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顾广梅
张炜，1956年生于山东。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1975年开始文学创作。获
文体创新、语言去蔽与生命美学三重奏
——张炜中篇小说再阐释
文｜顾广梅
20世纪80、90年代，张炜在中篇小说创作领域取得不可小觑的实绩，与其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互补互衬。相比之下，批评界对张炜长篇小说的讨论和阐释较为充分，而对其中篇小说缺乏持续关注和深入把握。本文选取张炜的五部代表性中篇小说作品，在文学批评史原有的阐释基础上勉力尝试一种新的再阐释，以期更大地打开张炜文学世界的审美空间和精神空间，并愿意为未来的再再阐释提供可对话可讨论的基础。
总的看来，张炜的中篇小说创作主要在文体创新、语言去蔽和生命美学三方面进行艺术建构和自我超越。本文选取的五部作品集中体现了这三方面的追求：《蘑菇七种》《瀛洲思絮录》做了今天看来仍然极具难度的文体创新和艺术探索，《你好！本林同志》无疑是一部语言去蔽、重构语言的典范之作，《护秋之夜》《葡萄园》则在浸润于饱满鲜活的生命实相中建构独特的生命美学，并指向审美乌托邦。如题，这三方面在每一作品中虽然各有侧重，但多数情况下它们是以三重奏的合音之力共同奏响文学之美的乐曲。为了更好地深入作品细部，以下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完成再阐释。
一、《蘑菇七种》：
物性、人性与自出机杼的小说
首次发表在《十月》1988年第6期头题的中篇小说《蘑菇七种》，或许是迄今为止张炜写得最自由最富激情的一部奇作。海边丛林里种种奇人异事和怪物幻相，构成一个神思遥迢文辞斑斓的审美世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物”与“人”之间，这部奇作竟能迸发出如此丰富驳杂的“赋形”（卢卡奇语）力量，令人慨叹现代小说重塑经验、再造生活的强大能力，其在艺术诗学上展开的高难度搏击不仅深刻挑战着小说既定的写作规范，而且挑战着现代读者的阅读期待，甚至挑战着当代文学批评界的阐释经验和评判标准。
张炜无疑是当代文坛最早自觉观照“物”、自觉写“物”的作家之一，他卓尔不群的写作意识和写作精神由此可见一斑。小说名曰《蘑菇七种》，揣度思忖其中隐含的深意，究竟是为物写物、物即目的，还是以物观人，人乃终结？抑或是二者暗中交织兼具？细观“蘑菇”一物，作家的匠心独运在字里行间
在物性真实或是物性荒诞的往复交织中，小说对人性的观照与揭示同样细致入微毫发毕现。小说虽以中篇为幅宽体量，却成功塑造出性格迥异、命运遭际不同的各色各类众多人物，有的浓墨重彩凸显复杂性情，如老丁、小六；有的笔调清淡却颇具精神，如文太、军彭、小眉；有的怪力涂鸦原形毕露，如申宝雄夫妇、参谋长、女书记……足见张炜在中篇小说的创作上
如何完成从物性到人性、再从人性到物性的展演？此时离长篇小说《古船》发表不到两年，张炜对现代小说的理解又出人意料地往前大大推进了。彼时的中国当代文坛是如现代主义、寻根文学、魔幻现实主义等文学“新潮”汹涌澎湃之际，张炜虽然并未置身某一具体的潮流之中（甚至可以说他从未被卷进任何一次文学潮流），但始终持有自由开放文学心态的他，不可能将自己封闭在文学潮汐之外，他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与潮流对话，《蘑菇七种》即可视为张炜与彼时文学新潮对话的结果，是他有意为之的一次艺术变法。细观之，这部小说自出机杼，尝试从三方面进行了艺术突围。
一是拓展叙事时空，搭建起层层叠叠、错综复杂的故事舞台。小说至少有三条主要情节框架供物与人展开行动：老丁疯狂地单相思中年女教师，女书记因与参谋长的奸情用毒蘑菇害死亲夫，申宝雄、小六们与老丁争夺林场领导权的激烈斗争。三条情节线索缠绕交织，也由此建立起复杂的人物关系网络。小说的叙事密度和强度可见一斑。
二是现实感与魔幻感的虚实相生、杂糅并蓄。小说中大量出现的黑材料、大字报、群众搞科研、发动革命斗争等都是文革时期的产物，小说具体情节围绕着这些文革事物、文革现象展开，人物的语言行动也都打上鲜明的文革烙印，但并不能据此判定这是一部书写文革记忆的现实主义作品，因为小说除了沉重荒谬的现实感还给人另一种审美感受即魔幻感，毒蜘蛛的咒语、红狐狸的幻化、“宝物”的心理异能等物性荒诞的展演一起营造出魅惑十足的魔幻感。在现实感与魔幻感的虚虚实实中，小说家自由想象的权利极大释放，小说获得梦一般神秘寥廓的审美空间。
