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1950--1956年）

 张道子我和二弟张树恩，三弟张树旗，四弟张兵卫在老家窑洞门口我的父亲张汉书，是奶奶爷爷唯一存活下来的独苗，很小就送去上学。

先是上高杰村小学，后自己跑到城里上青年干部学校。接着，跟着三爷爷的儿子张汉全(我们叫三大叔)到山西石楼为共产党割洋烟(大烟土)。后来，就参加了石永游击大队，在吕梁山打游击。

我的爷爷不放心，跑到永和县去找他，他不回来。听爷爷说：他去时，在永和石门山找到，刚打仗回来，骑的马。

第二天，他派人将爷爷送回来，他自己仍留在部队。据说，我的父亲当过永和县一个区的区长，但那时都是化名，已无从考查。 

1946年我的父亲从部队负伤回家养伤，当时，联村负责人是辛关人，我父亲的养伤米送来的迟了，一气之下，我父亲就打了送米的人。

可见，当年的他年轻气盛，且有一些军阀习气。但紧接着，1947年胡宗南进攻陕北，共产党丢掉延安后，很快又丢掉沿北线的延长、延川、清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母亲害怕胡宗南部队发现，就将部队开给我父亲的回家疗伤证书烧掉。岂不知这一烧，我的父亲终生再没有享受过退伍军人待遇。

中共建政七十年来，一共经历了两个最好的发展时期，第一个最好发展时期是建政初期的五十年代初，第二个最好发展时期是八十年代。五十年代初，一方面，耕者有其田，同时，政治清明。

这是任何一个政权在改朝换代初期都会出现的。在那个年代，一切生产力都达到最大的喷发量。我的父亲由于上过学，加之口才特好，不管有多少人，只要他在场，他就是中心，真是口若悬河。

这一套本事我们始终没有学会。我的三弟也能说，但离父亲的那份说还是差的不是一点儿。仗也不打了，疗伤证也让母亲烧了，怎么办？父亲就与村里的伙伴们商量赶脚。赶脚，就是赶牲灵，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长途贩运。很快以我父亲为首，就拉起了张家畔运输队。从银川花麻池驮的盐，运往山西平遥、汾阳、介休、孝义。再从平、汾、介、孝驮的铁运往银川。

参加的人几乎遍及全村。有能力的独资，就是自家买骡子，没有能力的就合资。我的父亲就是与我大爹张汉朋家合资买了六头骡子。还有张汉增、张汉何、张汉清、张树桐、张文唤、张文前、张文同和张文信等家都有一至二头骡子参加，连最不济的张汉成家也有两头毛驴参加。

长途贩运，骡子比马更得劲，更有力量。马是有耐力，但没有骡子力气大。张家畔运输队的骡马和驴共有几十头，走在路上长长的一行，很是壮观。运输队使张家畔人的光景大大地富裕起来。县上还曾为〝张家畔运输队〞授过锦旗。

因为，路途遥远，所以，很长时间才能回村一次，因此，每逢运输队回村或出村，都会是全村人出动欢迎或欢送。回村时，运输队还在河口的脑梢坝里，村里的人就全集中在场畔上等待，出村时，一直要在场畔上看的恼梢坝里下去看不到了，才各回各家。

最热闹的是回村时的晚上，各家的院子差不多都放的是骡马架子，我们就在架子之间来回跑的玩，有时也帮大人铡草。差不多各家都有铡刀。铡刀就是包文正铡陈世美的那种铡刀，一个人往进递草，一个人铡草。递草的人要坐着，草要事先抱到旁边。铡的人要站着，双手扶着铡刀。一般是男的铡草，女的递草。草一般是杆草，因为，杆草牲口吃了硬把，糜草就不如杆草，但没有杆草的情况下，糜草也能充数。

