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之都造就了戏曲繁荣


——从明清时期两淮地区的戏曲活动说起


                      朱 林


      明清时期的淮安（以清江浦为中心的两淮城市），为什么能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为运河沿线的四大都市？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在整条大运河的交通运输线上处于淮河、黄河（现为黄河故道）、运盐河（时名新漕河、官河）等重要河流的交汇之处，在当时已成为“九省通衢”之要冲，“南船北马”之枢纽，得“漕、榷、盐、河”等之大利，被誉为“壮丽东南第一州”。——以这样显要的位置，在当时的某些方面甚至比其他“三都”还显重要。
      如追溯明清之前的史实，最早因有吴王夫差欲北上山东与齐争霸而开邗沟（最早的运河一段）到了淮河末口，即使此地与江浙沟通了联系；因有隋炀帝欲游幸江淮图享安乐而开通济渠到了淮河，又使此地可直通洛阳抵达中原；因有唐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开凿运盐河通到了淮河，使海州所产的淮北盐能由此运往各地；后又因宋朝以降黄河常夺淮，便进一步在两河之间沟通了关联；再后因元朝定都于大都而开会通河连上了黄河（泗水）段，更确定了淮安在大运河上南下北联的中心地位。
      而从明成祖朱棣迁都到北京后，淮安的地位愈加节节上升，先是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漕运总督署设到了淮安（先在府城，后迁清江浦），总督下设察院、道、厅等管理机构，并兼设常盈仓和清江督造船厂，总管着整个运河上的漕运事务。单四大船厂、八十二分厂，就绵延运河南岸二十三里。常盈仓分为四十区，又在北岸绵延数里连成一大片。在那时，全国各州府的漕船都在这里修造；江西、湖广、浙江等地的粮船都要到此地卸粮以入转搬仓，为的是再根据需要分配出军粮、官粮、贡粮等运往各地。——仅就这总漕一项来说，淮安就已被称为“运河上的漕运之都”了。



      永乐十四年，又设户部钞关于两淮之间的板闸，后发展为运河上最重要的货物流转税的征收大关，并统辖着北面的宿迁与南面的庙口两个分关。张鸿烈在《山阳县志·序》中记述道：“天下榷关，独山阳之关凡三”，即可见淮关在全国税收之中的地位。
      嘉靖年间，淮北盐运分司署由涟水迁到了河下，数以百计的山西、河南、安徽等地的盐商们争先恐后地涌来，盐业的经营运销，盐商们的衣食住行，使得原为造船业材料加工集散地的河下镇更加繁华起来。（清道光十三年，盐务又从河下迁到了清江浦的近郊西坝）
      明隆庆、万历以后，因全国的水患主要集中在黄、淮、运数水交汇区域，故到了清康熙年间，将河道总督署也驻节到了清江浦，河督下设淮扬、淮徐、淮海、河库四道，里河、中河、外河等二十四厅，同时，总督还统驭二十四营河兵，故又称河帅。——自有河督（河帅）驻节，清江浦又成为全国治理和管理河道的中心会都。

      这时的淮安，因有河、漕、榷、盐驻节，而形成了官衙林立，冠盖如云的壮丽景象。加之运粮的官民们要在此辗转适闲；造船的工匠衙役、官佐兵弁们要在此食役卜居；更有各方商贾摊贩们要在这里探查行势、贸易经营……而与这些相适应的各行各业就都自然而然地跟着兴盛起来。“夹河二十里，居民数万家”，到清乾隆年间，仅清江浦的人口竟达五十四万，超过了当时的两江总督所在地江宁城。