三是小说文体的边界被打破，多种文体形式进入小说内部。张炜曾有过自述：“全书主要是由两封求爱信、两篇批判文章、一篇生日颂词和一篇关于
六篇实用性文章中，尤以小说结尾处老丁所写《蘑菇辨》最为独特醒目，也最能彰显小说深层的叙事意图和文化意蕴。老丁长期丛林生活经验早已练就一双慧眼，把对蘑菇一物的理性思考和情感寄托融入考辩奇文，言之凿凿：“其实大至伟人小至昆虫，原理相通，不必讳饰。”在他看来，物性复杂难辨如蘑菇，与人性复杂难辨并无二致，所以看透蘑菇之性理即可勘察世事人心。小说处处折射出这种以物观人或以人观物，试图打通物性、人性的智慧，暗中呼应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观点。《中庸·第二十二章》对人性与物性的关系曾做精辟推导：“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如此由人及物、由物及天地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魅力。被称为晚清文化“怪杰”的辜鸿铭对之有精彩释义：“世界上，只有那种绝对真诚的人，才能够彻底理解自身的存在法则。能够彻底理解自身存在法则的人，也就能够彻底了解其他人的存在法则。能够彻底理解其他人存在法则的人，也就能够彻底理解自然界的各种法则。能够彻底理解自然万物诸多法则的人，也就能够左右宇宙中的各种创造力量。能够左右宇宙之间诸种创造力量的人，成了宇宙力量之一了。”辜鸿铭学贯中西，用西方哲学中的主客体视野来思辨、翻译儒家文化的核心观点，带有鲜明的对话性和文化转型期的时代特征。值得深思的是，儒家先哲与道家先哲对物与人的
张炜创作中篇小说《蘑菇七种》，对他以后文学道路的选择意义重大。这部奇作昭示着张炜从此找到了自己艺术的“通灵宝玉”，并把由之收获的宝贵艺术经验，成功运用到长篇小说《九月寓言》的写作中，进入新世纪后又影响了长篇小说《刺猬歌》的写作。对张炜而言，他受惠于现代小说，反思、批判的现代小说精神始终是他的小说之魂，但他又是现代小说的“不肖子孙”，他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自出机杼打破规范，尤其是对中国雅文学、古典文学的复活与再造，使他在当代文坛保持着高度的个人性和异质性。关于此，笔者另有文章专述。
二、《瀛洲思絮录》：
探索小说的另一种可能性
优秀的小说总会给读者朋友带来阅读心理上的高峰体验，或是扼腕慨叹，或是沉醉痴迷，或是浮想联翩……种种奇妙恒久的高峰体验通常来自小说中那些讲得跌宕起伏、曲折生动的故事，有的线索复杂，有的悬念迭出，而人物命运的惊险沉浮也随着故事的讲述被牵引出来。于是，故事性、叙事性成为小说魅力的重要源泉，也构成小说这一文学文体的主要特征。但有野心有抱负的作家恐怕不会满足于此，他们不愿墨守讲故事的陈规而有意提高、挑战写作的难度，从而迈向具有更高自觉性、专业性的写作之路。作家张炜早在1990年代便做了一次不同凡响的“破壁”尝试，亦是一次大胆炫目的难度挑战。他借中篇小说《瀛洲思絮录》，在小说“讲故事”这一传统功能和“叙事性”这一文体特征之外，探索触碰了小说的另一种可能性，即精神性、思辨性，建构起当代中国文学谱系中极为珍贵、极具原创意义的精神性书写面向，其散发着流光溢彩的思辨之美、智性之美在文学审美的百花园里具有相当高的个人辨识度和区分度。
这部自觉追求写作难度的中篇小说，无疑挑战了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研究者的阐释经验。从阅读方式和阅读体验的角度看，它绝非易读、快读之作，而是邀请读者慢读、细读之作，也是诚意邀请读者进行前所未有的阅读挑战之作，它所挑战的是读者朋友对故事性、叙事性的审美冲动和阅读期待，它将令人欣喜地提供另外一种全新而有深度的阅读体验，随着阅读心理的兴奋点、痛点、难点的不期而至，崭新的阅读高峰体验也将随之而来。从研究和阐释的角度看，它敞开了一个无比丰富深邃的精神世界、心灵世界，诚意召唤有创新意识、有宽阔视野的研究者能够进入小说的内里，探究其闪耀着人文精神光芒的诗学内核和独特罕有的美学风度。
