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忆的长河中 ——我与吴伯箫先生//张期鹏

在记忆的长河中 ——我与吴伯箫先生//张期鹏精华热点

2022-08-10 21:29:31 3327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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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的长河中

——我与吴伯箫先生

张期鹏

写下这个题目，心里不免有些惶恐。将自己与吴伯箫先生的名字并置一起，似乎有蹭名人热度之嫌。著名作家刘玉堂先生在世时，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及他拜访巴金先生的经过，他看后即不悦，说自己不能沾名人之光，硬是把那段文字去掉了。这对我触动很大。但转念一想，如果都像玉堂先生那样，很多有意思的文坛轶事也就淹没不闻了。况且，我非玉堂先生那样的名人，不必过分在意自己的羽毛。那么，就不避嫌疑，拉杂写来吧。

一

我是什么时候知道吴伯箫先生的呢？回想起来，应该是上初中的时候。

1979年秋天，我考入莱芜一中读初中。当年的莱城还远没有今天的规模。城市中心很小，两翼是东西两关。莱芜一中地处西关，周边除了村庄还有大片农田。吴伯箫的老家吴家花园村则在东关之外，是典型的城外农村。巧的是，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三个是吴家花园村的，都是吴伯箫的本家。

那时的小孩子争胜心强，课下玩耍时会比较谁的村子“厉害”。记得刚入学的那年初夏，桑葚成熟的季节，我们几个同学在教学楼西南角的几棵桑树上边吃桑葚边为自己的村子争论。“三吴”之中的某一个突然说他们村有个本家叫吴伯箫，是一个大作家，住在北京，离毛主席活着时住的地方不远。这几句话，把我们震得一愣一愣的。

随后，我们便在语文课本上学到了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和《菜园小记》。今天，所学内容已经模糊不清，只记得我们的语文老师、班主任，严肃得有些刻板的张友诚先生讲起来格外动情，连说“这是我们莱芜的作家啊”，并且“啊，啊”了很长时间。课堂上一片静默，老师和不少同学眼里都泪光闪闪。

有一件事印象深刻。《记一辆纺车》最后一段只有一句话，是一个破折号加一句“记一辆纺车”。有一次作文，题目忘了，有个同学在最后也写了一个破折号，然后是题目，但老师讲评时却说是“画蛇添足”。同学们茫然不解，因为老师讲课文时说那是重复强调，还有一种循环往复之美，怎么到了这里就成了“画蛇添足”呢？大家议论起来，老师也就说不清楚了。好像最后是说，吴伯箫那样用是“重复强调”，有一种“循环往复之美”，同学们这样模仿就是“画蛇添足”了。其中的道理，我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搞清楚。

二

与吴伯箫先生结“缘”，是我1982至1987年在莱芜师范和泰安师专中文系读书的时候。

1982年7月我初中毕业。为了早日跳出农门，尽快脱离吃地瓜干、啃煎饼和窝窝头的生活，我按照父亲意愿报考了初中专，最后被录取到了莱芜师范。当时，这所学校还在莱芜一中以西，在一片城外农村之中。

现在的莱芜师范早已不复存在了，开发成了一片居民区。校门口那棵标志性的大柳树也不知所踪。40多年间，莱芜城里城外的建筑几乎全部翻建了一遍，有的还可能不止一遍，要想找出一座40年前的建筑或一棵40年以上树龄的树，已经非常困难了。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是很重视树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2500多年前孔子讲学的那个地方，被后人称作“杏坛”，大概就是在一片杏林之中。但近几十年来，好像所有的城市当权者都与树有着一点宿仇，搞城建，不管是盖楼、修路还是建工厂，甚至是搞绿化，都是先杀树。莱芜难找40年以上树龄的树，其他城市恐怕也差不多。

树与校园虽已无存，这个地方留给我的记忆却是深刻的。在这里，我不仅读到了更多的吴伯箫作品，对这个作家有了更深的了解，还接触到了吴伯箫的重要研究者张欣老师。当时，他好像在莱芜教育局工作，热心地方文化研究，也写诗。

记得有一年我们的初任语文老师刘桂传先生调离莱芜师范，继任的徐业新老师又有别的事情，张欣老师便受学校之请来给我们代了一段时间课。他讲的什么我已记不清楚，唯一留下印象的是他给我们讲起了吴伯箫。那个时候，吴伯箫先生逝世没几年，他主要给我们讲吴伯箫的文学成就，好像还讲过他渴望见见吴伯箫而没有见到的遗憾。他说，莱芜人应该很好地记住吴伯箫。他甚至还提到了吴伯箫故居的保护问题。