      在这繁华城市里的三教九流、七十二行之中，要数饮食和娱乐二业最为兴盛，（到后来名扬海内外的淮扬菜就在此时开始发迹、发祥了），从清道光年间的本地举人黄钧宰，在《金壶七墨》中的描述即可窥见一斑：“清江上下十数里，街市之繁、食货之富，五方辐辏，肩摩毂击，甚盛也。曲廊高厦，食客盈门，细縠丰毛、山腴海馔，扬扬然自得也。青楼绮阁之中，鬓云朝飞，眉目夜朗，悲管清琵，华烛通宵，一日之内，不知其几十百家也。”而在娱乐业之中又以戏曲活动最为普遍、最受大众喜闻乐见。在当时，敬神要戏曲，育（娱）民要戏曲，自己享乐要戏曲，巴结奉迎上司和应酬交往都要戏曲，开业庆典、行船过坝、逢年过节、逢集遇会、婚丧嫁娶、寿诞生辰等等都要有戏曲活动。当然，那时在各个地方的戏曲活动都很频繁，但在运河之都的淮安，因有河、漕、盐、榷所特有的雄厚财力和权力作恃仗，这里的戏曲活动则更为繁荣昌盛。
      河、漕、盐、榷中的各方，都能依仗着自己的财力、权力，不仅在当地招揽优秀的戏曲人才，还纷纷到外地去采买名角和学童；而外地的戏曲艺人们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也不断地涌到这里来献艺、来竞争！特别是徽商们招引来徽班，晋商们招引来梆子，江西的客商带来了弋阳，当官者又多数喜爱昆腔，再到后来又兴起了皮黄，所以，从总体上来说，在明清两朝四五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得到“运河之都”所特有的巨额财富的滋养，和得到“运河之都”里达官、显贾们所追求的豪奢享乐的激赏，雅部昆曲在这里成就了辉煌，新兴的皮黄在这里发育逞强，花部弋、梆在这里斗奇争艳，连带本土的地方戏曲也在这时得以催化成长——运河之都亦即是戏曲活动最繁荣的地方！
      而就全国来讲，在那时以运河上四大都市的戏曲活动为代表的中国戏曲，出现了这一历史阶段的鼎盛和辉煌。
      戏曲活动在封建社会的正史之中被记载下来的很少，但在淮安的地方志书中，以及有关的著述中却能见到许多，从这些记述中即可以看出，淮安当时的戏曲活动的确是非同凡响。抄录几则，以作印证。
     康熙十七年（1678年），朝廷在清江浦设置了规模庞大的“江南河道总督衙门”，下辖四道、二十四厅、二十四营。当时用于“南河”的白银每年达四百万两，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而总督及各道厅营的文武官员们，无不藉河工以自肥。他们耽于声色歌舞，各道厅都蓄养“梨园”，无一天不演戏。
      1684年，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时经过淮阴写下的《晚经淮阴》一首诗，就真实地记述了当时的繁荣景象：“淮水笼烟夜色横，栖鸦不定树头鸣。红灯十里帆樯满，风送前舟奏乐声。”
     《水上春呓·河厅奢侈》载：“乾隆末年，首厅必蓄梨园，有所谓‘院班’、‘道班’者。嘉庆一朝尤盛，有积资至百万者，自霜降后，则以数万金至苏州召名优为安澜演剧之用。咸丰十年（1860年）清江浦观剧风气大盛。二月，捻军东进攻下桃园（泗阳），前锋已抵王营，河督庚长还在普应寺宝华堂观剧《打桃源》。”
      薛福成在《庸安笔记·河工奢侈之风》中也记述道：“各厅署内，自元旦至除夕，无日不演剧。自黎明至夜分，虽观剧无人，而演者自若也。”
     孙静安的《栖霞阁野乘·潘芸阁之轶事》，及《清稗类钞·潘芸阁耽声色》二书中有着大体一样的记述：
     道光年间，潘锡恩任河道总督时，已年近古稀，却娶妾四人，每妾又各蓄艳婢四人，皆能歌舞演戏。“署中演剧装服咸备。时或命酒，展红氍毹，令诸婢扮演，其爱妾即在后场理丝竹……遇剧中关目可噱者，（潘）则起至场中，与诸婢狂嬲以为乐。辕下官属咸令之旁观。适演《挑帘裁衣》诸院本，备极妖冶，遂群起狎嬲诸婢，丑态毕露。”——当时的本地杰出文人黄钧宰即根据这一事实编创了一出名剧《十二红》，在当地严禁排演，黄钧宰就将剧本送到了北京，找到以前常在淮安演出的老徽班，由老徽班排练上演，广有影响。