小说立意奇高，走笔险峭。洋洋洒洒近十万字，竟能做到通篇将叙述视角牢牢限定在小说人物徐福身上，并始终采用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这意味着徐福作为抒情主人公要进行自剖自诉、自问自答，即自己是自己的对话者和探询者；同时作为小说中唯一讲故事的人，也就是“叙述者”，还有责任向读者剖白讲述自己的精神史、心灵史；至于自身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命运故事则被打碎成片断状、细节状，夹杂在大篇幅的思辨冥想当中穿插、间或讲述。彼时已在文学花园里勤奋耕耘了二十载的张炜不会不知第一人称叙述的裨益和局限。采用第一人称，作品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展现叙述者徐福，即“我”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自动放弃那种叙述幅宽较大的、多人多线索的故事呈现方式，这或许也是作品的主要叙述意图。在“我”（徐福）的讲述、倾诉过程中，读者将从情感、理性两方面随其起伏发展，越来越与之粘连重合，逐渐获得对这位传奇主人公强烈的信赖感和认同感。当然，这必得依靠作家扎实不凡的艺术掌控力，要保证不出现反向度的叙述困境。因为从艺术处理的惯常方式看，像《瀛洲思絮录》这样依赖第一人称、依赖一个叙述者来完成全部的说理、抒情和叙事，尤其作品所处理的题材还是迄今难解的“徐福东渡”的千古之谜，这在艺术上堪称冒险之举。一旦把握不当，第一人称叙述本身的局限性便很可能导致小说在叙述节奏、叙述范围、叙述情感等方面陷入或拥堵臃肿、或狭小逼仄、或过于主观的难局，最终会对叙事张力的实现和思辨之美的达成带来很大阻力。
对以精神性书写为主要面向的小说创作而言，最大的艺术难题或许是如何拓展人物的精神时空来丰富充盈其精神内容？如何努力臻于神思遥迢、精神畅游的艺术妙境？《瀛洲思絮录》在这方面做了创新性的成功尝试。作家张炜的时空意识可谓深刻而超前，他赋予笔下人物鲜明非凡的时空感，表现在主人公徐福的时空体认与时空感知上。“我”（徐福）在时间上最先体认到是自然生命时序，即从过四十六岁生日开始，至五十岁生日终了，短短四年时间，这也构成小说的情节时间，对一部中篇小说的叙事容量来说是适宜的，但实际上，小说的叙述时间早已大大延伸出去了。“我”（徐福）作为精神主体、思维主体的能动性充分发挥，凭借联想式回忆和想象式思考，线性的物理时间被自由的心理时间所取代，固定单一的物理空间转换成灵活多维的心理空间，于是，主体的无限思绪在漫漫几千年的时间隧道里上下求索，在“此岸”与“彼岸”之间交织彷徨。“千年”、“此岸”、“彼岸”这三个标识时空维度的词语在主人公的精神通道里出现的频率很高，与带有危机感、宿命感的自然生命时间交相辉映，构成了浩渺无限的历史时空与短促有限的个人生命之间意味深长的对比，为主人公所思所想的精神内容提供引人遐思的时空背景版图，将主人公展开的一次次思辨和拷问如同一个个大写的感叹号、问号凸出投射其上。
这部极具探索性的杰作中，张炜虽然有意放弃了以故事性为第一标准的小说传统审美要求，但并不意味着绝对化地排斥故事的讲述，因为他的写作思维始终是辩证的、开放式的，他不会错过那些有助于人物塑造、有助于主题意蕴传达的多种表现手法，更何况他原本就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所以围绕着徐福东渡这一历史事件的种种疑问迷思，包括发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最终的结果等，作品一面着力呈现主人公徐福的精神内容，一面巧妙地通过“我”（徐福）的回忆、联想来讲述扣人心弦的命运故事，如此这般小说不仅豁然开辟出一条重返历史深处的精神通道，还悄然搭建起一条复现历史现场的生命通道，人物的精神内涵、人格魅力在抵达历史真相时清晰可见。
透过主人公徐福犀利睿智的眼睛，秦王嬴政、丞相李斯、太史阿来、淳于林将军、妻子卞姜和区兰等等或真实或虚构的历史人物一个个登上小说舞台，对他们的成功塑造彰显作家张炜的艺术功力，他用寥寥数笔就可将人物的外貌和性情特征栩栩如生地勾画出来，颇似中国古典小说写人物的“骨相俱出”的写形传神手法，成为小说的一大亮点。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公徐福对其他人物的观察不仅包括外在的表情、动作、语言，更包括内在的心理揣摩和精神触碰，他与这些有不同身份、属于不同阶层的人物之间或是斗智斗勇、或是惺惺相惜，他与卞姜、区兰之间动人的生死爱恋，无不折射出大历史中个体的命运沉浮和精神抉择，对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和精神书写起到很好的对比、烘托作用。
