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的隐士现象》
文/陈守印
隐士，隐者，蔽也，指潜藏不露。《新华大字典》释为“藏匿，不使显露”。“隐士”即潜居避世之人。
隐士，于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朝代都有存在。他们或处山林，或在草野，或寓居都市，俱以不求闻达、不入仕宦为其特征。“隐士”、“隐居”这两个词，于先秦古籍中即有多见，其中的释义和后来隐士的一些社会壮况就很有相似。《论语-季氏》中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清人刘宝楠《正义》中亦云：“隐居求志，行义达道，若伊尹耕莘，而乐尧舜之道，及汤三聘而行其君臣之义，以达其所守之道者也。春秋之末，贤人多隐，故长沮、桀溺、接舆
丈人皆洁己自高，不复求其所志。夫子未见之叹，正缘于此。然夫子处无道之世，周游诸侯，栖栖不已，而又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者，即此隐居求志之谓，非如隐而果于忘世也。”这段话把孔子的原意阐发的非常透彻，可见儒家之所谓“隐居”，本非“忘世”，乃是“养志”待时；一旦遇到能施展抱负，以治国平天下的时机，并不排斥出仕，也可以说这时的“养志”，正是为将来的出仕作准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已经成为儒士依违仕隐之间的原则与借口，或先隐后仕，或仕而又隐，或隐而复出，个人的升沉起伏，实际主要旨在于时势的推移和政局的变化，并不完全为自己的意志所决定。古时世乱则隐士多，正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反映。
隐居待时，一出即为王者师，是古代隐士的理想际遇。殷周时的傅说（音yue）、吕尚（姜子牙）和三国时的诸葛亮，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传说傅说曾为胥靡（服劳役的刑徒），筑于傅岩之野，武丁欲复兴殷朝，访求得说，用以为相，而国家大治（《史记-殷本记》）。吕尚年老贫困，钓于渭滨。周文王出猎遇之，与语大悦，载归奉之为师，后佐武王伐纣灭殷，且出谋划策安邦定国，巩固了周的统治。这两人原来俱处草野，而一为复兴之相，一成开国之元勋，俱收“济时”之效，是否出于夙愿，不得而知。倒是诸葛亮平日“躬耕陇亩”，即“每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他经刘备“三顾”而出，建立功业可谓心志得尝，实非偶然。“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初衷，并不排斥他后来问政治国的积极行为。这也正是儒家仕隐观的消长推移的具体表现。
一心出世，想要“超然物外”的隐士，当远溯至传说中的人物巢父、许由。。《庄子-逍遥游》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有人作疏解释说：“然实以名生，名从实起，实则是内是主，名便是外是宾。舍主取宾，丧内而求外，既非隐者所尚，故云吾将为宾也。许由是隐士，硁硁自守，只求独善其身，根本不愿“有天下”，何况接受尧已治理好的天下，使名实不符，自失操守呢？所以他坚决拒绝，不肯越俎代庖。但《庄子》这段叙述，主要意思是“循名责实”，强调“名”与“实”的宾主关系，轻重关系。许由的不受天下就说明了他避名求实的隐士作派。许由初隐沛泽，因尧让天下而遁逃，耕于颖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又欲召为九州之长，许由不愿闻之，洗耳于颖滨，适遇巢父牵牛来饮水，见许由洗耳，问明原故，责备许由隐居不深，欲求名誉，污吾犊口，遂牵牛至上流饮之。许由的洗耳之为，以尧的让贤授官作为是对自己的人格污辱来证明自己“鄙弃天下”为高，以全自己真隐之名。似这等思想境界与四处钻营，为谋取一官之位，不择手段的卑鄙小人，形成鲜明对比。
真正的隐士则是孔子所说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逸民”。因此，历代帝王都把举用节操超逸，隐居未仕之人当作一件大事认真来办，但真正“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隐士，却往往不入其牢笼。东汉之严子陵，又名严光，少与光武帝刘秀一同游学，至光武帝即位，就改变姓名，隐居不出，及光武帝访得，三聘始至，当光武帝亲临馆舍时，仍然高卧不起。光武入其卧榻前，抚陵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何也？”严光仍佯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以相迫也！”光武帝无可奈何地“乘舆叹息而去”。嗣后又与严光话旧，相对累日，因共偃卧，这时光竞“以足加帝其腹”，于帝王之尊蔑视至如。最后拜官不受，光武帝也只好任其归隐富春山耕钓以终。（《后汉书-逸民传》）这在当时，是不愧为“特立独行”不肯屈节从人的真隐士的。
