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的岁月 黎明的曙光

           口述：秦怀玉 |整理：杨庆礼

我家住在原博平县杜庄，原有八口人，十亩薄地，深受三座大山的压榨，祖祖辈辈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一九三七年，日寇的铁蹄践踏着中华大地，屠杀炎黄子孙。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的抗日烽火，熊熊燃烧。在地委邵子言、谢鑫鹤、解占柏、郭少英等领导人的组织下，建立了以赵荣锦、陶东岱、柳金铭等同志为首的博平县委。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我县的抗日斗争发展到高潮。我在秦锡佑（秦保三，曾用名秦宝山，范筑先属下的先纵联络科长、北大入党）的带领下，参加了抗日青年救国团，组织和发展了我村的农民互助会，做抗日救亡工作。一九三八年六月经秦锡佑介绍，在本村小学里，秘密举行仪式，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向党宣誓：为党战斗一辈子。同时，县大队长李建民，队副赵其印委托我为一区分队长。一九三八年秋，我是中心支部书记，在我们的保卫下，，地委郭少英部长在我家召开了县委，区委干部全体会议。根据会议精神，我们进一步发展农会，扩大力量，夺取村政权。在秦道青、秦怀芝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和农会的同志们合计好，十一月二十七晚上，到封建地主乡长陈绍成家里，让他让出乡长职务，可是，他拒不接受农会的意见。第二天早上，我敲着大锣，集合全村群众，开会罢免了陈绍成。选出了陈子杰当乡长，宣布了分等拿粮，合理负担的规定，即把庄上的人家分成五等，地多的多拿粮，地少的少拿粮或不拿粮。这样一搞，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了农民的抗日热情。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日寇进驻博平，斗争形势也随之变化。一九三九年我任博平区区委书记，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我们做了大量的敌伪人员及其家属的工作，教育他们不伤害老百姓，鼓励他们起来抗日，支持他们的抗日活动。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在全县同志们的努力下，削弱了敌人的力量，扩大了抗日武装。敌伪人员很少伤害老百姓。一九三九年，我去冀鲁豫军区党委受训时，省委书记张霖之在会上讲，博平县的工作做得好，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赞扬，被评为做敌伪人员工作的模范县，做敌伪人员工作的模范县。我在受训时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

一九四零年春，我从军区党委受训回来，分配到运东地委党校任教务主任。地委书记刘培栋兼党校校长，组织部长董景平，宣传部长郭少英，民运部长解占柏 兼职教员，第一期学员是各区委干部（博平去的有耿兴华，郭庆堂、周子光等）开学典礼上，刘校长讲的话，并宣布由我主持党校的正常工作。第二期学员刚开学一周，那是古历的五月初八，我们行军半夜，住在三十里铺的张小庄。初九拂晓，有的刚起来，有的还未穿衣。我刚去小解，突然一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接着枪声四起，几百名鬼子，疯狂地包围了张小庄。我们大部分是赤手空拳，只有地委领导有几只手枪。刘书记领我们突围，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可惜我们人少，又没有武器。除少部分同志突围外，多数阵亡或被捕。地委书记刘培栋、组织部长董景平、党校班长赵凤臣都奋勇厮杀，最后壮烈牺牲。我和我的通讯员吴金远，还有陈少忠，林梦海，陈世举，王安玉、王玉民，郭振山等三十多人被敌人逮捕。从开始到结束，约有两个钟头。我们被扔上汽车，我望着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的革命烈士们，泪如雨下，心似刀绞。望着鬼子的狼狗叼食着战友的骨肉，眼中喷发出愤恨的火苗，牙咬得咯咯只响，恨不得一口把鬼子们咬个粉碎，心里说，领导和同志们，我们总有一天会给你们报仇的。