《瀛洲思絮录》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非常醒目的节点。它的出现，一定意义上使中国当代小说的观念趋于完整多元，小说的文体创新更加自觉，而且，与这种思辨性文体相适应、相谐调的语体风格也呈现出继承式的创新。为了符合历史主人公徐福的精神特征，使面向复杂精神主体的书写更加元气充沛，小说在语言上下了很大功夫，通篇语言工整典雅，文白杂糅，颇富逻辑性，又不乏清新流畅之笔，可视为向中国传统雅文学遥远真切的致敬。通过这部佳作，某种意义上印证了文体乃是精神史的一种外在形式。
三、《你好！本林同志》：
在语言去蔽中重塑本真的生活
创作于1984年的中篇小说《你好！本林同志》，是张炜在青年时代奋力进行艺术攀援的印证之作，亦是中国当代文坛一部不可多得的小说精品。它在最初发表时曾与《秋天的愤怒》《秋天的思索》一起并称为张炜的“农村三部曲”。相比两部“秋天”，这部作品在审美的多维度、艺术处理的复杂度以及精神探求的深远度上都有明显的拓展和提升，如果看不到这三个向度的探索之功，那么试图对其进行文学密码的破译会颇感困难。
它以中篇小说的叙述框架，在表层叙述符码的设计上采取了冒险、“越轨”的做法，主要表现为虚化时代背景但又不乏明显的时代烙印、人物呈现出非典型化的特征、情节松散自由、自然环境的大篇幅描写等等，这都使其难以被明确归纳、定位究竟使用了哪一创作方法或者遵循了哪一艺术原则，成为有阐释难度、阅读难度的作品。其实，只要轻轻揭开它的叙述符码层，就会强烈感受到这部笑泪可感、亦庄亦谐的小说已经取得如此醒目的艺术收获，它给出了一种独特的小说诗学，即尝试用去蔽的语言再现并重建本真的生活，以期抵达闪耀着诗性光芒的精神之乡。它如此鲜活地印证了语言对于文学的价值意义。语言绝不仅仅是文学的一种重要元素，而可视为文学的本质和核心所在。
在语言去蔽中重塑本真生活，这或许是一直保有强烈语言自觉的张炜所着力进行的艺术突破和精神建构，也是他的审美乌托邦。从其创作实践考察，张炜绝非随意驱遣语言的使用者或语言的工具论者，而更像一位语言的敬畏者或语言的本体论者。在他的文学王国里，他试图揭开、去除那些附着在语言之上的重重遮蔽和各种隐喻，因为他有一种明确的语言认知，过多过度的隐喻性表达会损伤语言的原初性、朴素性，会削弱语言宝贵的经验功能，所以他一直在寻找恢复语言本性的有效表达方式。
《你好！本林同志》在这方面做了尝试性的突破。小说展开辩证、复杂、多维的语言展演，来自不同文化象征系统的语言冲撞交汇于一体，较为明显的有民间文化系统中的乡土语言、社会政治文化系统中的政治语言、知识分子文化系统中的智性语言、传统文化系统中的中医语言……这些不同类型的语言在相互映衬下更加彰显出各自的语言本色，它们有着打上不同文化烙印的言说方式和组合特征，比如小说主人公李本林、孙玉峰的乡土语言原汁原味地呈现了乡村生活的艰苦困顿，但又不乏生命趣味，不乏民间文化的活力；政治语言传达出“浑浑浊浊的年代”中以政治判断压倒、篡改一切，拒绝对话的独白语言特征；作为“读书人”的卢达书记的智性语言承载了带有人文关怀的深刻反思和忏悔；至于李本林与妻子大云经常争论草药性能所使用的中医语言，则蕴含着中国人对生命奥秘的传统解读。有意味的是，不同的语言方式在叙述中居于平等地位，没有哪一种语言方式能占上风或者能遮蔽其它语言方式。多样化的语言紧贴着小说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自然而然地从作家笔下流淌出来，从小说人物口中吐露出来，形成众声同唱、杂语喧嚣的对话特征。
张炜的深意恐怕在于他意欲还原语言本身具有的召唤功能、吁请功能，恢复语言对存在的直接体现和直接经验，让语言言说自身、言说本真的生活，由此走向了海德格尔晚年所谓的“语言的去蔽”。这种语言的去蔽在小说中尤其体现在用笔最多的乡土语言上。正是因为小说乡土语言的土里土气、鲜活生动，尽力去逼近、去直现存在的真相，才把李本林、大云、孙玉峰等乡土人物写“活”了，写得令人过目不忘。语言被压抑和被遗忘的经验功能也得以恢复。实际上，张炜应会认同经由语言的根须必能触及人性的根本和生活的根本，触及民族性格乃至民族历史的根本。主人公李本林之所以可视为一百年多年来中国新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农民形象，可与鲁迅、王统照、萧红、孙犁、赵树理笔下的一系列经典农民形象并列在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里，恰是因为张炜对他倾注了神秘而非凡的语言之力。李本林被塑造为一个语言的超人、鬼才，他除了对乡土语言神妙灵活的使用，还擅长使用乡村戏曲语言和中医语言，他能将生活中的事件、人物用乡村快板书的语言形式传神地表达出来，堪称语言的多面手。小说写得引人笑中带泪的幽默之处颇多，往往通过语言自身的魅力和生活本身的魔力来实现，与那种单纯由情节设计形成的幽默有显著不同。比如李本林一行进山收红麻，一波三折收获甚微，情急之下他随着孙玉峰的坠琴声，将收红麻之举唱进自己编的歌谣，还唱进了山东吕剧《过年》，多种语言杂糅产生出奇特的魅力令山民们大声叫好，竟然有了意外的可观收获。