这些话是在课上讲的，还是课间随便聊的，我也记不清楚了。在他讲过之后不久，我便与邻班一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利用一个星期天骑自行车去了一趟吴家花园，寻访吴伯箫故居。记得那时从城西到城东还是一条沙土公路，只有城里一段铺了沥青。莱芜城的道路起伏很大，骑车要上下很多大坡，我们出了一身热汗。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村子不熟，左拐右拐、东访西问才找到吴伯箫的家。当时里面住着人，但大门锁着，我们只能在外面遥望了一番。印象中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院落，但也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息，因为这里毕竟出了一个文章印进课本里的人。记忆中村里有不少梧桐树，紫红色的梧桐花繁茂耀眼。很可惜那时我们没有相机，没有留下一点图像资料。

从此之后，吴伯箫在我心里就像深深地扎了根一样，再也忘不掉了。我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了他的散文集《北极星》，一篇一篇去读。我从他回忆延安生活的文章中，知道了他是老延安、老革命。还从他的《“努力奋斗”》《北极星》等篇章中，知道他曾参加过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见过毛泽东。在延安，毛泽东还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过“努力奋斗”的题词。

当然，我最想看的还是他写家乡的文章。果然，在《猎户》中我读到了他在邻村小学上学的故事，看到了那个打猎兼给学校打更的尚二叔。我当时感觉尚二叔应该还活着，就鼓动那个同学一块再去找找，但并没有成行。在吴伯箫的《一种<杂字>》中，我还看到了他记述小时候读到《庄农日用杂字》的情形，我回家时让父亲想办法给我找一本，但没有找到。记得那里面有很多民间谚语，像“一时贪麦忙，地荒草似毡”，是提醒赶快除草的；“迎风摔簸箕，扬得蛾眉弯”，是写扬场的。我自小干农活，对这个特别熟悉。我也由此想到，吴伯箫能写出《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那样的篇章，与他熟悉和热爱农村生活是分不开的。我那时候作文，曾经得到过刘桂传老师的称赞，说有点吴伯箫“味”。那对一个学生是多大的鼓励和奖赏啊。

也许是天赐机缘，1985年我从莱芜师范升入泰安师专中文系读书时，张欣老师也调到了泰安师专，教我们现代文学。再次见到张老师，倍感亲切。课余时间，我也经常有机会得到老师的教诲。记得那个时候，他对我谈得最多的还是吴伯箫，还有莱芜籍著名诗人吕剑。他当时与远在北京的吕剑先生有较多联系，并且早已开始搜集吴伯箫的资料，撰写关于吴伯箫的文章。还记得当时张欣老师嘱我要读散文集《羽书》，说那里面有吴伯箫最好的作品。但我当时对这番话并不能完全理解。我那时的散文欣赏水平，还停留在“杨朔式”的概念和模式之中，比较喜欢的还是吴伯箫的“延安系列”。

中文系有写作课，给我们上课的是黄源先生。我有一篇写莱芜的作文《山·城·人》，他给我写了很多批语，并在班上作为范文读了一遍。他也说我的文章有点吴伯箫“味”。我当时很有些洋洋自得。后来仔细看看，哪有什么吴伯箫“味”？只不过写得稍微朴实一点而已。而吴伯箫的散文，是质朴中充满浓郁的诗意，还有精巧的构思。他对散文创作是有高远追求的，他甚至想创立一种文体，“小说的生活题材，诗的语言感情，散文的篇幅结构。内容是主要的，故事，人物，山水原野以至鸟兽虫鱼；感情粗犷、豪放也好，婉约、冲淡也好，总要有回甘余韵。题材归散文，但希望不是散文诗”。他的一些作品也是达到了这个高度的，我哪敢望其项背。

三

1987年7月，我泰安师专中文系毕业，分配到莱芜实验中学教初中语文。那时的初中语文课本，与我们读初中时变化不大。课文还是以鲁迅文章居多，每册都有；吴伯箫的文章好像还是《记一辆纺车》和《菜园小记》。

五年的师范教育，使我深深知道中学阶段对学生的影响巨大。因此，我在任教期间丝毫也未敢懈怠。甚至我的女儿出生时，我还在给学生上课。为了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我在课本之外又给他们讲了大量的中外文学知识。也因自己的切身感受，给他们穿插讲述了不少莱芜历史、名人典故、乡风民俗之类。这方面讲得最多的，当然是吴伯箫。