杆草就是谷子杆，糜草就是糜子杆。喂牲口实际上很辛苦，半夜里起来还要给牲口添草添料。俗话说〝马不吃夜草不肥〞。料一般是黑豆，而且还要撒盐，每天晚上如此。运输队回村的时日，是我们最高兴、最幸福的时日。晚上听大人们在煤油灯下拉话，有时，我们躺在父亲或母亲怀里睡着了，一觉醒来，他们还在拉话，我们就到槽头看骡子吃草料。所以，我们对马驮子、马鞍子、马笼头、马掌子、马鞭子、马串铃、马花红、马蹬子、马梢子和马槽、马灯及铡刀、杆草、糜草、黑豆等等，全都了如指掌。可是，运输队走后，就是我们漫长的等待爸爸归来的时日。

我记得我上学时，当每天老师让我们从学校窑洞里走出来蹲在窗台下朗读时，朗读不了几句我就开始把目光盯在无定河对岸最远处高山上的那几棵树上，想爸爸的运输队是不是已经从那里过来了。民歌唱〝难活不过人等人〞，想爸爸的味道我是最清楚不过了。

我一辈子唱的最得手的一首歌曲就是《赶牲灵》，因为，我的身体里流淌着赶牲灵人的血液。那时候，全村家家殷实，户户富裕，人人一出门就唱开了道情。特别是过年，家家户户蒸烧酒，制黄酒，捏馍馍，炸油糕、摊黄煎、熬麻汤饭、做豆腐。

蒸烧酒，就是蒸枣酒。用一副传统的但又是特制的蒸笼，原料主要是次枣，好枣舍不得蒸酒，还有米曲。米曲是专门用来发酵小米的。把发好的小米和枣子放入蒸酒笼，蒸酒笼放在锅上，陕北的锅不是一般的锅，而是大铁锅，叫出揎锅，就是大食堂才用的那种锅。因为，古时人们习惯于大家庭生活，所以，这种锅就很适用。把蒸酒笼放在锅上，灶火里就开始拉风箱烧火。风箱里边是空的，靠炉灶的一边开一个小口，口上接一个风筒。还有一块竖放的木板绑着鸡毛，起煽风作用。木板上连着两根杆伸到风箱外边，两根杆的尽头竖接着一根木棍，人拉当扶手用。人必须坐在小凳子上来回拉风箱，风就自然送到炉灶下面。风箱主要起助燃作用，就像现代人用的电风扇是一个道理。

至今，农村人当用到大锅时，仍然用风箱，当然，也有人按上了电风扇。蒸到一定程度，蒸酒笼上有特制的口，口上插个管，酒就从管里流出来了。一家蒸酒，全村的男人都来品酒。喝酒也有讲究，先把酒倒在壶里，又从酒壶里，倒在酒序里。先倒一樽，点着，把酒序放在酒火上烤，烤热后才能喝。现在的酒只有度数高的酒才能点着火，一般的酒根本点不着火。枣酒因为性烈，我们记忆并不深，但黄酒的味道实在终身难忘。制黄酒不用男人参与，女人完全可以独自完成。制黄酒也用曲，主要原料是硬米面。

硬米面要用碾子碾，碾子是一块圆形的大碾盘上架一个石头制成的碾轱辘，驴拉或人推碾子转，把硬米放在碾轱辘下，一圈一圈地转，最终把米碾成面。在这个过程中，要用箩子箩面。箩面要在簸箩里进行，簸箩里放一个木制箩面架子，把碾碎的米放在箩筐里，来回拉，面就自然箩下去了。这样制成的黄酒略带酸甜味，好喝极了。

自从五十年代喝过之后，半个世纪再没有喝过这种黄酒，一直到2009年临汾民主建国会出访西安民主建国会时，我跟着市政协副主席、临汾市民建主委成继东和临汾市统战部副部长郭天龙一行，由西安民主建国会在西安饭庄招待我们，据说，这是周恩来曾住过的饭店，就在那次宴会上我喝过一次黄酒，还吃了几十年没吃的摊黄煎，真解馋。