主人公李本林这一农民形象不易把握，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作家赋予他的语言天才虽然炫目，但很可能被忽略其内在的深意，容易仅仅被当作性格特征或艺术特色来理解；二是李本林这种生活在别处的姿态极可能使其被简单化、僵化地读解成一个落后愚昧、需要改造的阿Q式农民形象。细探小说的语言褶皱和机理，不难发现对这位淳朴得近乎拙笨、憨直得有些简单的小说主人公，张炜给予了很大的悲悯与关切，行文中难掩某种程度上的喜爱之意。当然，对由李本林的性格局限、认知局限等主客观原因造成的贫苦多艰的命运，作者不是没有明确的把握和揭示，但他显然更愿意赋予笔下人物以存在的合理性和丰富性，因为遵循生活的本然和生存的实相，人的存在并不类似于“压缩包”，也非观念化的产物，存在既有复杂的内涵和丰富的维度，又有澄明的本真。李本林与他所崇拜的偶像、好朋友孙玉峰都作为复杂的存在出现在小说中，他们是被高速奔跑的时代列车远远甩在后面的人，其一举一动、所思所想都显得如此不合时宜，有时看起来甚至滑稽可笑。“他们也不过谈些风、星星、海滩，或者是白天晚上的琐屑事情。” 无疑，这是属于过去了的农耕时代的情感方式、言说方式，与一切量化、精确化的日益加速度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相比确乎显得过时、落伍。当处于时代边缘的他们向今天的生活讨要活法、说法的时候，生活向他们出示了一副令之措手不及的荒诞不经的破碎面孔。费尽艰辛收来的红麻要么因为没沤制好，拧出的绳子质量不过关，连渔民都不要，要么被老鼠啃咬得无一用处……家庭工厂开不下去了，生活的路究竟该走向何处呢？
张炜的艺术雄心在人物命运歧路纷呈的时候已经悄然浮现。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营构语言，用去蔽的语言重塑乡土生活中那些破碎之处、垮塌之处，并用语言的神力来襄助成全他的小说人物，让生活在失去诗意的地方重拾诗意，让人物在走失的地方重返精神之乡。从小说伊始到结束，李本林的心灵语言有着别具一格的抒情性和哲思意味。他迷恋着芦青河，在现实生活的一次次打击下走向这条母亲河，沉潜在河湾里享受河水母亲般的温柔触摸。他在内心深处一面对自己走过的生活之路进行痛苦梳理，一面更加强烈地回望丢失了的纯真童年。当李本林沉浸于童年这一精神原乡的寻找、回望时，他的心灵语言充满了超越时空的美好诗意，与他的日常语言、以及与他所擅长的民间快板书语言都有了显著的区别。俏皮幽默地说着快板书的李本林，借助能够创造属己性语言的力量将自身从沉沦的日常生活中营救出来，他生气勃勃地用嬉笑、用游戏的语言方式与吴玉峰拉响的动人心魄的坠琴声一起印证着自身微弱但并不渺小的存在，不过，这样的语言方式尚不足以支撑他与生活的荒诞做彻底的抗争。在回溯精神之路的迷惘困惑中他所获得从心灵深处生长出来的纯粹的诗意语言，真正帮助他反思自我，反思生活的荒诞和历史的垮塌，尽管他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找到问题的答案和根源，但他通过心灵的语言获得自我解释的能力，由此逐渐建构起自我认同，其存在才有了澄明、超拔的可能性。
对语言高度重视并能升华为语言自觉的当代作家并不多见。青年时代的张炜就已经尝试着揭示人与语言的深刻关系，揭示文学与语言的隐秘关系，可谓先声夺人，独辟潮流。小说以一句问候语为题便颇能体现其语言建构上的深意。“你好！本林同志”在文本中多次出现，曾经给李本林一家带来厄运的卢达书记每每与他相遇时都会满怀期待地发出这样友好的问候。在语言方式上，这句问候语不同于李本林、吴玉峰们所熟稔的乡土语言，应是正式的官方语言，往往还配以郑重的握手礼仪，小说给出细腻传神的描写。被问候的李本林与卢达握手时的身体动作在期盼中或有羞涩，或是拒绝，抑或还有挑战的意味。身体在语言的召唤下到场，所表现出来的身体姿态真实自然地反映了主体的内心世界，也反映出握手双方的微妙关系。小说将卢达塑造成一个旁观者、忏悔者形象，他的语言方式在理性中透着感性，折射出对李本林既冷静审视又难抑同情的复杂心态。他怀着对自己犯下愚昧错误的无尽忏悔，尝试对李本林、吴玉峰们进行知识启蒙、现实启蒙，多次施以援手。“你好！本林同志”，或许这句问候语在某些时候可以抵达农民李本林的内心，能在他者语言的吁请下敞开心扉，突破生活的重围，建构起属己的语言与本真的生活。
四、《葡萄园》：
