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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公社的日子里（续完）
作者：鲁生琳
要追查让来找我
1973年夏收期间，报纸广抪大张旗鼓地宣传：第一场碾出来的麦子先交给谁？按当时的行话说，应该是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就是第一场碾出来的麦子必须先交公购粮，不能先分给社员。但当时一连下了几天连阴雨，生产队将碾出来的麦子全堆在库房里。那天下着大雨，我披了件雨衣步行到红旗大队，二队队长刘兴汉向我汇报，堆在庫房里的麦子发烧了，怎么办？我立即跟他来到庫房，一开庫房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我用手一试，麦子已经发烧了。我说，兴汉，赶快打铃通知社员带上口袋，每人先按50斤分，他们拿回去就有办法了。兴汉看了我一眼，问，上边来追查咋办？我说上边来人追查，就来找我。难道让麦子烧坏了再分给社员吗？我不信社员辛苦一年吃不到50斤麦子？
直到二队社员都拿着口袋来分麦子，我又去了一队、三队和四队，通知队长赶快捡查庫房，如果麦子发烧，每人按50斤给社员分，责任我负。事后有社员告诉我，那天多亏你冒雨来我们大队，不然几万斤麦子就烧坏了。后来我也想，那天如果藉下雨我偷个懒，在机关唾觉，这几万斤麦子也就完了。
第一次发火
在公社的八年，我不爱呆在机关，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喝一大搪瓷缸子凉水，就骑着自行车去下队。七月天正是给包谷追肥浇水的关键节点。一早我来到张家湾四队，发现一片四五亩地的包谷苗，长的黄干拉瘦，地头有一个拉羊的老汉，我问他，这包谷是不是你队的？老汉说是的。我又问，你看这包谷苗长的咋样？老汉嘆了一口气说，我队上这年轻队长，整天荒荒荒，不知忙啥呢？社员编了顺口溜，说包谷长的，高的高，低的低，骑的骆驼吆的鸡，哥哥领的小弟弟。看着这一片包谷地，我想笑也笑不出来。晚上回到机关，叫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大队，明天早上八点在張家湾四队召开各大队支部书记和各生产队队长会议。
第二天早七点我就赶到张家湾四队，队长正领导社员拉粪，给包谷苗施肥澆水。八点各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到齐了，我宣布开会，先让四队队长说一说，这五亩包谷苗为什么能长成这样？四队队长吓的嘴都哆嗦，说不出话来。最后我讲话，生产队长看到我第一次发火，没一个人说话，我要求回去以后逐块捡查，抓紧给包谷苗追肥浇水，公社组织全面捡查。
过了几天我又去张家湾四队，看到那一片包谷地黑油油齐刷刷的长势，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悦。后来张家湾四队有社员偷偷告诉我，社员看到你那一天开会，批评了一个队长，把全公社的队长都震住了。看来他们都怕你。我笑了，不是他们怕我，是他们哄不了我。
用尿素袋子做褲子
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由干物资匮乏，国家每年给每人发六尺布票，不夠缝一件衣裳。农村一些社员用从日本进口的尿素袋子做衣裳。这种化纤品看起来很薄，但不透气，穿在身上很热，遇到下雨，被雨淋湿后很难脱。讲究一点的人，买一包染料，自己染成黑色或咖啡色做裤子。有些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稍微用水一洗，直接做成短袖衫子，上边的字还没洗下来，就穿在身上，下地干活或上街买东西。当时流行一个顺口溜：看起来飘，穿起来燒，最怕下雨被水浇。风吹呼喽喽，走路风摆柳，胸前是日本，脊背是尿素。
70年我到红旗公社以后，整天和社员一起，将原来的旧衣服穿完了，长袖衫子烂了改成短袖，短袖脊背烂了，又用裁下来的袖子补在脊背。褲子的两个膝盖和屁股两边都是补丁。我也花一元钱买了两个日本尿素袋子，买了一包染料染成咖啡色，花5角工钱让裁缝做成一条褲子换着穿了几年，直到进西安以后才淘汰送给农村人了。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挺有意思，也算一生一个小经历吧。
难啃的骨头也得啃
红旗大队第三生产队，历史上的宗族斗争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派性，两派羣众明争暗斗直接影响到生产，公社干部把这当作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谁也不愿意到三队去住队。74年4月一天，我从塬上下来路过三队一块麦地，麦子长的像猴毛一样，比二队和四队的麦子差了一大节，我回到公社以后和其他几个领导商量，这个队长必须换。
