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孟浩然,却因其直接面对皇帝的特殊应制之作《岁暮归南山》而彻底断送了自己的仕途之望:“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尤其是诗中颔联“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两句,即便是雄才大略的唐玄宗,读了之后也不得不感叹道:“卿自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而只能将其放还民间。
我们再来看一看应酬之作。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两位著名诗人白居易和刘禹锡在扬州久别重逢。鉴于二人基本的相同命运、相同情感,白居易在筵席上即兴“选动”一首七律《醉赠刘二十八使君》相赠: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作为“诗称国手”的刘禹锡,也在情绪激动之下即兴“规动”创作了一首七律《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在这种你“唱”我“和”的过程中,“原唱”与“和唱”之间自然形成一种艺术才华的客观“比拼”。著名诗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就是在这种唱和“比拼”中诞生的。若没有当时这种激情“比拼”,中国文学史上怎能会有至今仍然被津津乐道的唱和佳话?
其实,由于在诗歌观念方面的意气相投,白居易与元稹在十三卷的《元白唱酬集》中,甚至留下了千余首的唱和作品,其数量之多令人瞠目。同时,刘禹锡不仅与白居易有《刘白唱和集》传世,还与令狐楚有《彭阳唱和集》印行。在宋代诗坛上,更因为《西昆酬唱集》而出现了西昆体、西昆诗派。西昆体的创作特点,多以律诗进行酬唱创作,并且刻意模拟李商隐的作品风格。虽然其题材大多以“太平诗”为主,但却因《西昆酬唱集》的刊行而风靡一时。
当然,诗词唱和也不仅限于相识、相熟、相交者之间进行。“和唱者”对于“原唱者”,或许并不认识甚至并不生活在同一个时期、同一个朝代。但只要“原唱”作品能够引起“和唱者”的兴趣或共鸣,便会使“和唱者”进行远距离的异地“唱和”甚至穿越时空的隔代“唱和”。如苏轼,晚年曾在海南儋州为东晋的陶渊明写了一百多首“和唱”诗,其风格与陶渊明作品风格十分近似,曾被人评价为苏诗艺术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