浸润于生命实相中建构生命美学
广阔的大爱、深沉的正义、不屈的灵魂、真纯的爱情……这些大地上生长起来的如此珍贵的生命属性，一直是张炜倾心构筑的文学世界的重要质素。创作于1986年的中篇小说《葡萄园》已然显示出青年时代的张炜笔力之刚健遒劲，如同他笔下的葡萄老藤和园中硬汉，为他以后锤炼铸造独具个人风格的“张炜式”的文学气质和审美品质奠定了重要基础。理解《葡萄园》，便理解了张炜。理解他所选择的荷戟独彷徨的文学道路和精神道路，理解他的温柔与倔强、热爱与愤怒、舍弃与坚守，也便最终理解一位真正的作家所抗拒所搏斗的既有外物、“他者”，也有内心、“自我”。而1980年代在文学道路上起步不久的张炜，和今天已经著作等身的张炜之间，究竟有何变与不变？通过这部作品亦可以收获部分答案。
或许，只有像霞光与绿叶一样理解葡萄园，才能像一只幼鹿理解风中摇曳的草那样，深刻而透彻，浸润着生命的尊严与欢欣、自然与自由。找到理解生命奥秘的钥匙，也便找到了那把解开文学之谜的钥匙。因为文学归根结底是生命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从来不在生命之外。而张炜的作品之所以具有超越时代、愈久弥新的文学魅力，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于他如此执著于写生命、深耕于写心灵。批评大师利维斯有言：“一个作家除非先浸润于生命的实相中，否则难以成其大。”对张炜而言，拥抱生命、歌咏生命，是他40多年文学生涯始终不变的兴味关怀。
《葡萄园》将青年张炜对生命的细微体察和整体把握、对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关系透视都贴切生动地构筑于“纸上建筑”。作家的心灵之笔循着海边葡萄园中“人”与“物”的生命情态和命运遭际，时而欢欣，时而悲慨。所欢欣者，乃生命的自然自由、平等整全；所悲慨者，乃生命遭受强权或暴力的侮辱损伤后竭尽艰辛、辗转吁求。葡萄园里，披着彩色霞光的一棵棵葡萄树、紫色的葡萄穗、黑紫闪亮的葡萄……无不盈动彰显生命本来的清真。无疑，美好的生命会召唤、激发起其他生命的积极回应。又健壮又漂亮的花猫“小圆”，勇敢而倔强的大狗“老当子”，还有从城里到乡下来的小男孩罗宁都应着这召唤走进了洋溢着生命热力的葡萄园，他（它）们由衷地用自己的生命本然去印证着一切生命的美好。无论是“人”还是“物”，只要是有生命之个体，就该拥有完整地感知生命、享受生命的权力。而且，作为生命体的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皆应平等地完成相互对话或是相互接纳，就像罗宁与小圆、小圆与老当子、罗宁奶奶与老葡萄树之间一样彼此默契，心意相通。
张炜书写生命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专注呈现众生相的千姿百态，揭示其殊途同归的真谛根蒂，更在于他意欲抵达生命难以勘破和难以言传的那些隐秘之处、偏僻之处。对他而言，抵达的生命隐秘微奥越多越深，作品的魅力也就越大，也愈能挑战一个作家的想象力和思维力，亦是其书写力的最佳证明。燃烧着这样的生命热忱和艺术雄心，他独辟蹊径，将小圆、老当子和罗宁都精心设计成小说的“视点人物”，其观察体验事物的视角、讲述故事的方式可视为作家本人的情感之眼和心灵之眼。尤其是小圆和老当子，一猫一狗，在作品中与少年罗宁的叙事功能、地位完全一样，都是经由他（它）们的讲述去还原、逼近故事的真相和生命的真相。近年来文学研究界将类似的书写命名为“动物叙事”，《葡萄园》或可称为中国当代文学中动物叙事的开启之作、实验之作。小圆和老当子这一猫一狗的视角和讲述形成互补互证，搭建起迥异于传统叙事模式下的更为新鲜饱满的生命奇观，可谓宇宙之大，芥豆之微，无限神奇的造化微奥在张炜笔下如逢花开，如瞻岁新。少年罗宁的视角和讲述也至关重要，他是一位小小的探询者、叛逆者，有着与祖辈们一脉相承的不屈与倔强，有着对未来、未知世界的憧憬和叩问。如是，葡萄园中一草一木之精神、沧桑人世之变迁，皆成为张炜衷情驻笔之处。“自然”与“人”这二者并未各自为是，或者相互遮蔽，而是以生命意识相统摄，平等视之，生成妙造自然又透辟人世的生命至境。青年时代的张炜就有如此超越性的思考和不凡的笔力，得益于他勤奋研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深悟道家与儒家的精髓要旨，一在道法自然，一在人事伦理，他尝试以生命的整体观打通这二者的视界隔阂与思想壁垒，为今天的青年一代留下不可忽视的文学坐标和精神坐标。作品中那段关于人类创造物葡萄园的议论阐发即可证明他了悟生命现象及至生存现象之透彻。
