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认识或不认识的文友中，汪天钊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特别基于两方面。一是我和汪天钊从未谋过面，压根儿不认识。却喜欢他写的那些文字。因为直击人心，那些文字让我“羡慕嫉妒”，唯独没有“恨”。二是身边的朋友不止一次提起过他，说他性格坚毅果敢，很像南阳的山，说他脾气温和谦逊，很像南阳的水。临了，往往带上一句略略感伤的话，哎，这个人啊，命运多舛。
回溯到2020年春节之前。彼时，手头永远有接不完和结不完的案件。忙是真忙，加上孔方兄作祟，除了法律以外的书籍，我极少专心读完一份报纸或者杂志。好像似乎也有一颗文艺心，可生活如同一树春芽，刚刚生发，一阵风吹过，一阵雨淋过，很轻易就退去青涩，变得老成。性情也是。往前翻看，我的作品定格在2003年4月，最后一篇案例报道发表在《洛阳晚报》上，整整一版。往后，一片空白，薄如纸张。
一场突然而至的新冠疫情，打破了原本按部就班的生活。宅居在家，我把电脑和跑步机放置阳台，除了吃喝睡觉打电话放闲屁之外，码字或在跑步机上慢悠悠地闲庭信步，成了打发惶恐和迷茫的一种方式。于是想到了写作。写出来的文字当然要投稿，投稿就要研究报纸副刊，还要研究那些在报纸上出现过的作者。承认或者不承认，那些在报纸上出现过的名字都是我的潜在“对手”，或叫“竞争者”。
稿子从邮箱里发出去后，感觉往茫茫大海里放去一帆小小的纸船。永远不知道那些纸船会不会行驶到彼岸。很怕它半路即被风浪打翻，沉入海底。和初次投稿时的不安一样，觉得自己仿佛一条在文海里莽撞裸奔的鱼，用一片片鳞甲保护着一颗忐忑心，在不见边际的水里使劲扑腾。
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希翼。
幸运的是，我的文字终于被编辑相中，不到一年时间 ，竟然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我的腰杆子一下挺起来，觉得自己有点文化人的模样。
但汪天钊一下子把我打回原形，让我明白啥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我是从2015年第5期《奔流》上读到汪天钊的文字的。《春天农事》得了首届奔流文学奖。我很好奇，也很意外。意外的是，大奖得主为何不是文坛大亨，为何不是学富五车的名流，偏偏是他汪天钊？好奇的是，大奖为啥偏偏给了一个打工者，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民。更好奇于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字打动了一众评委？
很细致地看完《春天农事》。从此，汪天钊这个名字深深印进我脑海，成了无比崇拜的存在和刻意模仿的对象。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忽然明白，乡土文学也可以有温度，也可以馥郁芬芳。那一片脚下的土地，那一座远方的群山，那一条潺潺的河流，那一群牛羊猪鸡，那些骡马鸭狗，那些畊宏的农人，那些钩挂在屋檐下的玉米穗辣椒串，那些地大物博地圆天方，那些高天流云……都可以成为一篇篇散文的主角。牛有思想，葱有故事，河有归宿，人有七情六欲，天地之尽头，有夕阳晚霞，有星辰大海。读汪天钊的散文，我觉得活着有奔头，死了无挂念，可以很洒脱地面对纷杂世界里的一切。
但我和汪天钊还是无缘。几次采风活动，我俩擦肩而过，几次文友聚会，我去了他没去，他去了我没去。可彼此都知道彼此。我听说过贾红松，这句话，汪天钊说过。而我知道汪天钊说过这句话时，朋友圈里已是一片肃穆。斯人已去。想听真人原版已不可能，除非，汪天钊复活。若他真能复活，一定要好好握一握他的手，像倾心的朋友一样促膝畅谈，或许不能挽留他的生命，至少，能让他被病痛折磨的心能够得到片刻安宁欣然吧。
第一次实实在在计划造访汪天钊是在韩报春家里。那是秋日的一天雨后，空气潮湿，不见天际的阴云笼罩着一栋栋楼宇，院里一棵棵叶脉渐黄的梧桐在雨中默立，硕大的叶片沉甸甸地垂着，仿佛在沉思。花池里那几棵在春风里勃发的月季，装饰了春天夏天，红色和粉色的花朵在深秋里盛开着最后的烂漫，成为潇潇雨幕里一抹让人留恋的风景。原本约好了逯玉克老师，不巧，单位有事，逯老师失约。开始联系汪天钊。他在电话里说他刚出院，身体羸弱，不便见面，我本想接过电话和汪天钊说说话，那端已传来挂断电话后的滴滴盲音。现在回想，当时如果能够和汪天钊说上一句话，哪怕只一句，喂，汪老师您好。那该有多好啊！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遗憾，也有这样那样的缺憾。汪天钊这样有趣的一个人，老天都不愿意给他机会，除了愤懑，除了怀念，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开始于冥思苦想，并终止于冥思苦想。
或许，村姑老师说对了：他就是他笔下的那个“天降的修行者”，现在，他完成上苍赋予他的使命，上天交差去了。
这座城市永远记得他。这座城市里有一些人永远记得他。
他来过，像流星划过夜空一样，嗖地一声，便消逝不见。
作者简介：贾红松，70后，法律工作者，洛阳市作协会员。文学作品散见《海外文摘》《散文选刊》《河南文学》《西部散文选刊》《洛阳日报》等等报刊杂志，散文散见学习强国、党报头条等自媒体，团结出版社出版《岁月悠然》一部，散文多次获奖并有被拍摄为电视散文。
精华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