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剧历史溯源
淮剧，是我国古老的戏剧剧种之一。她起源于以历史文化名城淮安为中心的苏北里下河地区。淮安是京杭大运河的枢纽，总督漕运部院设置淮安城中；淮安同时又是苏北里下河地区的首府，管辖北起海州（今连云港），南达泰州，东到大海（盐渎县，今盐城市），西抵洪泽，面积三万多平方公里。这样一个丰都大邑自然成为古代戏剧作家的创作基地和演艺实践基地。戏剧大师关汉卿、《水浒传》作者施耐庵，《西游记》作者吴承恩都在此进行创作。古代的南北戏班也是沿着京杭大运河与江南水网和里下河水网“跑码头”演出。历史上淮安城内全国各地的会馆林立，为南腔北调来此聚会交流提供了舞台，南音、昆曲、晋剧、秦腔、豫剧争相来淮安粉墨登场。这种不拘一格的大聚会、大交流，为淮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淮安本土艺人兼收并蓄姊妹剧种之长，吸收本地田歌、祭祀、民谣等民间说唱，创新出“淮调”（又称“老淮调”、“老淮梆子”），同时吸收花鼓、莲湘、跑船等舞蹈而形成以说唱为主的地方戏。“淮调”与“汉调”、“徽调”并称“江淮三大调”。“淮调”当时的从业人员大都为农民，他们忙时种田，闲时唱戏，是半农半艺性质的活动。凡逢庆丰收和祭祀等，就参与做神会的香火戏。他们既“念忏”，也搭台唱戏文。还有一些落魄艺人，打着响板挨门卖唱，人称“门叹词”（一说“门弹词”）。来自里下河的盐渎（今盐城）、阜宁艺人、香火“僮子”与淮安、安东（涟水）、清江浦、淮阴艺人联合演出后，剧目曲目逐渐丰富，形成新的演出形式——淮剧，历史上将其称为“三可子”。
淮剧语言是以今江淮官话的方言为基调，并兼顾附近的淮安、盐阜等地方言而戏曲化的一种舞台语言。建湖县（1941年9月，淮安县南部、盐城县北部划出部分乡镇成立建阳县，因与福建省建阳县同名，于1951年7月改称建湖县，其中“建湖”之名由县境内建阳、湖垛（今近湖）两镇的首字合称而成）地处淮剧艺术发祥地的中段，历史上的僮子、香火戏艺人大多出生于此。该地的语言与周围地区相比，具有语调工稳、四声分明、五音齐全、富于韵味、发音纯正、悦耳动听等优点，为不同时期的淮剧艺人所采用。1961年，淮剧艺术考定委员会界定淮剧语言以建湖县方言语音为基调，同时适当吸收周围地区具有普遍意义的个别字音加以丰富。
淮剧语言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20个韵部。其中四声韵14个，即爬沙、婆娑、图书、愁收、乔梢、开怀、齐西、谈山、田仙、辰生、琴心、垂灰、常商、蓬松。实际运用中，通常将“辰生”和“琴心”混合使用。14个四声韵中，阴平、阳平字因在唱词中专用于下句，故称为下韵；上声、去声字专用于上句，则称之为上韵。此外，还有6个入声韵，即霍托、活泼、六足、黑特、邋遢、锅铁。入声不分上、下，习惯称之为“一字韵”。
淮剧没有过多侬言细语的爱情故事，而是以家庭悲欢离合构出生动曲折的情节内容，以劝人为善的伦理道德为主题。淮剧的形成过程中，正是苏北人民遭受水、旱、蝗虫以及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在此背景下孕育了淮剧悲苦的特色。因此其他剧种没有像淮剧这样悲得真切，悲得自然，悲得呼天抢地。所以深受低层观众欢迎。
据有关资料记载，淮剧的传统剧目有“九莲十三英七十二记”，上述的剧目中淮安的地名多次在淮剧的唱词中出现，从中便可看出淮安既是淮剧的发源地，同时又是元、明、清时期千里运河线上的水陆枢纽。
淮剧《牙痕记》说的是淮安城东安家村的安文亮在六合做教书先生，辞馆回家路上病倒在仪征破庙中，无钱看病仅靠八岁儿子安寿宝乞讨度日。安寿宝为治好其父的病，卖自身到珠宝商人柳半城家中做义子。其母顾风英知晓后，后悔莫及便沿途从仪征、扬州、高邮到淮安寻儿，故唱词中有“臣妇本是淮安人，随夫辞馆回故乡。路过仪征丢路费，我夫得病难动身，八岁娇儿名寿宝，为父治病卖身……”这样的倾诉。