我们被捕后，被押送到齐河潘店。第二天，让解手时，我就注意观察地形，秘密商量拼死几个鬼子逃跑。第三天晚上，刮着北风，下着小雨，敌人的活动减少。我们几个暗地里互相解开绳子，准备从前门冲出，按观察好的路线逃出，可是敌人把前门关死了，只好从后门往前冲。我刚冲出门去，不料地下很滑，又几天没吃饭，一脚跌倒在地，把腿摔伤了，不能再跑。这时敌人发觉，追出，眼看敌人的刺刀快到了，我报定了死的念头，便跳入很近的一口井里。不想井水不深，没有死。被敌人捞上来，两个鬼子把我拉到屋里，皮鞭，枪托没命地抽打，我咬紧牙关，没有哼一哼。直打得皮开血流，昏死过去，不省人事。被打得第二天，苏醒过来时，又被用绳捆紧，用铁丝拧住两个手脖子（至今伤痕尚存），和其他难友被关进济南市南关外，中日合办的救国训练所（实际上是监狱和《红岩》中的中美合作所相似，一个多月一期）。他们的目的是经过严刑威逼，地位引诱，使其放弃革命，训练成他们的走狗。

我们在狱中，建立了狱中党支部，我被选为党支部书记。敌人进行他们的教育，我们一面针锋相对地进行宣传，鼓励同志们革命到底，争取不让一位同志变节，同时制造敌人内部的矛盾，使他们狗咬狗。我们一面加强了同监狱外党组织的联系。当时的县委陶书记，让贾庄的王纪明同志给我们捎信，鼓励我们继续战斗，并给我们捎来一部分钱，支援我们的生活和活动（因为我的鞋和上衣都掉在井里）我在狱中率领党员秘密召开了“七·一”和“七·七”两次纪念会，并追悼在张小庄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离开济南时，我们一块被捕的，没有一个留在济南当汉奸特务的，没有一个出卖革命同志的。

经上级党组织多方面做工作，五月十八，我和同志们离开济南，我回到博平，下汽车后，陶东岱书记正在村头迎接，把我接到学校里，将早已准备好的面条下到锅里，亲人欢聚一堂。我把狱中情况向上级党做了书面汇报。经县委转地委批准，给与我和狱中的同志高度评价。陶书记夸奖我在狱中表现的意志刚强，对党忠心不二，不愧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出狱后，县委根据中央为开辟农村工作，干部可降级使用的指示，让我担任博平区委书记，我曾派刘文岭同志打入新民会（特务组织）了解敌情，暗送情报。我记得有一回，他得知鬼子增加了一个师的兵力来山东的消息后，密写情报，放在韭菜捆里送给了我。我曾带领同志们砍电杆，烧碉堡、抓汉奸、除恶霸，利用游击战，打击敌人。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间，我任博平区委书记，兼地下食宿站站长，这个站设在我家，接待过往的工作人员。我的父母及孩子白天黑夜轮流给我们站岗放哨。我嫂子及爱人照料同志们的食宿。记得吴海涛同志曾在我家住过两个多月，我这个家当时远近闻名。到一九四三年形势发展越来越紧张，日寇汉奸的活动愈来愈猖狂。一九四三年古历三月十四日晚，花园罗兆荣的中队长陈世忠打罗兆荣。目的没达到逃走，罗到处抓人杀人。在我村除了杀杜光荣外，把陈少忠、秦西增两名党员抓走，交给日军，关进博平监狱。我当时正有病生花，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十分紧张，因为这两名党员知道很多党的机密，万一被敌人得知，会给党造成一定损失。我不顾个人有病，也不顾个人出头露面会引起杀身之祸，就骑车直奔博平，找到侯登明，一块去监狱探监，看望鼓励狱中的同志，后来全县党员捎钱给他两，又找人保出，使党没受损失。

由于罗兆荣逐步与共产党对立，加上本村的阶级敌人经常去罗兆荣处报信，罗兆荣有意将我杀害。一九四四年春节后，我村罗的传令兵向罗报慌情，说我回家过年了。正月初三傍晚，罗兆荣带领整个传令队，闯进我家，找不到我就想把一家人抓到罗庄，全家人都不走，罗就下令开始屠杀。匪徒们把父亲挑死在茅房旁，罗兆荣动手打孩子他娘，二孩子哭着骂罗兆荣，罗兆荣亲手把二孩子打死，最小的沁妮被传令兵活活劈成两半，母亲，妻儿都被生生打死在院子里。并把我嫂子从墙上扔到外边，好心的穆松之老人闻讯赶来时，家中已经是一个个侧卧在血泊之中，一幅难以描述的惨景出现在乡亲们的眼前。乡亲们无不失声痛哭，罗的势力大，又狠毒，很多人不敢过问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