课余时间，我还带领一些学生访问过吴伯箫故居。记得那次去时是个深秋，黄叶飘零，一片萧索。那一天故居的门是开着的，主人也没有拒绝我们的造访，但院子因为缺乏收拾，十分杂乱。其实，当时的农家院落养鸡喂狗，大多也就是这个样子。回来的路上，学生们反复问我这就是吴伯箫的老家吗？为什么那么大一个名人的老家，没有人来好好收拾一下呢？我内心凄恻，无言以对。

记得当时就有人呼吁保护吴伯箫故居，至少是让住家搬出，好好加以修缮。我也在一些场合有些激动地谈到过这个问题，但人微言轻，无人响应。1990年9月19日，在吴伯箫先生逝世8周年纪念日过后不久，我写下了平生第一篇关于吴伯箫的文章《话说吴伯箫》，重点记述了他的童年生活，特别谈到了他在散文《羽书》中写到的莱芜早年发生的“草把子事件”。文章最后写道：“读着他的散文，思索着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和历史，我常沉湎于对伯箫先生的绵长回忆之中。”这种“绵长回忆”，感情是相当复杂的。

这一时期，我在教学之余特别迷恋莱芜地域文化研究，曾与同学好友访黄巢崮，登青石关，寻觅孔子、孟子、曹刿、范丹、韩韶、陈甘雨、雪蓑、傅国璧、叶方恒、蒲松龄、赵执信等历史文化名人在莱芜留下的踪迹，并有一个书写莱芜历史文化的“宏大”计划。可惜随着1992年11月莱芜升格为地级市，我也于1993年初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人生之路发生了彻底改变。此后十余年间，整日沉没于文山会海、迎来送往之中，与文学、文化彻底绝缘，所谓的吴伯箫和莱芜地域文化研究也就成为梦中幻影了。

直到2003年8月来到济南，得益于结识著名作家刘玉堂先生等许多文学前辈，我才又在他们鼓励下开始写一些短文。这个时候，我当年那个系统整理和研究莱芜历史文化的“大梦”又在脑中浮动起来。于是，我从那些莱芜在世的文化名人入手，先后拜访了在济南的著名文学评论家任孚先先生和在北京的著名诗人吕剑先生，并很快成了他们的忘年“小友”。其后，我为吕剑先生的人品、诗品感动，开始着手搜集他的各种著作版本，以“书话”形式评说介绍，最后形成了一本书话评论集《吕剑书影录》。我也从吕剑、任孚先、张欣先生那里了解了更多的吴伯箫往事，并且知道了莱芜籍著名历史学家王毓铨先生。我与诸多前辈、文友认真分析梳理，感觉在辛亥革命之后的莱芜百年历史上，吴伯箫、王毓铨、吕剑堪称三个重要的文化符号，他们在散文、历史研究、诗歌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他人难以企及的。我由此提出了“莱芜现代三贤”之说，并开始大量搜集吴伯箫、王毓铨的著作资料，编成了《吴伯箫书影录》和《王毓铨书影录》。三部“书影录”，将“莱芜现代三贤”的人生经历、历史成就比较完整地呈现在了人们面前。如今，“莱芜现代三贤”之说已经成为莱芜文化界的共识，成为莱芜现当代文化的一个标志性概念。

在书写吴伯箫的过程中，我也越来越明晰地感觉到，在莱芜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吴伯箫之前并没有产生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本土文化名家。是吴伯箫，第一次在神州大地上展示了一个莱芜人的文化形象，意义重大而深远。也是他，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莱芜、了解了莱芜，并对莱芜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和钦羡。

前些年，我到北京拜访著名书话家姜德明先生时，在姜先生寓所偶遇著名学者陈子善先生。当我说起家乡莱芜文化比较贫乏时，姜先生和陈先生都不同意。他们翻看着我带去的“莱芜现代三贤书影录”，说你们一个县域范围，一百余年间就出现了这样三个大家，而且是一个散文家、一个历史学家、一个诗人，怎能说文化贫乏呢？他们这样称赞莱芜，我倍感骄傲和自豪。我觉得自己这些年来利用业余时间所做的事情，都是值得的，很值得的。

四

2019年初，存在了二十六七年的地级莱芜市被撤销，整体并入济南，分设为莱芜、钢城两个区。至此，莱芜作为一个完整行政区域的历史宣告结束。“时间之后，一切各归其位”，在这样的特殊时刻，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回顾和反思莱芜既往历史、成败得失的机会。