     《淮阴风土记》中还有一段“唱对台戏”的记述：“盖（清江）浦中自光绪元年而有昆剧，其名曰同庆园。明年状元楼开演，而浦中始有平剧。自后舞衫歌扇荣落难祥，而远香、安澜两家为最。慈禧六十庆典，远香班在漕署，安澜班在镇署，皆演《连环套》，于‘朱光祖盗钩’一场，各逞绝技：远香陈吉泰就漕署旗杆猱身及斗；安澜吴容义就镇署飞檐倒挂卷帘……宜其绝伦超群矣！”——由此可见，戏曲在这里的竞争是多么的激烈，而在竞争之中不是又更能推动戏曲的繁荣和发展了吗！
      关于榷关的戏曲活动虽没查到直接记述，但从一事例亦可窥见一斑：河下有一民间艺人孙毓卿自幼酷爱音乐，善于吹弹敲打，深得当时的淮关关长的赏识，关长把他长时期地收留在身边，并命关属的昆班乐人教授其昆曲，到后来，孙毓卿即将学到的昆曲音乐与民间锣鼓结合起来，编创了俗中蕴雅的锣鼓昆曲，俗称武昆。因其清新独特，故盛极一时。先献奏于官衙厅堂，后流入各种庙会，继而广传民间——这即是淮安的“十番锣鼓”的由来。如从客观而论，榷关关长的享乐追求，倒成就了淮安民间音乐的一桩好事！也为研究昆曲音乐的发展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史料。（“十番锣鼓”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再说说商家的戏曲活动：
     从《金壶七墨》中记述的一条——“最奇者，‘春台’、‘德音’两戏班，仅供商人家宴，而岁需三万金。”——即可想见当时的状况。
    《历代小说笔记选·履园丛话》载：“高宗南巡，两淮盐务尤为绝出。例蓄花雅两部，以备迎驾演唱。雅部即昆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二黄调等，统称为‘乱弹班’”。
    《清朝野史大观·清代迷异》载：“高宗南巡……彼时各处商绅争炫技巧，两淮盐商尤甚。于时，凡有一技一艺之长，莫不重值延致……又南巡时须演新剧，而时已匆促，乃延名流数十辈撰《雷锋塔传奇》……又御舟南行之时，双舟前导，戏台架两舟上，向御舟演唱。”
      程易，号吾庐，本是大盐商，后通过经营，历任石门知县、候补两浙盐运副使，曾赴嘉庆元年千叟宴。程氏于乾隆年间，即在淮安建有寓园。园中有合六间为一间专供演戏的揽秀楼，并蓄有梨园小部（女童髦儿戏班）。王琛《游程氏寓园》中描述：“揽尽群峦秀，堂高绝巘巅。怪石齐檐立，枯藤绕屋悬。几回迷旧路，复闼洞相连。”诗人赵翼在《程司马吾庐招引观剧》中赞叹：“画堂弦管彻深宵，小部歌喉绝世娇。”“玉树一行新按队，霓裳三叠小游仙。”程沆在《乐斋主人雨夜留饮出小部佐酒》之中也写到：“渭城高唱可怜宵，最小韦娘也更娇。一曲梁州歌未彻，灯红酒绿雨潇潇。”“雨后月明如洗，主人兴复不浅，更命小伶太湖石畔高低列坐而歌。恍听钧天广乐，不知身在尘埃间矣。”
      再举一典当行的例子：
      王锡纯，字熙台，副贡生，家开肇庆当典，家中澄观园里设有戏台，并蓄有家班。他精于音律，于同治九年（1870年）命自家梨园中伶工，对当时流行的昆剧折子戏十八种八十七出的曲谱进行校正，“变清宫为戏宫，删繁白为简白，旁注工尺，外加板眼，务会投时”，编辑成《遏云阁曲谱》。到了光绪十九年（1893年），由其堂弟王锡祺于小方壶斋活子铅印成书，共八册。该曲谱也是学习和研究昆剧音乐的极其宝贵的资料。
     从以上的众多历史资料中，已不难看出明清时期运河之都的戏曲活动是多么的繁荣昌盛了。单从当年的戏曲活动状况来述说，即可评论出运河之都的戏曲活动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如再研究一下它对后来的戏曲发展的影响，就有着进一层的历史意义了。