后来，听民建西安市委的领导说，黄酒早已开发成一种产品，大超市都卖。这正应了那句名言：〝越是传统的，越容易成为世界的〞。馍馍主要是黄米馍馍，因为，陕北属高寒地带，小麦产的很少很少，过年也只能蒸不多的白馍馍，供来人待客用。而黄米馍馍因为包枣馅，或豆沙馅，所以也好吃。过年准备的黄米馍馍以瓮计，因为，差不多要吃一正月。炸油糕是指炸软油糕。因为油糕的事，我还闹了一回笑话。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了，乡宁人跑到临汾卖油糕，打出〝乡宁油糕〞的招牌。我就去〝乡宁油糕〞摊上买的吃油糕，结果，一吃上当了，根本就不是我小时吃的那种软油糕。我想乡宁也在黄河畔，吃法都应一样。于是，回去就写了一篇文章，说摊上卖的乡宁油糕是假油糕，真正的油糕应是什么样，什么样，进一步说到人心不古，等等。我寄给临汾日报我的一位编辑朋友张天兵，张天兵就给我在临汾日报发了。没想到这一下闯了祸，卖乡宁油糕的人纷纷找到报社，说乡宁油糕根本就不是软米做的，而是白面用开水烫的。为什么说他们是假油糕？要起诉报社，弄得张天兵下不了台。黄煎也是陕北上好的吃食。黄煎用鏊子摊，鏊子是铁铸的，摊黄煎的原料是硬米面。摊黄煎时，事先将发了的硬米面调成糊糊，然后，用勺子把糊糊一勺一勺的倒在烧热的熬子上。黄煎摊的要中间薄四周厚。因为是发了的硬米面，所以，摊出来的黄煎略带甜味，吃了还想吃。麻汤饭也是陕北的名吃。麻汤饭的原料是米和面，主要是小麻子作佐料。味道极香，能把人吃的撑破肚皮。

2013年9月清涧高中六八届的同学聚会，当时，我正在北京相对论研究会作专题报告。接到消息后，坐飞机飞到榆林，然后赶往清涧。我在清涧住了四天，每天早上都没有与同学们一起聚餐，而是去清涧城南大有坪人开的一家小饭馆去吃麻汤饭，而且，门口正好有个卖摊黄煎的女人，又吃麻汤饭，又吃黄煎，真是天堂的生活。话又说回来，五十年代初的人们，正月里吃好了还要闹秧歌，我的父亲是清涧县有名的伞头。张家畔原来的伞头是张汉堂，这也是张家畔的一大文化人。

张家畔有三大文化人，张汉堂和我三爷爷家的三大叔张汉全，还有我的父亲张汉书。张汉堂是结巴，说一句话要圪吭半天，我觉得好玩就学，大人不让学偷的学，结果我也结巴了好多年。

可见，别人不好的毛病是不能学的。结巴的人，唱秧歌不结巴，所以，张汉堂掌握了很多年张家畔的伞把子。我的父亲原来给张汉堂打下手，只能谒庙等不重要的场合才能轮到我的父亲唱几句。扭转局面的事情出现在张家畔秧歌出演四＋里外的白家畔。原因起于几年前白家畔的秧歌队来张家畔时，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待好，于是，张家畔秧歌队的这次回演，白家畔人就一定要让张家畔的秧歌队丢丑。

事先，他们请来了大学生伞头，而且，准备了很长时间，把编好的歌词写了长长的几张纸，并挂在彩门旁。闹秧歌的两家打彩门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打彩门成功了，两天的秧歌就算成功了一大半。所以，这家秧歌好与不好，伞头占多一半的分量。

白家畔人摆下龙门阵的消息，传到了已经快走到白家畔村的张家畔秧歌队中，张汉堂被吓住了，挟着伞要回张家畔。领头着急了，秧歌队的队员们也乱成了一团。请伞头，已经来不及了，况且，那个伞头敢上这战场。真要往回返，丢不起这人。张家畔的秧歌历来是周围三、五十里的头牌，这一撤，以后要再起就难上加难了。情急之下，我的父亲接过张汉堂手里的伞把子，敲起锣鼓家伙，带着秧歌队直冲白家畔的彩门。