就我而言，自然没有系统回顾和反思莱芜历史的能力和水平，但对其中一点还是有些发言权的，那就是吴伯箫。我从1979年开始知道吴伯箫，到2019年刚好40年。这40年间，莱芜由县而市，由县级市而地级市，各个方面的发展不无可圈可点之处，围绕传承、弘扬莱芜文化也做了不少工作，但也有不少令人羞愧的地方。我们很难想象，吴伯箫这样一个文化名人，竟然不能在当地立一座雕像，建一个像样的文学馆或纪念馆；一段时间里，他的故居还面临了被拆除的危险。好在有那么多人奔走相告，极力保护，总算没有彻底“被消失”。其中的过程，不同的叙述者会有不同的角度和说法，这里也就我所知略加陈述。

2016年春节过后，我从很多渠道听到了吴伯箫故居将要被拆除的消息。因为整个吴家花园村搞开发建设，周围已经高楼林立，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吴伯箫故居孤零零地趴伏于那片高楼之间，成了开发的障碍、财富的“敌人”。资本的力量极其巨大，也极其可怕，据说莱芜文物局已经盖章同意吴伯箫故居异地重建。其实谁都知道，那样一座破败不堪的故居，根本就没有异地重建的可能；所谓的“原样重建”，不过是一块不好意思直说拆除的遮羞布而已。而那一年，恰好是吴伯箫先生诞辰110周年。

一介书生，在他最感无力的时候只能求之于笔墨，于是我在极度悲愤之中，于当年3月13日写下了短文《怀念与感伤——写在吴伯箫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其中写道：

最近几年，每到初春时节和秋风欲来的时候，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著名散文家、教育家吴伯箫先生。他是莱芜人，我的同乡前辈，是莱芜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地标。

他出生在1906年3月13日，1982年8月10日辞世。他的寿命不算很长，只活了76岁；作品也不是太多，大概只有200多篇。但他的影响却是深广的、长远的，尤其是在莱芜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倘若没有了他和著名历史学家王毓铨、著名诗人吕剑，那么，它整整一个世纪的文化将会逊色不少，甚至会让人感到有些羞怯。有了他们，一切就不同了。这三个被称为“莱芜现代三贤”的人物，足以让家乡充满了底气，也足以让我们这些后辈感到自豪、荣光。

今年是伯箫先生诞辰110周年，这样一个人自然是应该纪念的。更何况，他既因为曾给衍圣公孔德成教过英文，而被称为“万世师表师”，又是在抗战初期即辗转奔赴延安的老革命；既是一个个性鲜明、风格独具的散文名家，又是一个自觉地将写作服从于革命和政治需要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的以《记一辆纺车》为代表的一组回忆延安战斗生活的散文，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延安精神的歌者”。吴伯箫是复杂的，又是单纯的。他的复杂与单纯铸就了他在中国散文史上的特殊地位，给后人以诸多启示和怀想。

……

正如春风来了，还会有倒春寒一样，就在这样一个时刻，也有一些不好的消息在风中传播，令人伤感。我听说，位于莱芜城里的吴伯箫故居要拆掉。也有人说，不是拆掉，而是迁建到另外一个地方。但迁建之后，还是吴伯箫故居吗？对现在先进的建筑技术，我一点都不怀疑，大楼都可以平移，古建都可以恢复，几间年久失修的破平房拆到别的地方另建起来，有何难哉？可是，这座老屋实在不同于一般的老屋啊，老屋下这方小小的土地也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这里孕育过一代著名散文家、教育家，这里是吴伯箫人生的出发点，是他的精神和灵魂之根。一个人人生的出发点可以重新选择吗？一个人的灵魂和精神之根可以随便拔起吗？更何况，这样的名人故居，在莱城，在2000多平方公里的莱芜土地上，已经是唯一的一处了。

这个令人心寒的消息，让我想起了许多年前被拆掉的济南老火车站钟楼，那是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永远的伤痕，是一代甚至几代人惨痛的记忆，也应该是一些人难言的耻辱与悔恨吧。拥有众多名胜古迹、名人故居的济南尚且如此，只有残存的一处名人故居的莱芜，是否应该深思和警醒呢？当然，我只是道听途说而已。祈愿这个消息只是一个以讹传讹的传闻，很快就会被春风吹走。因为我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的人文情怀和深厚的历史责任感，反复告诫我们要尊重历史、继承传统的情况下，没有人会再干这样荒谬的傻事了。