      前面提到的《遏云阁曲谱》，对后世研究昆曲音乐大有作用；“十番锣鼓”也证明了当年昆曲对这里民间音乐发展的哺育。那么，对戏曲本身后来发展的影响又会怎么样呢？
      历史发展到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清江浦以北的河道也常梗塞，漕粮多改海运。到了咸丰十一年，清廷正式裁撤了南河河道总署。自此之后，淮安的经济就每况愈下了，常年在这里的戏班有的流向外地，还有的留在这里或走向农村。
      留在这里或走向农村的这一部分艺人中，又有一批因各种原因而与地方戏曲结合了，这样一来，昆、徽、京的专业技能就大大地影响和带动了地方戏曲水平的提高。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淮剧，便在此时发展到了“徽夹可”阶段（因当时的淮剧小戏主要流传于上河、里河、下河地区，故被戏称为“三河子”，又因演唱小戏的艺人有时还要去唱“门头词”或民间说唱，而被民众称为“三可子”）。淮剧向徽剧学习扎靠、打把子，对移植演出的历史故事戏，则称为“靠把戏”，而对演出中新创出来的淮调与徽调相糅合的唱腔，也称之为“靠把调”或是“老徽调”。
      这一时期的淮海小戏（三括子）也常和徽、京搭班演出，三括艺人也多拜徽、京艺人为师，学习技艺，学演和移植徽、京剧目。
      正是由于徽、京艺人们的传授和影响，才使得这里的地方戏曲开始走向了成熟。
      流向外地的艺人之中，就有后来在京城很有影响的老徽班。而最有影响，也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后来成为四大名旦老师的王瑶卿的父亲——王绚云，和后来创立麒派的京剧大师周信芳。

      王绚云，清江浦人，艺名采琳，是本地同庆园昆曲同庆班的著名男旦，后随同庆班北上演出，传授戏艺。其长子王瑶卿亦工乾旦，曾与工武生、老生的胞弟王凤卿一起，被选为清宫的“内廷供奉”。后来的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等人都受到过王瑶卿的指教。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演出时，也是在王凤卿的带领和帮助下，才打开局面的。现在清江浦区仁和巷里还保留有王瑶卿故居。
      周信芳的父亲周慰堂，本浙江宁波慈溪人，家境殷实，为当地名望大族，因其客串演戏违反族规被逐，遂改名金琴仙随戏班“下海”，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前后，从运河北上而来，到了清江浦演出时，年纪二十来岁，饰演青衣，名噪两淮，深受戏迷们喜爱。后娶妻定居于清江浦虹桥旁，1895年1月14日生得一子，取名士楚，字信芳。因周慰堂嗓音失润，经济窘迫，所以周信芳童年的生活是很艰难的，四岁时跟从清江浦的名票、开茶馆的林步云学戏，六岁时，也是在林师傅的陪同下，随同父母去上海求师深造。可以说，周信芳一生憎爱分明的性格，和编演了那么多具有人民性的剧目，是与他小时候的艰苦生活经历密不可分的。周信芳故居亦已修复开放。
     总而言之，明清时期运河之都的戏曲繁荣，虽然已成历史，但它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戏曲发展的影响，还是很值得去回顾、去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