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像山风一样自由
赵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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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南的连绵群山里，分散着数以百计的小村庄，村庄是寂寞的，村庄里的人们和大山一样寂寞。不过，总有一些像山风一样自由的人，随着春风悄悄息息地来到山中，将山外的最新讯息传递给不曾出山的人们。
1.收头发的人
山区的冬日比平原和城市冷得更彻底一些，孩子们裹上了厚厚的棉衣，穿着略大一号的棉鞋，背着大大的书包，摇摇摆摆地走在校园里，宛如一只只可爱的小企鹅。我虽然早早地打开了空调，但凛冽的寒风穿过结冰的河面而来，径直地穿过门缝和窗缝，毫不留情地扑打在我们身上。我总是在晨读时，不停地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在每个同学身后静立一会，听听他们读的是否正确，顺便检查一下他们的小手、小脸是否有冻伤。看到有的孩子脸色发紫，便会询问他们是否吃过早饭，顺便把藏在衣兜里的微型暖水袋塞到他们手里。
今天星期一，晨读时，我发现班里两位原本长发及肩的女生，头发不仅短了很多，一些地方的白色头皮在稀疏的发丝间裸露着，我想也许是被收头发的“收”走了。为了肯定我的猜想，问了两个孩子，果真如我所料。
每到冬天，愈是寒冷的时候，大山里总会来这样一批骑着自行车，拿着大喇叭，走村串户喊“收头发”的人。他们衣着陈旧，长相相似，一个破旧的黑色塑料硬皮包，一把剪刀，一把剃刀，一块白毛巾，便是全部家当了。他们的口音和我们这里的接近，但又不完全相同，我便猜测他们是从比我们这里还要贫穷的附近山区来的。问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总是嘿嘿一笑，露出发黄的牙齿，并不接我的话。仿佛他们的出生地是一个巨大的秘密，他们小心维护着自己的家园，也就暗暗隐藏起自己的姓名和职业；说到底，收头发并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多么光荣的职业。
为什么他们会在冬天来呢？小时候，母亲对我的“十万个为什么”很是头疼，丢下四个字“自己去想”，便抱着毛线球去太阳底下找邻居打毛衣去了。我便认真地琢磨起来，渐渐有了思路。农村人，生活方式陈旧，洗头需要烧水，洗完头等着晾干需要时间，买吹风机是件奢侈的事；即使买来，也要有耐心吹干。孩子们总是等不得头发干透，便跑出去玩耍，回来非常容易感冒。所以，把头发剪短一些，既容易打理，还能卖一笔可观的钱，何乐而不为呢？
记得儿时，一位姑姑垂到腰间的麻花辫子卖了300元，在当时直接换了一辆金鹿牌自行车，简直和现在家中买了辆汽车一样骄傲。还记得，另一位姑姑舍不得卖头发，结果去赶庙会时，被人偷偷地将头发剪了去，伤心的大哭大叫。这些记忆并没有随时间淡漠，可见，山村生活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创作的素材之源。
我问两个孩子，头发卖了多少钱，她们不约而同地说“300元”。虽然现在的300元，已不能与20年前的300元同日而语，但仍然可以给孩子们换来一件棉服或是几本课外书，对这些山里孩子来说仍是一笔额外的馈赠。
看着她们短如兔尾巴似的小鬏鬏，问道“怎么舍得剪啊？心疼吗？”她们羞涩地笑了笑“反正还会长的”，这群可爱的山里姑娘。