怎么换呢？这个队派性严重，原来的队长曹德祥，人很本分，带领社员把三队搞的很好，夏收期间德祥上了脱粒机一天一夜不下机子，在全公社都是有名的，硬被另一派攻的曹德祥不干了，另选上来一个队长，这人游手好闲，把生产队搞成这个样子。要换掉还得讲究些策略。
第二天下午我和公社两个干部来到三队，正是上工的时间，我让队长打铃将社员集中起来，我没说什么，让社员跟我走，我走在前边，社员跟在后边，上二道塬来到三队的麦地里，我叫大家看，人家二队和四队的麦子都抽穗了，咱们的麦子长的像猴毛。我也没批评队长，让社员自己看，我要让事实说话，把决定队长的权利交给社员。
看完以后回到队上，将社员分成四个组，每组指定一个记录，将每个人的表态记下来，要记祥细，约一个多小时曹德祥又被社员选成三队队长。会结束以后，我们准备回公社，来了一个姓姬的年轻人找我，说今天的选举有问题，我问他有什么问题？你看那麦子长的有问题没有？社员一个一个表的态，白纸黑字记录在案，你说有什么问题？问得他没话说，灰溜溜的走了。
厂社合作才是正道
陕西秦岭发电厂是60年代建成投产的，就在红旗公社范围内。发电厂占柏家嘴大队百十亩地，和公社的关係不太融洽，从公社干部的言谈中能听到对电厂的不满，我来时间不长，不了解情况，不好说什么。
一天晚上我从生产队回来，坐办公室的干部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他今天把电厂张书记怼走了，他对张书记说，你们电厂大国沙文主义严重，根本不把公社放在眼里。怼的老汉拧身就走，且边走边说，我跟你不说，我跟你不说。这个干部分明是在我跟前表功，我当时也不好批评他。回到房子以后我坐在办公桌前沉思，电厂张书记是一个13级老干部，刚解放就任一个县的县委书记，我们这些年轻干部不知道天高地厚，明明对人家不尊重，还说人家把公社没放在眼里，公社和电厂搞好关係有什么不好呢？看来问题不全怪干部，必须从领导做起。
过了几天我亲自去拜访张书记和王厂长，征求他们的意见，听他们有什么要求。他们告诉我，附近几个生产队经常向厂里要钱要物，一次不能满足，就派社员不是堵门就是放墙，把他们搞的很头痛。我向他们表态，我帮他们解决这个头痛的问题。一次我很严肃地给几个生产队的队长讲，今后，如果想问人家电厂要钱要物，先经我批准，如果不经我允许随便去堵门放墙，拿你队长试问。从此以后一直到我离开公社再没有听到堵门放墙的事。
公社和电厂的关係搞好了，电厂的很多临建工程，土方以及临时用工都由附近一些大队和生产队来承包，公社办的一些企业如果需要电厂帮忙，电厂有求必应，公社经常帮助电厂协调和大队生产队的关係。这时候公社干部再没人说电厂不把公社放在眼里了。
中间发生过一个小挿曲，时间长了，人也熟了，电厂张书记可能看我这人还本分，想叫我去给他厂当宣传科长，征求我意见时，我笑了笑没有表态。过后他匆忙地派他厂组织科科长薛克林去咸阳市委找王洁书记，我估计張书记可能和王洁书记认识，薛科长见王书记后说想请咸阳市委支持他们一个干部，王书记说你想要谁？薛科长一说我名子，王洁说了一句话，你那里有这样的干部给我两个。薛科长回来给我说时把我逗笑了。
我的一次“特殊化”
1973年正月初五，公社收年假的第一天，按市上要求，我去柏家嘴大队向党员干部传达中央一号文件。开完会己经快一点了，我准备回公社机关吃飯，大队支部书记陈江山把我拉到他家，让老伴炒了一盘子红署粉条，他倒了一壶酒，要和我干几下。那个年代干部最忌讳特殊化，老百姓也最反感特殊化，所以我还有些犹豫不好意思。江山看出我的心思，将筷子往我手里一塞，说吃吧，又不是七碟子八碗，你怕啥？一句话说得我心里热呼呼的。
陈江山是农业合作化时期成长起来的老党员，当了20多年干部，为人忠厚诚实，说话一是一，二是二，直来直去，实打实，社员都信得过他。是的，又不是七碟子八大碗，你怕啥？既是关心，也是信任，一句多么热情朴实的话呀！这说明他没有把我当外人，我和农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赿近了。
作者简介：鲁生琳，1935年生，陕西旬邑人。1961年陕西师大毕业留校，任政教系政治经济学助教。后陆续调咸阳市周陵中学、渭城区红旗公社、咸阳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新城区委宣传部、西安市委宣传部从事教育、基层领导和宣传工作。1984-1992年担任西安市新城区委书记，1993-1996年担任西安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曾在省内外报刊发表各类作品近百篇，现已结集出版《春播秋拾》散文集等，作品感情真挚、意蕴深厚、语言隽永，深受读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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