安贫守素，保持廉洁，是隐士敦品励行的重要条件。东晋的范宜，少尚隐遁，博览群书，而家境贫寒，太尉郗鉴命为主薄，诏征太学博士、散骑郎，皆不就。家住豫章，寓所失修，太守殷羡欲为修葺，宣亦固辞。躬耕自奉，常以讲授为业，生徒甚多（《晋书-儒林传》）。时人韩康伯（玄学、易学大师，仕途官至豫章太守，常侍）尝送绢百匹，不受；减五十匹，不受；递减至一匹，仍不受。韩不得已，就撕了两丈给他说：“人宁可使妇无裈邪？”这样，范宣才“笑而受之”（《世说新语-德行》）。他生平不入公门，韩康伯曾与同车，想骗他入郡，结果范宣“于车后趋下”，逃之夭夭了（《世说新语-栖逸》）。在东晋那个社会混乱、政治黑暗的情况下，不愿和官吏同流合污，不仅为独善其身的表现，也显示了他对当道的不满和无言的批判。又有南朝宋南阳宗炳，工书画，善弹琴，精于言理。宋武帝（刘裕）辟为主薄，不起，自云“栖丘饮谷，三十余年”。平生好游山水，多历名山，曾在庐山久寓，后因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因绘所经山水于室中以自娱。“卧游”一词 即出于此。唐竟陵陆羽，隐居不仕，闭门著书，自称桑苧翁。性嗜饮茶，著《茶经》三篇。当时卖茶者甚至画出陆羽的肖像，祀为茶神。宋钱塘林复，恬淡好古，不慕名利，于西湖孤山结庐隐居，二十年不入城市，能诗善书，一生不娶，惟喜植梅养鹤。其《山园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首至今传诵。以上三人，分别以“卧游”、《茶经》、和“梅妻鹤子”之称，见其“高致”，受老庄出世思想的影响较大，和范宣他们都可算得上隐士中的“巢许”一派。其洁身自爱是相同的性格特征。
有的是身在山林，心存魏阙的，则是假隐士，这类人以隐居为出仕的资本讨价还价。“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原是孔夫子说过的，可以用作借口。东晋时谢安在东山，屡经征聘而不起，“尝往临安山中，坐石室，临濬谷，悠然叹曰：“此去伯夷何远！”后来出任桓温的司马，将发新亭，朝士皆送，中丞高崧和他可玩笑说：“卿累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苍生今亦将如卿何！”讥笑其前后言行不一，谢安甚有愧色（《世说新语-排调》与《晋书》本传）。后来，谢玄等破苻坚，谢安正下围棋，看完驿书，毫无喜色，照旧下棋。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可是当他回内宅时，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狂喜，而在门坎上碰折了履齿。《晋书》说：“其矫情镇物如此”。以“矫情”二字，指其善于造作，非常恰当。在仕隐之间，他和伯夷，叔齐，毫无共同点，以隐沽名，待时而动，出来做他认为合适的官，才是真情。
翻阅有关史书的传记，主要就是逸民、隐逸、高士等传和汉刘向撰著的《列仙传》、葛洪的《神仙传》等书，可以看出，古人所传隐士，有的就是“神仙”，有的很像政客，二者难分。如在下邳圯下，教张良替他穿鞋子的黄石公，即为传奇人物。他约会张良，授一编书后说：“读是则为王者师，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下黄石即我已。”足见这位隐士，并未遗弃世务，有心物色人才，传授道法，以求拨乱反正，而且留下一个怪异的尾巴，显示其通神变化。汉初，高祖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吕后用张良之计，叫太子卑持厚币，迎来隐士商山四皓（东原公、绮里季、夏黄公、用里先生，四人皆眉发已白，故称四皓），以挽危局。因为这四个人，是高祖欲见不得，甚为敬佩的。高祖在饮宴时，见四人跟随太子，非常惊异，四人又为太子说了不少好话。于是高祖认为太子羽翼已成，不能再动，只好打消原来的想法（《史记-留侯世家》）。这四位商山高隐之士，居然应邀出山，以他们的影响，来左右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斗争，这不是成了政客了吗？