如前所述，这部作品动人的情感力量不仅来自对一切浸润着霞光生长的美好生命的深情观照，还来自对一切受屈辱受伤害的生命的深沉悲悯。小说中塑造的“张炜式”的硬汉形象明槐，以及他的受屈辱死去的父亲、妻子，还有忠实的猎狗老当子，生活在破旧的小泥屋里，在最朴素的生存欲望的驱动下，他们用辛勤的劳动开辟创造了“令人痴迷又令人癫狂”的葡萄园。然而荒唐岁月中这群朴素的劳动者遭受到不公平的政治待遇，即便失去生命也无法为自己、为家族正名。小说的最后，明槐这位因为背负着历史的罪与罚而一直沉默隐忍的男子汉，终于向老黑刀复仇了。导火索是老当子之死，这个尊严忠诚的生命没能逃出老黑刀罪恶的枪口，它的悲惨死去点燃了明槐埋在心中的复仇烈火，他与老黑刀殊死搏斗的残酷场面为作品涂抹上浓烈斑驳的美学色彩，使这幅巨大的生命画像获得震撼人心的情感效果。
《葡萄园》取得的文学经验今天看来仍然弥足珍贵，即只有让文学浸润在如此鲜活饱满的生命实相中，在希望与失望、在愉悦与愤怒之间，才能建构起充满迷人诱惑的审美乌托邦，在生命美学的意义上实现布洛赫所谓“艺术是乌托邦的精神形式”之判断。从《葡萄园》及更早的作品开始，张炜的文学创作便已显露“美在生命”这一美学命题，时至今日，越来越走向生命美学的艺术高地。
五、《护秋之夜》：
美丽而永恒的田野之歌
展读张炜创作于30多年前的中篇小说《护秋之夜》，如同聆听一曲美丽而永恒的田野之歌，那既充满了毛茸茸的生活质感又流淌着隽永诗意的别样审美风采，至今仍动人心魄，令人遥思迢迢。这亦是一部打上张炜式精神烙印和生命美学特征的中篇杰作。对张炜而言，努力呈现并揭示出被遮蔽被涂抹的自然真相、生活真相和人性真相，是他踏上文学长旅、历经40多年从未改变的精神通行证。那美丽神秘的自然灵性和无私大爱的大地根性，那欢乐与痛苦并存、光明与黑暗交织的现实生活，那明亮温暖的人性本真和邪恶鬼魅的人性深渊……凡此种种真相之境，皆是他久久倾情驻笔之处。小说所抒写的人与物、景与境，正是因为灌注进创作者的精、气、神，无论结构布局还是摹写铺陈都能做到进退自如，时而采以大泼墨式的写意，时而运用细腻工笔雕琢，整篇小说在框架结构的整体与局部之间、在叙事节奏的快与慢之间都有浑然天成之感。当黑暗来临，大地静默，天空清明，可爱勇敢的大贞子和一群同样可爱的年轻人正在用最大的心力、热力守护着丰收的田野。在这幅护秋之图上，自然与人之间构成最醒目最重要的一组关系。如何展现美好自然与美好人性之间的互相唤醒、互相印证？如何寓自然之抒写与人性之雕刻于一体？小说围绕这些艺术难题展开了生气饱满、诗意盎然的动人书写。
不可否认，田野上的物事与人事本就紧密相连，无法分割。美丽静谧的秋夜田野图，因为人的进入催发出万般生机与意趣，所传达出的气味和声音变得更加丰富驳杂起来。“远处，那望不透的青纱帐后面，传来一声连一声的吆喝，那是夜里护秋的人们了。”深夜无眠，辛苦护秋的男女老少，是大地上一群群质朴诚实的劳动者。小说多次细腻描写令人向往的秋夜之趣，这是劳动者无比留恋珍惜、无比沉迷陶醉的光景。一堆堆柴火点燃着，护秋的人们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吃着喝着，高声谈笑着……一副自然与人和谐共生之图，充满着生命的温度和原色，定格成生命的永恒之境。
小说观察、观照的视点在自然与人性之间来回切换移动。田野对劳动者的丰厚回报，劳动者对田野的辛苦付出，这是亘古不变的生命旋律、自然之道，亦是人类永恒的生存之道。紧紧扣住这样的生命旋律和生存之道，小说奋力书写了劳动者美好健康的人性和人类社会必将走向正义的总体性命运。如同那位未出场的农民诗人老得所写的诗句：“要保卫神圣的劳动”。人类生存发展的历史长河里，每一份诚实劳动都吁求着认同、尊重与保护。近百年来，现代中国作家以极大的现实关切和热忱，前仆后继地讲述着劳动和劳动者的故事，比如老舍先生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骆驼祥子》，讲述了劳动者祥子作为劳动者的尊严感被践踏、劳动果实被强占，直至健康美好的人性本真也被黑暗力量完全吞没的悲剧故事；比如鲁迅先生的名篇《故乡》中的闰土，《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都是背负历史创伤、打上深刻时代印痕的普通劳动者形象……这些经典作品共同奏响一曲劳动者的哀歌和挽歌，其音低沉绵长，穿透历史重重厚幕直抵人心。