淮剧《蔡金莲告状》剧情内容：福建泉州书生王文勇、王文虎兄弟俩是官宦子弟。父母去世后，家中又遭火灾，沦落到祠堂栖身。王文勇奔京赶考，得中状元征守边关九载。后被朝廷派往两淮，就任府官。而王文勇妻子蔡金莲及弟弟王文虎留在家中，王文虎却遭到巳有婚约的老丈人诬陷被关押官牢。后蔡金莲千里寻夫来到淮安，在公堂之上相见了已当上两淮王的丈夫王文勇。故王文勇唱道：“几次修书人不在，说是家中遭祸灾。王命在身实难违，初此上任到两淮。”
淮剧《三女抢板》剧情内容：衡山知县黄伯贤在公堂审理案情，巧遇被审的王玉环是恩人王志坚之女。并发现被告王玉环是蒙受冤情。但贺总兵依仗严嵩权势，他的三子强抢王玉环导致自身失足落水身亡，却威逼黄伯贤斩王玉环为子报仇。黄知县处于矛盾之中，他的女儿和义女知道后，愿替王玉环一死。于是三女展开一场舍生就死的“义争”。后议定在板子上写有“生”与“死”的字，三女中谁摸到“死”板，谁就去顶杀头之罪。三名少女演绎了三女抢板感人场面。最后，扮成卖卦老人的海瑞赶到现场才峰回路转，使无辜免遭非命。故黄伯贤唱道：“那一年我离开了淮安山阳县，去到京中考状元。在那黄河渡口旁遭风险，小舟遇浪底朝天，若不是王志坚冒险入水。如不然我黄伯贤命丧黄泉……”这出戏歌颂了古代人民伸张正义，舍己为人的优秀品德。
淮剧《窦娥冤》又称《六月雪》，是元代戏剧家关汉卿路过楚州（唐代淮安史称楚州），听说民女窦娥感天动地的冤情后，编写的一部戏。故事情节是这样的：家住楚州北门的孝女窦娥，蒙受不白之冤，被昏庸的府官处以死刑。结果感动天庭，楚州大旱三年，六月降雪，终冤情大白。现淮安尚有“窦娥巷”遗迹。淮安第二届淮扬菜美食文化节期间，楚州淮剧团（现淮安市第二淮剧团）上演的新编大型历史古装淮剧《窦娥冤》，倾倒了众多喜爱淮剧的观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修复后的淮安府衙以声、光、电的多媒体技术，生动再现当年在此审理窦娥冤案的场景，非常逼真，昭示后人。
淮剧艺人与其他剧种艺人同台演出，是淮剧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清乾隆55年（公元1790年），徽班从淮安登船进京，徽剧也流传到淮安。徽剧流传到淮安地区后，对“三可子”的影响极大，淮剧艺人在与徽剧同台演出中，吸取了徽剧的表演技艺，这种同台演出的形式，被称为“皮夹可”。淮剧从“皮夹可”的演出形式中，吸收了养料，丰富了剧目和曲目。
1841年，上海开埠，大批苏北穷苦百姓涌进上海，成为开发大上海的第一批“农民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淮河洪水泛滥，洪泽湖大堤周桥段溃堤，苏北各地贫困农民，淮戏艺人，纷纷举家逃荒，沿京杭大运河南下，或沿里下河水路涌向上海。上海的文化海纳百川，多少样式、多少品类的文化形态进入上海，都会在这个大熔炉、大学校里成长发展，都会在这个大家庭里享受艰难和温暖，都会有说不尽的悲欢故事值得回忆盘点、值得纪念。
淮剧在上海的百年岁月，相当崎岖艰辛，可以说没有过多少富裕日子，但淮剧对上海文化乃至经济建设，的确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淮剧到上海来，不是来上学进修，不是来经商发财也不是到大剧场里打天下，它是随上世纪初大量苏北难民逃到上海、靠一些粗浅老戏谋生的。淮剧艺人本身，往往就是难民。其后几十年，苏北难民不断涌来，多数成为工厂工人、码头苦力等。淮剧只能在杨树浦、闸北的三四流剧场甚至是露天大棚演出，主要为苏北同乡服务，为入沪的苏北“农民工”带去乡音。他们进不了中心地区的大剧院，进不了主流文化的欣赏圈。淮剧艺人和淮剧观众都属于社会的底层。流落在上海的淮戏艺人，为了改善生活，便三五人自由组合演唱淮剧卖艺。1916年，上海有了首家演淮剧的“群乐戏园”，淮剧开始向剧场艺术过渡。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生态环境也养成了淮剧的特殊境遇和特有性格。一方面培育出了淮剧艺术的粗犷风格，一方面涵养了淮剧艺人的朴实艰苦作风。而最有意义的，是日积月累地促成了淮剧艺人和淮剧观众相依相存、关系亲密的社会形态。淮剧观众绝大多数是纱厂、电车公司等产业工人，在上海解放初期，工人翻身作主，每当某淮剧团演出好戏，散戏后遇到交通不便时，电车工会专门调出车辆到剧场附近等候散场送客，这是其他剧种见不到的动人情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淮剧是为上海工人提供文化生活最多的剧种，也正因此，1949年前后上海的淮剧团很快发展到十几个。