收头发也只见于偏僻落后的农村，城市很少有收头发的，在城市里，女人们重视自己的头发和脸面一样重要，光是洗护、精剪、烫染，就要用去她们太多时间和金钱，她们怎么舍得将精心养护来的头发轻易卖掉呢？有一次，我在城市繁华的街角，又听到熟悉的“收头发”的喊叫声从大喇叭里飞出来，眼睛充满疑惑地紧紧盯住那个收头发的摊位，觉得一男一女两位老人肯定要白忙活了。果然，我在那里一天来来回回多次，没有看到那个矮凳上有等待剪头的人。老人在萧瑟的寒风里，将手揣进袖口里，茫然地看着如潮的人流。黄昏时，他们终于来生意了，一个穿着橘黄色大衣的长发女子，木然地端坐在那个矮凳上，老人手里的剃刀正娴熟地在女子发丝间飞舞，刀起发落，很快女子便只剩几缕长发遮盖住头皮了。我忽然有种很心疼的感觉，仿佛剪得是我的头发。我忍不住多看了那个女子几眼，和我一样好奇的路人并不少，在我们心里，这衣着时尚的优雅女子，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难过的事，可能刚刚失恋或是和爱人吵架，才一时冲动，剪掉长发的。但头发长在别人头上，我们又有何办法呢？借用孩子们的一句话“反正还会长出来”。
2.赊小鸡的人
春天的暖煦春风里，总会有一群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的人。他们吸引人的是车后边架起的一个大大的笼筐，里面挨挨挤挤地装满了嫩黄色的小鸡雏。他们一边慢悠悠地骑，一边卖力地叫唤“赊小鸡了，赊小鸡了”，总有手上还粘着面粉或洗着青菜的妇人们，听见这叫声便急急忙忙地围过来，还要大声招呼附近的邻居过来，不多时，笼筐前便围满了叽叽咋咋的大人和孩子。
农村人，庭院大，花草大多种在花盆里，刮风下雨时可以自由地搬进搬出；有土的地方绝不会让它闲着，一般会齐整整地种上几畦菜苗，小白菜、油菜、香菜等密密地、绿绿地在春风中蓬蓬勃勃地生长着，几乎一天一个样。有花有菜园，没有了几只活泼的小鸡，这院子便有几分落寞。所以，赊小鸡的人一来，寂静的村庄开始活泛起来，不多时，谁家赊了几只鸡苗的消息便会从村南传到村北。也有的妇人不愿意喂养家禽，但耐不住自家孩子一遍遍地哭着缠着要，便也赊几只小鸡来喂。孩子们一放学，便会这家窜到那家，观看各家的小鸡和鸡舍，回来后处心积虑地搬来砖块和瓦片，非要建造一个自认为世界上最好的鸡舍不可。妇人们忙得很，她们最多嘱咐一声“别砸了脚”，便去地里忙活了。
我对这些外来卖小鸡的人，总是充满了好奇。他们好像魔术师，每天一笼筐一笼筐的将这些小鸡带到一个个村口巷尾，让人们挑选、购买。他们是怎样从遥远的南方，将这么多只小鸡，安然无恙地带到这偏僻的鲁西南山区的呢？他们说话的语速很快，眼睛里闪着南方人做生意的精明。他们好像对山里的节气摸得比我们还准，总是在晴和的日子来，小鸡们全都健健康康、可可爱爱的萌萌样，让人看一眼就要把眼珠子丢进笼筐里，好一会儿才能恍过神来。而且他们不是卖 ，而是赊，就是你要是觉得好，先带回家养着；等到秋天，他们再来收小鸡钱。因此，他们的记性特别好，哪一家住在哪里，赊了多少只小鸡，他们全都记在了心里。农村人实在，没有签字画押这一说，但秋天一到，不管小鸡的成活率如何，大家都会痛痛快快地把赊欠的钱还上，绝不会有纠缠。
我对这种做买卖的方式感到好奇，慢慢地体会出其中的心酸滋味。春忙时节，庄稼刚刚播种，农人手里没有余钱，如果不是赊小鸡来养，相信很多人家是心有余而钱不足，这样鸡贩们历尽千辛万苦带来的小鸡，就有可能因卖不出去而在波折的道路上夭折。所以，先赊出去，等到秋天，农人丰收了，再来收钱，不失为一种聪明之策。其次这里面有一种叫诚信的善良在鸡贩和农人之间平衡着，正因农人相信鸡苗是健康的，所以才敢赊小鸡；而鸡贩相信农人秋后会还账，所以才敢将小鸡赊出去。一种质朴善良如山里的泉水，清亮亮地流淌着，多少年来，没有改变。”
那一年，我家赊的二十多只小鸡只成活下来两只，秋天鸡贩笑嘻嘻地来我家时，母亲忙不迭地把早已准备好的鸡钱拿给了那人，并说鸡长得很好，明年还要再赊一些来养。母亲从不说谎，她那天的话却明显掺进了很多“水份”。我不解地问母亲为何要这样说，为何不能实实在在地说，可能还会少付一些鸡钱。母亲却说“你看他们容易吗？春风一吹，他们便来了。来的时候头发还短短的，走的时候头发都能当帽子了？”是啊，春天风沙大，他们衣服的褶皱上总是落满了山地的黄土和灰尘，顾不上洗，便顺手拍打一下。“他们也是有家的人，他们也是一个家庭的父亲，舍下家和孩子，来我们这穷乡僻壤混口饭吃，咱们还是不要太计较了。”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这鸡苗不错，是咱们山区经常倒春寒，这些小鸡感冒了，咱们也不注意治疗；小鸡本来好好的，你们非要捧在手心里玩弄，这么稚嫩的鸡苗，哪经得起你们的摆弄啊？还有那狡猾的黄鼠狼，总是来鸡窝里偷小鸡，防不胜防啊。”母亲分析着鸡苗成活率不高的原因，我也觉得和赊小鸡的人并无关系，便不再做声了。或许在人来人往的世间，本就有一些如蝼蚁般的人，蜷缩在命运的手掌里，从事着不同的分工，成为安身立命的所在。