比较起来，《护秋之夜》犹如一曲劳动者的壮歌和赞歌，其音明朗高亢，它是青年张炜自觉继承发扬鲁迅、老舍等前辈作家的现实主义精神，接过他们的精神火炬，以“奔涌的热情”和“执拗的勇力”捍卫劳动的尊严，并以此烛照现实的艺术结晶。小说中的劳动者形象呈现鲜明的代际划分，年轻一代包括女主人公大贞子和她的伙伴们，年长一辈主要刻画了大贞子的父亲曲有振，一位手艺精湛、吃苦耐劳的老庄稼人。一老一少两代劳动者的个性特征、思维方式、精神面相都有显著区别，以大贞子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独立、勇敢、机智，充分彰显劳动者的主体性，而像曲有振这样的年长一辈犹豫软弱得令人气闷，毫无掌控自己命运的信心和能力。在收入这部书附录部分的访谈和随笔中，张炜自我激励着，他剖白自己“更需要强大的爱与知，需要感情”，他说作家绝不可失去“现实的心”。但小说并没有像传统现实主义写作那样，过多地直叙铺陈外在的客观社会环境，而是用象征的现代笔法，用侧写的巧妙方式来烘托历史语境和时代氛围。比如反复出现的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经典歌曲，大贞子和伙伴们的明亮歌声此起彼伏，动人心弦；比如老混混时时挂在嘴边的那些令曲有振老人惧怕、令年轻人费解的极左话语，折射着历史曾经的荒诞。这种在审美风格上趋向轻逸的现代写作方式，有效规避了对外部环境臃肿冗长的交代式书写，留出较为充裕的叙事空间用于对人物的心灵观照或心理探究，因而更受现代读者的欢迎和喜爱。
这部中篇杰作将人性雕刻和展演建立在宝贵的生命维度、未来维度之上。这样的双重维度无疑属于大贞子和她的年轻朋友们。或者说，透过大贞子们纯洁健康的人性和充满亮色的命运走向，小说获得了现实感和未来感。更为重要的是，沿着这样的写作路径，美好单纯的青春犹如最美丽的生命之花在作品中尽情舒展、纵情绽放。张炜对他笔下的大贞子、三喜、三来这些年轻人似乎格外钟爱，走笔之处总会着意渲染他们无所畏惧的青春热力与不拘一格的青春活力。这群年轻的劳动者既是有着不同性格的独立个体，又是团结在一起的“新的一代”。他们为捍卫自己的劳动成果，与老混混们展开殊死斗争，以一代人蓬勃向上的群体力量战胜了乡村流氓无赖的疯狂出击。那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召唤青年们迅速成长为不可替代的新力量，它如同跳动着的时代之心，贯穿作品始终，奠定了小说明亮清新的情感基调和刚健有力的审美风格。而作品最动人之处就是这群可爱的年轻人互相激励、互相帮助，成长为具有主体意识的真正的劳动者，更成长为具有高度正义感的现代公民。连原本立场暧昧的三来，也最终发展出现代理性的能力成为反抗黑暗的英雄。女主人公大贞子，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上的独特而宝贵女性形象。她既嫉恶如仇又可爱真纯。在曲有振老人眼里，大贞子天天扛着一根大木棍时刻戒备着，高声唱着歌呼朋唤友，还敢掀了老混混的草铺子，简直是太“野性”了。其实，大贞子的野性恰恰是不可压制的健康人性的自然流露，是田野上真正的劳动者原本具有的天性。“她的心里存不下仇恨”，“她永远是欢愉的”，经历险境，为捍卫劳动果实而不懈抗争的大贞子，仍然能保有如此明朗快乐的心境，这样的人物性格呈现，实则既包孕着对人性至善的深沉召唤，又彰显着对现代人理性品格的美好期许。由此返观老混混这一人物形象，其邪恶暴力、巧取豪夺的人性展演刻画得可谓入木三分，他虚张声势地张口闭口皆是来自极左年代的极左话语，在大贞子们美好健康的人性之镜面前，这个历史怪胎、现实毒瘤，以及他所联结的那段荒诞的历史和历史的荒诞也随之彻底显形。
张炜的文学世界从不拘泥于客观外物或者某一时空的限制性，而是奋力追求审美意义和精神意义上的超越性、永恒性，从而突破文学固有的边界和栅栏。《护秋之夜》便是一曲美丽而永恒的田野之歌，它跨越时空，关注永恒不变的自然与永远的人性，关注自然与人的相互召唤、相互对话。它笔墨清丽淡雅，抒情朴素自然，每一物、每一人皆得以饱满呈现，彰显着自然之美、青春之美。在这首歌里，沸腾的田野与劳动的人群彼此守望、彼此回报，并最终归于欢欣和谐之境，而自然的馈赠、丰收的喜悦只属于大地上站立着的真正的劳动者，他们从不孤独，彼此温暖着对方。静谧的秋夜，人们围坐在一起，聆听天地之间自然万物谱写出的天籁之歌，而思绪已经飞向灿烂星空……
作者简介
顾广梅（1973——），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优势学科项目《张炜研究资料总汇（1973-2018）》（19BYSJ7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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