领头们也只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话说，我的父亲带领秧歌队的红男绿女、敲锣打鼓地扭打到白家畔的彩门前。先是用秧歌词拜谒仪程官，仪程官退场后，白家畔的彩门登场。一上场，对方就用秧歌词发问，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还有中央领导是那些人，开过一些什么会，制定了一些什么政策，等等，等等。我的父亲打游击出身，搞运输又走南闯北，这些自然难不倒他。其实，秧歌词虽然是四句，但穿鞋戴帽，如〝初三十三二十三，贵府里亲朋听我言〞，等等，真正要害的也就一、两句。所以，我父亲除对答如流，还瞅机会反问对方一、两句国内外形势之类的问题。须知，唱秧歌需要的是急才，就是与台湾的张帝一样，随时遇到什么问题都能现编现唱。

所以，写在纸上的东西是用不上的。因为，人山人海，锣鼓暄天，根本就允不得你细看，况且，那时候又没有电灯，仅凭几盏昏暗的马灯，怎能看得清字。

因此，对方的伞头一经我的父亲反问，就乱了阵脚，几次跌到地下。所谓跌到地下，并不是伞头真的爬到了地下，而是秧歌唱了一半没词了，这是伞头最丢人的事。而我父亲年轻气盛，越战越勇。伞头之间对唱，一是需要急才，二是架势要威风，三是调子要高亢、优美。

我的父亲，敞开大衣，一手拿伞，一手拿虎仓(一种伞头专用铃铛)，气势逼人。加之，他嗓音洪亮，曲调优美，锣鼓一停，歌声便起，真能让听众听的入神。两相较阵，优劣自明，白家畔的伞头不得不把张家畔的秧歌队迎进彩门，两家的秧歌队扭了两个蒜辩子(交插扭了两趟)，最后，散场安排吃住。当晚虽然白家畔人招待的不好，但张家畔人始终是兴奋的。至此以后，三、五十里的村子闹秧歌，都请我的父亲去打伞。

有时，我也跟上父亲去学打伞，先是谒庙，后是转村，也曾在高杰村中学带秧歌队与高杰村的秧歌队对过阵，但始终没有学下个样子。自从我父亲去世后，再没有见到比我父亲强的伞头。不过，近年来从网上看，王家河我大姑家孙子，也就是王狗雄家儿子王海东打伞唱秧歌，神似我父亲的声调、嗓音和身段。曾获清涧县伞头大赛一等奖。张家畔的秧歌队不仅伞头有名，秧歌本身也硬正。男是男，女是女。秧歌队扭起来，不仅要扇子转的花，而且，几十人的秧歌队要整体地扭成阵形。阵形有五角星、卷席筒等等。无论什么阵形安角最重要，角上的人必须扭的等下一人来才能走，不然，就缺了角。大秧歌队散场以后是踢场子，有二人场子，四人场子和八人场子。

踢场子不仅要扭、舞、转，还要能踢起来。行进中的重头戏在丑角，即蛮婆和蛮汉。张家畔的蛮婆和蛮汉也很有名，蛮婆张汉义，蛮汉张汉何。蛮婆两耳吊两个红辣椒，头上笼一副黑头纱，红袄绿裤。蛮汉肩扛一根拐棍，拐棍上挑一付老羊皮袄，蛮婆和蛮汉走在队伍的最后边，是压轴戏。两个人扭起来，有板有眼，又十分逗人。看秧歌的男女老少跟着看蛮婆蛮汉。蛮婆，也可能是指媒婆。一般秧歌都是第一天晚上进村，第二天演出。张家畔秧歌队演的都是«张连卖布»等本戏，曲调是陕北道情，由于道情是由道教的道曲演变过来的，而且是由张家畔人的祖先传承开来的，所以，张家畔人唱道情就十分在行。远远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流行开来的所谓«陕北道情»，那是江青所谓〝三突出〞文艺路线的产物，根本就没有得到陕北道情的真传，只是截头去尾学了一点陕北道情的皮毛，而且，也很粗糙，既没有陕北道情的真情实感，又没有陕北道情的细腻、优扬的旋律。