还有就是唐代卢藏用，此人中了进士，不得调选，就隐居终南山，学炼气、辟谷之术，而一心不忘仕进，被人视为“随驾隐士”。武后长安年间，召授左拾遗，即以隐士的高名得官，嗣任中书舍人，吏部、黄门侍郎，修文官学士，尚书右丞等职，以谄事权贵，奢靡淫纵，获讥于时。后来因附太平公主被流放，失势而终。不仅并非高士，而且品格甚为卑污。有道士司马承祯，尝应召到京，将还山，卢藏用要夸耀自己隐居的地方，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嘉处。”这位道士却毫不客气的徐徐答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一下子戳穿了他的假面具，卢藏用不免面有惭色（旧《唐书-卢藏用传》）。推究根源，卢藏用之以退为进、以隐求官，能够称心如意，主要是封建社会“举逸民”的征辟制度流于形式，给了他投机取巧的机会。清孔尚任《桃花扇》的《余韵》一折，写明朝魏国公的公子徐青君，在南明亡后，当了上元县的一名皂隶，奉县官签票，访拿山林隐逸，遇见唱曲说书的苏昆生、柳敬亭和老赞礼三人，叫他们跟去回话。三人解释自己并非文人名士，皂隶说：“你们不晓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目下正要访拿你辈哩！”于是三人只好仓惶逃走了。征聘隐逸而曰“访拿”，已经令人忍俊不禁，皂隶的一番话，更妙不可言！这是对征辟制度和假隐士的淋漓尽致的讽刺！
在士大夫之间，“仕”是出路，“隐”是退路，起伏不定，随时消长。评量隐士的得失，都不能离开历史的条件与环境。过分褒贬，，俱所不宜。伯夷、叔齐劝阻武王伐纣，不食周粟，实际是要开历史之倒车，反对前进，不应赞扬。征聘山林隐逸，固为历代统治者所重，保留山林隐逸，有时又为朝廷的点缀，似不可少。《晋书-桓玄传》云：“玄以历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己世独无，乃征皇甫谧六世孙希之为著作，并给其资用，皆令让而不受，号曰高士，时人名为充隐。”桓玄簒位称帝之后，觉得当时没有隐士是个缺憾，于是弄虚作假，制造一名。这事看来很滑稽，却足以揭示古代士大夫“隐”的虚伪的一面。因此陶弘景有“山中宰相”之称，也就不足为怪。
隐士有些是凭一技之长自食其力立世的，还有的是拥有大量田地山林园圃等产业，作为隐逸的依恃。晋之陶渊明任彭泽令，以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束带见督邮，弃官归隐，为后世所称誉，也是个有产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是他的《归园田居》，在这首中，看以清晰地看出他弃官归田的原因及归田以后的轻松愉快生活。“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一种多么悠游自在的生活。遭逢乱世，逃避现实，为明哲保身之计，不知是陶公，亦为许多隐士所同。他们“有所不为”，不肯同流合污，值得称许；消极颓废，无益人与社会，亦不能赞许。但基于爱国情怀、民族意识而隐居的，如南宋的谢枋得、郑思肖等，则又当别论。谢枋得，宋理宗宝祐间进士，曾任考官，恭帝德祐初，元兵南下，枋得在信州极力抗击，兵败州陷，乃变姓名入建宁唐石山隐居。至元统一，迁寓闽中，屡荐不应，。其后福建行省参政强其北行，枋得痛骂之，到京绝食而死。（《宋史》本传）。郑思肖，曾为太学上舍生，应博学宏词科。元兵南下，叩宮门上书，辞意恳切率直，忤当路不报。宋亡，始改名字以示不忘本朝。岁时南向而哭，闻北语则掩耳而走。善画墨兰。宋亡后，画兰，根不著土。或有问之，曰：“地为番人夺去矣。”谢枋得始终不为二臣，大节可钦；郑思肖一心不忘故国，感情真挚；都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由此可联想起抗日时期，齐白石居北京，闭门谢客，拒绝日酋的造访；梅兰芳隐沪上，蓄须明志，不肯登台；程砚秋迁京郊青龙桥，躬耕自食；皆以显示他们抗敌不屈的气节与操守，岂可以隐士而论耶！现实社会中出现的一些营蝇狗盗之徒，为己私利而丧失国家利益的小人，以权谋私，攫取国家巨额财富的贪官们更是不能与历史上的那些名士为伍的，对这种人应当嗤之以鼻才是。
作者简介
陈守印，字玉玺，号大山。1953年生，山东泰安东平人，中共党员，人民教师，从事中学语文教学三十余年，酷爱文学，对古诗文尤感兴趣。教学岗位退职后，赋闲茗茶读书著文为趣，於东平《水浒诗院》吟诗会友。作品多发於《东平湖》、《东平水浒诗刊》、《泰安文学》、诗集《平湖新歌》等刊物，曾获“金鸽双门诗会”二等奖。
（图文供稿：陈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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