春风来，他们来；秋风起，他们走。他们带着一家人的希望而来，满载一份诚信而走。他们的肩上担着故乡的山水，背着异乡的日月。
3.修雨伞的人
夏日的骄阳，晒得知了在树梢上烦乱地叫着，卖西瓜的老人在树荫下打着盹，孩子们跑去溪流中嬉戏玩水。这时有一群不怕晒的人，正分散在各个村的村口或磨盘旁，等着给村里人修伞。每年的这个时节，这群安徽人便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所大山里，靠着手艺活，与人方便，自己赚些零用钱。
最开始时，是因为安徽夏季经常发洪水，这些人的前辈逃难逃到了这所大山中。山里人的淳朴，吸引着这些安徽人一年又一年来到山中。即使现在条件好了，“逃难”这样的字眼再也不见了，这些以修伞著称的安徽人，还是会在山中寻觅一些活计。
山里人过日子精打细算，修一把伞只需要一两块钱，买一把新伞却要十几块钱或几十块钱。把家中的几把旧伞略一收拾，堆放到安徽人那里，便去忙农活了。修伞人只要一坐下，就有人不停地抱着伞过来，不用说哪个地方坏了，修伞人的目光在伞上停留片刻，便能如医生“望闻问切”一般，立刻判断出伞哪里出了问题。无论是伞柄断了，还是伞骨折了，或是零件生锈了，都能在他们手里“返旧如新”。
知了叫得那么聒噪，他们也不嫌烦，直到日头偏西了，他们才会将伞摆放整齐，等着主人将这些伞领回家。他们一般会在我们这里呆一周左右，便会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我们这个大山里，不下一二百个村庄，他们便会在这山山水水间逗留挺长的一段时间。有时候，我去邻村见到他们，会有一种见到故人的亲切感。
“还没走啊？”
“快了，快了，八月十五快到了，该回去过节了。”
我的梦中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一轮明月下，在安徽的稻花香里，这些人捂着兜里厚厚的毛票，欣喜地走在家乡熟悉的小路上。他们的妻子牵着儿女，正踮着脚尖眺望远归的游子吧。如果他们知道，他们被我写进文章中，还称呼他们为“游子”，他们肯定会嘿嘿一笑的。
4.消失的云燕
在这所寂寞的大山里，因为有了形形色色的如山风一样自由来去的人，源源不断地将山外的新鲜事带进来，丰富了山里人的生活，开阔了山里人的视野。除了收头发的、赊小鸡的、修伞的，还有卖冰棍的、卖糖葫芦的、做糖人的、放电影的，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如收购旧家具、文物的人，晃着一双贼溜溜的眼睛，在小村庄各家各户的屋里屋外扫射。所以，对于这些村外的人，村里人并非都是善意的微笑，他们有自己的辨别。对于他们看不上眼的人，大家会群起而上，将人轰走。大人们也会嘱咐孩子，不要和不相熟的人走太近。那些年，每个村都有一些大姑娘、小闺女，在那些外来人走后，不知所踪。大家总是觉得，她们应该被那些山外的人骗走了。我却相信，骗走她们的，应该是山外所谓的缤纷世界吧。可能大山禁锢了她们的梦想，她们也想做山风一样自由来去的人吧。
只是那些崇尚山风一样自由的姑娘们，你们在外面过得好吗？春天来了，大山依旧草木葱郁，故乡的月亮依然高挂夜空，它会进入你的梦乡吗？山中的夜晚，星星点灯，希望它们可以帮你们照亮回家的路。
对我来说，山中最难得的是温暖的静谧。我是一位小学教师，每天和班里五十多个如鸟儿般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在一起，耳朵里始终是聒噪的。回到家，家中的两个孩子也是吵得不可开交。深夜里，马路上来往的车流声也总是将睡梦中的我惊醒。现代人，想寻一处幽静之所竟变得困难起来。
所以，只要一有空闲，我便会选择去山里躲清静。在山脚下的村庄里走走停停，目光被青石垒砌的房子牵绊，更被伸出院墙外的一枝红杏或一簇桃花惊艳。大山或许是寂寞的，山花或许是烂漫的，但谁都不可否认这大山里最美的是一朵朵如花儿般娇艳的姑娘。这大山里每年都盛产一批顶着红盖头嫁出大山的漂亮姑娘，她们是大山最好的礼物。这么多年了过去了，我这个蹦蹦跳跳的小丫头也早已穿一身红衣嫁到了山外，那个飘逸如云的女子却始终没有消息。