2013年9月清涧中学高六八届同学聚会时，王致君同学请来清涧中学的教师、知名歌唱家白宏升唱了一曲陕北道情，那才是最地道的陕北道情，同时请来的女歌唱家就唱不了。

这说明，唱民歌是一个歌唱家的看家本事，或说，只有能唱好民歌的歌唱家，才是真正的歌唱家，连民歌都唱不好的所谓歌唱家，那根本就算不上是真正的歌唱家。

因为，他缺钙，没有吸收到千古流传的民族气质。现在清涧道情的传人从网上看叫白明理，他曾获陕北十大歌手的称号。张家畔秧歌队当时的导演是张树桐和张树功等人，演员有张汉荣等人。张汉荣的嗓子很好，能唱出道情的味来，年轻时，还演旦角，竟能唱出晋剧旦角的高腔来。

除此而外，乐队也硬把，张汉前的弦子，张文富的笛子都很优雅、动听、传神。 排演时，一般在学校，我们经常去看热闹。正月十五要转灯，转灯要有很大的场地，一般在较平坦的沙畔上。要砍三百六十根棍，按照诸葛亮的八卦阵图的布局，将这么多棍子栽在地上。然后，要做中间开孔的三百六十个木圆片，再用面捏三百六十盏灯，在这些灯里边，放上棉花搓的灯芯，添上麻油。由于太多，这些都要大体平均分摊到各家各户做。所以，全村人总动员，一到正月十五，家家户户砍棍子，捏面灯，忙得不可开交。各家各户将削好的棍子和木圆片和添好麻油的面灯送往沙畔上，这都是女人与小孩的事情。

男人们都集中在沙畔上按照地上划好的八阵图，栽棍子，插圆木，围栏杆。栏杆是用高梁杆围。整个过程十分复杂。我至今奇怪，老百姓怎么能画出这八卦图，而且，从进到出只有一条路。

由此我认为，转灯并不是老百姓学的诸葛亮的八阵图，反倒有可能是诸葛亮的八阵图是受老百姓转灯的启发而画出来的。因为，世界上一切发明创造都是来自于民间，而不可能来自于科研机构与学院。转灯是晚上的事，一旦全部点着，十分壮观。

我们常说“正月十五雪打灯” ，说的就是转灯时的雪景，而不是家里点的灯，家里点的灯雪是打不着的。转灯时，或外村的秧歌队来，或自己村里的秧歌领。全村男女老少都来转灯，乞求神灵保佑平安。这一晚上，伞头要唱许多与诸葛亮摆八卦阵及求神保佑平安的秧歌。我小时候，经常跟在父亲身后转灯，但这些秧歌我都始终没有学会。

 作者简介： 1947年生，陕西清涧县人，现住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曾任一些企业的厂长，经理和报社的总编，也在市政府呆过多年，办过二十年民办学校。出版有多部专著，其中《绝对相对力学》，提出张氏十二定律；《常道》，提出张氏十二解道；《互补论》，提出张氏十二哲理；《绝对相对经济学》，揭开《资本论》的迷雾；还有大型回忆录《追梦》翔实记录了饥饿岁月，动乱年代和希望之春的真实人生轨迹，受到众多学者的好评。曾在《人民日报》、《新华文摘》、《格物》杂志、《中国改革报》、《中国人才报》等报刊杂志发表过数十篇文章。多次应邀在国内外作学术报告，2018年出席世界哲学大会。一生＂烟，酒，肉，赌＂四大戒，每天打坐，站桩，练太极，修身悟道。手机 14703479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