戏曲艺术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尽管艺人贫困、艺术粗糙，但只要有了观众，就会有竞争。有了竞争，就会出人、出戏、有提高，就会有更多观众。淮剧的历史虽然悠久，但在它进入上海之前，由于海运开禁，津浦铁路修通，淮安已丧失京杭大运河枢纽的都市地位。在苏北故乡贫穷农村中，淮剧艺术水平的提高是极慢的。进入上海后，淮剧有了相对集中的市场，有了一定范围的艺术竞争，有了向兄弟剧种学习的机会，音乐也已逐渐成熟。有了一定数量的常演剧目，有了大量观众的爱好，它的艺术才有了较快发展和积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著名京剧演员高雪樵、赵松樵、周信芳等先后参加淮剧班同台演出。京剧通天教主王瑶卿（淮安清江浦人）、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泰州人）、周信芳（淮安清江浦人）幼年在家乡都受到淮剧的熏陶和基本功的训练；淮剧表演艺术家筱文艳（淮安车桥人）、生角演员周筱芳等在接受淮剧训练的同时也接受京剧的训练。周筱芳的念白和贯口得周信芳真传，酷有其风，故得艺名“周筱芳”。同台演出主要形式为京、淮演员各演折子戏，或间隔安排，也时有剧中演员各唱本剧种的腔调，因而有“京淮不分家”“一台淮戏半台京”之说，这种演出形式，在历史上被称为“京夹淮”。
由于“京夹淮”经常演出，给淮戏带来了京剧剧目，表演艺术，音乐伴奏和舞台美术，从而整体提高了淮剧的艺术水平，使剧种趋向成熟，在此期间，淮剧艺术赢得了田汉、洪深和欧阳予倩等一批艺术名家们的喜爱和关注，并加以悉心指导。上海淮剧出现了马麟童、何益山、周筱芳、筱文艳、何叫天等著名演员，1939年，著名演员筱文艳在“拉调”等唱腔的基础上，新创出“自由调”，使淮剧唱腔大大地增强了表现力。之后，名演员何叫天又创出了“连环句”唱调，进一步丰富了“自由调”。演出的剧目也大为丰富。宋庆龄女士也曾观看过淮剧演出。就这样，淮剧旁枝突出，成为大上海的常驻剧种之一，其艺术实力甚至超过了江苏老家的同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条件，1949年淮剧以一个上海重要剧种的身份迎接上海解放和新中国建立，受到特殊的重视。
与此同时，淮剧的家乡——淮安腹地因共产党为抗日军事割据而形成的盐阜根据地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淮剧作为新四军抗敌宣传的主要剧种也得到了长足发展。1942年成立了盐阜文工团等文艺演出团、队，建立了“淮戏研究组”，不但创作演出了反映人民革命斗争的现代戏，也新创了“新淮调”、“新悲调”等唱腔，并吸收扬州“小开口”（见扬剧）的一些曲子，使淮剧唱腔更加丰富起来。淮剧唱腔除以上主要唱调外，尚有〔南昌调〕、〔淮悲调〕、〔春调〕、〔十字调〕、〔下河调〕、〔叶子调〕等腔调，以及部分来自民歌、小曲的调子，如〔磨房调〕、〔补缸调〕、〔跳槽调〕、〔八段锦〕、〔蓝桥调〕等。伴奏乐器有二胡、三弦、扬琴、笛、唢呐等；打击乐器有扁鼓、苏锣、铙钹、堂锣等。在盐阜“花鼓锣”、“僮子锣”、“麒麟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整套伴唱锣鼓，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鲁艺华中分校为各地的抗敌宣传团体培训了一批批优秀的淮剧演员。并形成家乡的淮剧团体与大上海的淮剧团体走动交流的局面。里下河地区的淮剧团体只需一条小船就可以循水路直达上海。有些淮剧团体还担当了根据地地下交通员的角色。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独特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对劳动人民自己的戏曲倍加关怀，使淮剧焕发出全新的活力，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成立于1953年5月的上海淮剧团是申城成立最早的国家院团之一。