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刚在第30届书博会《大刀记》专题会上的即兴发言

       首先感谢在座的各位朋友，我看到有中年朋友，还有一批青年朋友，这也说明《大刀记》这部作品在目前仍然拥有广泛的受众。我本人实际上一直深受《大刀记》的影响，我简单地分享一下我对《大刀记》的一些感受。

       早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咱们山东的广播电台有一个评书联播《大刀记》，那时期我是每天晚饭之后都准时收听《大刀记》，收听完了再跑三四里路，到一个外地的初中再去读夜校，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地被梁永生这个人物所吸引。

       后来我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也开始关注《大刀记》，我在我的老师们的引领下，逐渐走向文学研究的道路。我的硕士导师是蒋心焕先生，他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我的博士生导师是朱德发先生，他一直引领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两位前辈学者不断地引领我们走向学术的前沿。后来就是我们的第三代学者魏建教授，是我们学科的带头人，又继续引领我们学科不断地往前走。包括我在内，包括丽军院长和夫龙教授也都是在魏建老师等人的引领下，不断地走向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学科一直对《大刀记》特别关注，对郭澄清先生相当推崇。

       这里首先应该推崇的就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朱德发先生，他在80岁左右的时候写出来一篇关于郭澄清的短篇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山东社会科学》杂志上，这篇文章详细地探讨了郭澄清先生的美学追求，以及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再后来我们学科，还有一个重要的学科带头人——吴义勤先生，他一直关注《大刀记》，关注郭澄清的短篇小说。在推动《大刀记》的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包括新版《大刀记》的出版，他也做了很多的积极的工作。

       后来，我在他们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关注《大刀记》，我也写了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谈《大刀记》对于历史规律的阐释。其实我们今天回头看看，《大刀记》固然是我们百年百部红旗谱，当然很多在座的朋友会想，这个红旗谱在红色基因之外，有没有更丰富的文化基因呢？我认为是有的。

       在这篇文章中，我就详细地阐述了《大刀记》这部作品。除了它对革命的追求和践行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的人民，中国的社会之所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有历史的必然性。晚清时期民众有对于官府的认同，但是，晚清的官府、衙门是向着有钱人的地方，而穷人绝无出路。这就让穷人被迫走向了背井离乡的道路，开始了“闯关东”。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民众也期待在民国体制内解决他们的问题，结果也没有成功。最后民众在万般无奈之下才被迫上了梁山。而中国共产党被称为代表着人民利益的先进的组织，自然就引领了那么多的穷人，认同它、追求它。并且把自己的生命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前一个时期我们曾经谈过红色经典，这里边它有一个核心的内容，我们可以回来过来想想，当年那些参加革命的人，他们是准备着随时献上自己的生命。为什么要献出自己的生命呢？因为他们发现，只有把自己的生命献出去，才能让普天下更多的穷苦人过上好的日子。这样一个理想是与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理想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是赓续了中国文化当中的优秀的传统。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刀记》这部作品，除了弘扬革命理想主义精神之外，我想还有历史的必然。因此，咱们在座的朋友将来还可以重读一遍《大刀记》，在革命的中心思想之外呢，你会发现它有历史的必然趋势。同时我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感谢、感激郭澄清先生，他当年放弃了优渥的条件，离开了济南，回到宁津的一个小村庄，在煤油灯下从事《大刀记》的创作，这的确是需要一种奉献精神的。当现在的人，纷纷地离开乡土，奔入城市，而在四五十年以前，一个让我们敬仰的保尔式的人物，从城市，从社会的高层走向了民间，在民间创作《大刀记》。这一点让我特别感慨，这也让我想到，郭澄清先生从他参加革命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把自己的人生的诉求和民族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今天咱们在这里搞一次分享的经验交流会，其实也正是对郭澄清先生为代表的这一种精神的推崇和致敬。同时也意味着我们作为当下的文化的传承者，应该更好地走郭澄清先生的道路，争取在人们纷纷地向社会的优越的条件迈进的时候，努力地回到民间，回到社会的底层，体味普通人的生活，感悟历史的脉搏，进而创作出我们的作品。我想郭澄清先生带给我们的这点启发是特别深刻的。与此同时，当郭澄清先生完成了《大刀记》的创作，又开始更宏伟的创作计划的时候，很不幸，由于长期的困难工作，他得了脑血栓，以至于双手不是那么灵便，他在千佛山医院住了很久很久的院。在这个时期，按道理讲他应该是安心养病，但他没有，他仍然在病床上用嘴咬着一支钢笔来进行写作。这是我们把他推崇为保尔柯察金式的英雄人物的一个重要的根据。我们现在想想，当人们都在拼命地养生，在拼命地追求无限期的生命的长度的时候，在四五十年以前，郭澄清先生他本来可以充分延长自己的生命，但他没有。他仍然把自己的生命和文学联系在一起，这种精神，恰恰是我们当下应该着力弘扬的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的百年的百部红旗谱，应该意味着对未来的一个很好的昭示。昭示什么呢？再过100年，中国还应该出100部红旗谱。我期待着咱们在座的朋友能够通过郭澄清先生的文学创作得到启发，进而拿起你手中的钢笔，或者敲响你手里的键盘，书写出属于第二个100年的红旗谱。

       我简单地先分享这点感受。

2021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