我的脚步总是不由自主地走向山中老学校旁边的那个破旧的院落，或许只有我知道，这个院子里曾经有一个姑娘，她教给了我什么是歌声，什么是美好。
小学四年级下学期，一个温暖的春日，教室里闪进来一个活泼娇俏的身影，一个嗓音甜美、眼睛弯弯的女教师轻快地走上讲台，“孩子们，从今天起，我来教大家音乐课，你们可以称呼我云燕老师。”
教室里短暂的沉默后是雷鸣般的掌声以及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这么多年了，我们这群山里的孩子从来没有上过一节音乐课。今天，竟然来了一位如此年轻美丽的音乐教师，孩子们怎能不发狂呢？
云燕，云中歌唱的燕子，这名字真美啊！云燕老师身材娇小，个子不高，一张苹果似的圆脸上，有着果皮般粉嫩的细滑肌肤，带着青春的光泽。她的眼睛并不小，但她喜欢笑，一笑眼睛就弯成了新月，让人特别想亲近。她的嘴唇中间稍厚，两边薄，一笑起来也是和眼睛一样往上翘。她的头发也是烫成弯弯的小卷，所以她给人的感觉是眼睛弯弯、嘴角弯弯、头发弯弯。她喜欢穿粉色的的确良衬衣，并将上衣束在条纹裤子里，这样正好将她细细的腰肢凸显出来。她是学校里唯一一个穿高跟鞋的女教师，黑色皮质高跟鞋上镶着一朵黑色蝴蝶结，显得那么的俏皮，将她的个子挑得更显苗条。
是她，带领孩子们第一次走进那间尘封多年的音乐教室，里面有一台落满灰尘的木制风琴，还有几个红漆已经掉得斑驳的腰鼓，几个小号，几个小军鼓，它们在封闭的空间里散发出旧物发霉的味道。在云燕老师的安排下，同学们各司其职，扫地、拖地、抹桌子板凳、开窗通风擦玻璃。比起上课的枯燥，这种锻炼手脚的劳动课更受孩子们喜欢。
等一切收拾停当，我们洗净小手，坐在明亮的教室里，那台旧式木风琴在云燕老师的手中竟然发出了叮叮咚咚如流水一般动听的声音。她闭上了眼睛，忘我的弹奏，我们也学着云燕老师的样子，闭上了眼睛，跟着愉快的琴声在山水间行走，在云朵里漫步，在阳光下奔跑……原来音乐课真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一曲琴声就将万千忧愁赶跑，将恐惧化解，有时真是胜过了千言万语。
我们迷上了音乐课，总是围在云燕老师周围，吵吵闹闹地问着今天有没有音乐课；我们也迷上了云燕老师，有的同学给她采来了带着露水的小野花，有的同学给她送好看的发夹，有的同学将清香的槐花送到她家……
她的家在学校后面那条幽深的胡同里，是一些老旧的房子了，住的也都是一些老人。要不是迷恋云燕老师，我们绝不会走进这深深的破旧的巷子。我有时候会禁不住地想，这种破落的地方怎么会孕育出如此灵秀俊逸的美丽女子呢？之前从来没听大人说过云燕老师，她就像一阵春风，不打招呼，一夜之间带着甜美的歌喉轻轻地飘来了。
那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的节日。我们第一次抹了红红的脸蛋，穿着统一的服装，站在了那个简陋的小礼堂，唱起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孩子们的心仿佛也荡到了天外。
就在这台晚会之后，云燕老师再也不见了，她再也没有来学校；我们跑去她家敲门，也没有任何回应，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去了哪里。好像她从来没有在那里住过，从来不曾出现过一样。有人说她随那些外地人离开大山，去了南方。也许，温暖的南方是云燕向往的天堂，她飞去了那些山外人嘴里一年四季温润如春的远方。只有院子里那棵桃树结着粉色的桃子，在毫无生气的院落里兀自挺立，告诉人们春天花开的时候，曾有一个和桃花一般模样的姑娘在这里生活过。
作者简介：赵娅楠，女，一级教师，山东省作协会员，有多篇文章发表在《山东文学》《绿洲》《厦门文学》等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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