谁也不会想到仅仅五十年后，他们的朝代都完结了。
当时的老赣州只在意“江南宋城”概念的推出，而缺乏大文化概念推出后的从语言到民风民俗、地方戏剧、餐饮小吃、手工艺业、古旧建筑、老街老巷的保护等等全方位的体系性文化保护与振兴。现如今，街衢焕然一新，高楼林立，马路敞亮，但曾经风行一时的南北词、京剧、祁剧、东河戏一一没了，三十六条街七十二条巷残缺不全了，三山五岭平了，八景台不全了，十个铜钱连名都没剩几个了，郁孤台居民聚居群没了，骑楼残败了（当然，也复建了军门楼、四贤坊、宋城墙等不少大体量供旅游观光的建筑），池塘、古井填埋了，以往过年家家户户炒烫皮、花生、瓜子，烧鱼饼、肉圆、油果子，做芋头圆子、珊瑚条、状元红，腌腊肉、香肠、猪肝，酿米酒，制豆腐的生活情景也没有了……商品时代，一切都可以产业化、集群式生产与消费，散落于民间坊里的有着鲜明地方元素的诸多的有形与无形的物质，就这样离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年的宋城文化节很是有些令人遗憾。一切热闹似乎只停留在了那一天。当时，主会场上有一棵古榕档道，被活生生砍了，据说树根流出的水流了整整一天，浸润了一大片场地。随后，赣州城整了一条有头有脸的灶儿巷，重修了八境台、郁孤台、古城墙，好好歹歹争得了一个“江南宋城”之誉。但，怎么会偏偏忘记了对城市母语——赣州官话的关爱呢？失了宋城文化节那次机会，可以说是失了一次拯救赣州话的大好机会。赣州话若想不至于沦为今日之衰微，当从那时开始重视。这是令人想起就心疼的一大痛点。
没过几年，呼啸而来的火车从京九铁路一路驶来。赣州城乃至大赣州迎来了大开放、大发展。赣州城的语言开始面临愈来愈多的本城人的外出谋业，以及愈来愈多的外来人的涌入定居，从而导致的必然的稀释与淡化。
与宋城文化节相比，2004年11月在赣州召开的世客会，就是一次很成功的文化节庆。客家概念从此兴起，赣州“客家摇篮”的地位得以确立，客家文化的研究与传播从此风生水起。电视、报纸、电台为客家文化开辟专栏，客家话成了公交车至今仍在播报站名的必备语言。现如今，五六十万人口的赣州城，本就小众的赣州官话被稀释得一塌糊涂。亦即普通话之外，客家话渐成民间主流。
事实上，是老城生态环境的改变，直接导致了操持赣州话的人群的分崩离析。老城本来就小，五代时期囿缩于一平方公里范围内，五代后也不过区区三平方公里，改革开放前也不过六七万众的居民而已，充其量也只有姚衙前、郁孤台、盐官巷、灶儿巷、南市街这么几个老居民区也。1958年，城市第一次开放式建设，将南边一面的城墙彻底敞开；八十年代，从小南门至下濠塘一带的护城河全面填埋而崛起了幢幢高楼；九十年代，半边南市街被破开成了海会路；再之后是迁移了整个郁孤台区域的居民……，老赣州城的居民们陆续离开密集的居住区，一个个说赣州话的人搬到这个高楼那个单元。而高楼里的人家老死不相往来，三年五载连邻居也认不全。那些说了一辈子赣州话的人，只能是将伴随了一生的赣州话生生地咽埋在了肚子里。
其实，这种现象与所有的城市几乎是一致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都市。二十年前，上海人多少有些排外，不太看得起外乡人，公交车上总听得到个别上海人在责骂外地旅游的人：“挤什么挤，不在家好好呆着，跑来上海干什么啦？”现在的情形完全改变了，全国乃至世界的精英们涌入上海，他们与上海本帮人一起把大上海建设成了繁华的世界级都市，上海人从意识深处对这些住在漂亮小区、开着好车、坐在高档写字楼办公的“外乡人”有了根本的转变：“哎呀，我们怎么敢看不起‘外地人’啦，现在能在上海入户、定居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人啦！”赣州城也完全类似，改革开放，特别是赣州撤地设市以来，大量的事业有成的赣州各县邑的人，或者是在外地打工赚了钱的县里人，都在赣州城最好的小区买了好房，老人或孩子被安置在了赣州城，城乡壁垒早已打破。说实在的，我们当自我检讨，世辈居住在赣州城的老居民中，总有一部分不思进取，或者说创业无果的人，他们仍然生活在社会的相对底层，往日优越的“我是赣州人”的感觉早已荡然无存。这不能怪罪于成功的外来者，美好总是青睐勤奋努力的人。赣州人应该内省，责备自己的不够努力不够成功；应该反思，自己是如何从优越的族群跌落到贫陋的状态。赣州人应该有上海人的心态：尊重成功的外地人，以激励自己奋发成长。
当然，也正是这种大开放的姿态，令赣州城的语言受到了影响。以致今天我们想随时听到有人说赣州话反而成了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了。一日，我和妻子在江边散步，忽然听到一对妇人说着赣州话匆匆从我们身后走过：“妹子呀，不是我讲你，你跟得他们去做昨哇？”一下子让我怦然，“妹子”、“做昨”，好亲切的赣州话呵。便是在崇义会议期间，于都社联的林主席也动情地告诉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赣州城就喜欢听公交车上的售票员说赣州话，太好听了！
至于当下客家话的盛行，以致有人认为是客家话将赣州话击溃了。说实在的，我内心是不愿意接受这个观点的。泱泱中华汉文化之下，江西赣鄱文化风采依然；多彩的赣鄱文化下，赣南客家文化仍然独领风骚。为什么处在客家大地域中的赣州城文化却不可以生存下去？我想表达的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赣州话可能会渐渐消亡，但若假以重视并赋以有效措施，已经列入省级非遗名录的赣州话还是有可能一直传承下去的。
当然，人居环境的改变，城镇化及城乡居民大融合，赣州城人对本城文化的由自信到不自信的变化等等，这些因素无不是导致赣州城市文化，包括赣州官话渐渐流失的重要原因。其中，赣州城人对本土文化的自信与自救，涉及诸多方面，需要上下合力，多方共勉，容后再述。
欢迎关注赣州话历史与传承的亲们，阐述观点，集思广益。赣州话到底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究竟何去何从？或许可以汇集成《赣州故事》3。
作者简介：龚文瑞，笔名文瑞、谷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会副会长，江西省地域文化研究会专家顾问，赣州市政府古城保护委员会专家顾问，赣南师大文学院特聘教授。赣州本土文化研究著名学者，著有《客家文化》《赣州古城地名史话》《赣州风雅》《山水赣州》《苏轼与赣州》《王阳明南赣史话》《赣南书院研究》等近三十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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