江苏省也在盐城地区成立了江苏省淮剧团。苏北盐阜地区各市县、两淮（含洪泽）、涟水，高邮、宝应（含金湖），泰州、兴化和镇江，以至扬州、仪征，安徽天长、盱眙，都有或曾有过公办或民间淮剧演出团体。老一辈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都先后看过上海淮剧团的演出。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著名的京剧八大样板戏中，《海港》就是移植于上海淮剧团创作的淮剧《海港的早晨》。1985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淮剧《水漫泗洲》。1993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同志在北京观看了都市新淮剧《金龙与蜉蝣》的演出。江苏省淮剧团新版淮剧《太阳花》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在苏北农村的一个故事。主人公方大姑含辛茹苦带大两个儿子，一个成了抗日英雄，一个沦为日本汉奸。面对民族恨、母子情，方大姑最终选择亲手毒死了汉奸儿子，保全了全村人的性命。该剧1995年创作至今，已演出580余场，其间几经打磨，目的就是使其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戏曲现代戏。该剧导演是曾执导“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膏药章》的江苏省著名戏曲艺术家余笑予。剧中方大姑的扮演者梁国英和青年演员陈澄都先后荣获中国戏曲梅花奖。青年演员陈澄，以精湛的演技和韵味十足的唱腔，展示了这一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老剧种的声腔力，博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淮安这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既是淮剧的发源地，更是历代名人辈出的地方。淮安的地名不仅在淮剧传统戏中屡屡出现，而且新编的现代淮剧中又有历代名人形象，在舞台上熠熠生光，如淮剧《新旅战歌》是原淮安县淮剧团创作的现代淮剧。反映的是如下一段历史：新安旅行团1935年10月10日诞生于淮安河下莲花街新安会馆内，为宣传抗日救国，行程四万五千里，途经二十一个省、市、区，在十七年的征程中得到周恩来的关怀。剧中江民牛（原型为新旅创始人汪达之）唱道：“周伯伯肩上压重担，日理万机夜筹谋。他是我们淮安人，为救国，从小离家别故乡……”
淮剧至今仍是流行于江淮之间、盐城、淮安、泰州地区以及上海等地的地方剧种。县以上院团有13家。其中，上海淮剧团为国家级院团。江苏省淮剧团驻在盐城市；淮安市拥有淮剧一团、二团；泰州市淮剧团实力十分雄厚。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初期，里下河地区许多乡镇都雨后春笋般涌现出农民自己的自营淮剧团，走乡串村演出，盛况空前。
淮剧唱起来质朴粗犷，高亢苍凉，自有其独特的醇厚韵味和审美气质。淮剧多为悲剧题材，演员尤以唱功见长，那些小悲调、十字调、老淮调、大麦调……经演员有板有眼声情并茂地唱出来，感染力极强，往往台上悲怨慷慨，台下是唏嘘一片。
淮剧既不同于南方越剧昆曲的阴柔，也不同于北方秦腔或豫剧的阳刚，而是于阴柔之中糅合了阳刚，又在阳刚之中渗透了柔美。她吸收了京剧的板式，行腔却又大量采用流行于民间的小调，比较自由，既上得大剧院舞台，又下得民间在群众中小型广场演出，很接地气，深受群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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