历史是粗线条的，它会忘记很多东西；历史又是无比清醒的，它会记住所有重要的细节。我们和我们这个时代都会成为历史，一切都会成为历史。惟愿后人在回望我们这段历史的时候，稍稍多一点怀念，尽量少一点感伤；稍稍多一点赞美，尽量少一点鄙夷和诅咒吧。

我将文章投寄《大众日报》，丰收版编辑刘君当即决定刊发，她的意思很明确，就是为了吴伯箫、为了吴伯箫故居。随后，我便将3月25日刊载此文的报纸寄给了莱芜有关领导。清明节那天，我又约莱芜好友亓希山、李官珊前往吴伯箫故居，拍下了故居在料峭春风中的凄惨场景，并将图片发给了时任莱芜市长王磊和时任莱芜市委副书记田庆盈，我相信他们都是有文化情怀和历史责任感的，都不会放任不管。果然，他们两人很快便给我回复，表示此前虽不知情，但一定尽快过问此事。田庆盈先生更告诉我，他已经打电话先制止了这种野蛮的拆迁行为，待认真调查后再作研究。

我的判断没有错，莱芜的两位领导是有文化情怀和历史责任感的。虽然当时故居迁建的“生米”已被煮成“熟饭”，但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叫停了这种做法，故居得以保护下来。2016年下半年，王磊市长曾让莱芜规划局长告诉我，已经拿出吴伯箫故居保护的初步方案，让我转告那些关注吴伯箫故居保护的各界人士。后来，虽然两位领导相继调离了莱芜，但莱芜上上下下保护吴伯箫故居的呼声越来越高，故居保护终于被莱芜方面列入了议事日程。

2017年8月9日，我在美国探亲其间，在朋友圈中看到了莱芜将建吴伯箫纪念馆的消息。同时，还发布了莱芜市规划局网站上公示的吴伯箫纪念馆道路建设项目。根据公示内容，吴伯箫纪念馆选址地段将修建两条道路：伯箫路和长青路。

当时我的喜悦之情，或许只有杜甫“漫卷诗书喜欲狂”的诗句可以表达。从那以后，我就与所有关注吴伯箫故居的人们开始了热切的期盼。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企盼并没有变成现实，2017年过去，故居还是那个样子，只是更加破败了一点；2018年过去，也没有什么动静，故居的惨像已经不能目睹了。后来更是被围挡起来，不让参观和凭吊者靠近。但不论怎么围挡，也阻挡不住那些关心故居的人的脚步。2019年11月，莱芜吴伯箫文学研究会组织会员前往故居寻访，将故居的凄惨境况通过网络、文章对外发布，引起了很大关注；莱芜并入济南之后，他们又通过济南市的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吴伯箫故居保护的提案，试图引起更高层次领导的注意……

40多年时间，围绕吴伯箫和他的故居究竟产生了多少故事，恐怕谁都难以说清。以上这些，不过是我所知道的一鳞半爪。我盼望所有关心此事的人都来写一写自己的所知所感，那将是一部有着特殊意义的大书。

现在，这部大书还在继续向前续写。前些日子回莱芜，莱芜区文化和旅游局分管文物保护工作的刘恒杰先生告诉我，残破不堪的吴伯箫故居终于列入了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很快将得以实施。莱芜并入济南之后，在各方面的关心支持下，此前的莱芜市吴伯箫文学研究会也更名为济南市吴伯箫研究会。同时，刚刚成立不久的济南市莱芜区散文学会正与山东省散文学会等单位联手举办“首届吴伯箫散文奖”，全国征稿，反响热烈。据说目前收到稿件已达两千多份，应该是一大盛况了。

还有一个更为宏大的构想也正在莱芜实施。莱芜莲河学校以传承和弘扬莱芜历史文化为己任，着眼于打造符合学校教育特点的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决定建设“‘莱芜现代三贤’展览馆”——吴伯箫文学馆、王毓铨史学馆、吕剑诗歌馆，使莱芜现代史上三个熠熠生辉的文化大家，在莱芜大地上留下更加深刻、鲜明的印记。其中的吴伯箫文学馆，将于8月初正式开馆。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将筹建“莱芜历代先贤文化展览馆”，全面梳理莱芜历史上的文化大家、文化名人，让这块土地上几千年积聚的文化底蕴得到系统挖掘、大力彰显。

一个人最大的幸运，或许真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就是真正走出了自我和小我，走向了社会、融入了世界。这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幸福与快乐。回顾这40多年的人生旅程，我最感幸运和幸福的就是或多或少地参与了一些故乡的文化之事，并且奉献了自己那份微不足道的力量。

2020年4—6月于垂杨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