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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公社的日子里
作者：鲁生琳
1970年我从“五七”干校出来，被任命到距市区50多里的咸阳市红旗公社担任领导工作。在那个年代，全党都执行着一条左的路线，一切工作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我岂能不受左的路线的影响，难免也伤害过一些社员群众。但我有一个基本观点，一旦认识到错了立即纠正，甚至给被伤害者赔礼道歉。这里回忆起在人民公社的八年里，我所经历的一些事记下来，作为经历也算是一笔财富吧。
冤枉了一个好人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里，人们信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去公社没几天，就碰上了要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刹资本主义的歪风。公社通知要我在大会上讲话，当时我正在市上开会，一大早骑自行车往公社赶。待我回到公社时，各大队社员群众都排着整齐的队伍，站满了大操场。十几个被批斗的对象挂着牌子，低着头站在主席台下边。各大队的代表依次发言批判，言辞激烈，加上高音喇叭和台下的口号声，火药味够浓的。发言完毕，轮到我讲话，因为我刚来公社，什么情况也不了解，由办公室写了个讲话稿，我就照讲稿念了一遍，会议就算结束了。
会议结束后，群众先退出会场，被批斗对象仍然低着头站在那里。我想依次看看这些“阶级敌人”牌子上写的什么罪名。当我走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男子面前时，看到他面前放着一个小布袋，里面装有一斤多烂棉花，再看这个人不像是个农民，他挂的牌子是“盗窃棉花，挖社会主义墙角”。我心里冒出来个问号，这一点棉花就值得上大会批斗吗?他是怎样挖社会主义墙角呢?那个年代，你只能想，不能随便说，否则你就会惹祸招身。过了多日我从侧面了解到，这个人叫刘信亮，是一个公办学校教师，因家庭是地主成分，被“清洗”回去在家务农。但他偷棉花受批斗的事一直在我心里悬着。
时间长了我对八个大队五十多个生产队的干部群众基本上都认识了，自然对刘信亮的情况了解更多一些。我总得把悬在心里的那件事弄个明白。一天恰巧碰见刘信亮，他扛个锄头去下地，我见四面没人就叫住了他。我问他：“信亮，我有个问题一直装在心里，弄不明白，你如实告诉我偷棉花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刘信亮低下了头，抹了一把眼泪接着说：书记，你今天问这事我就如实告诉你：我老婆用生产队分的棉杆烧柴火做饭，她把棉杆上没有摘净的未开花的干棉挑摘下来放在灶火边的墙角，被有人发现了，就报告给生产队长，说是我家偷了生产队的棉花。”他说完继续抹眼泪，我的眼睛也潮湿了。连忙说：“信亮，对不起，我向你道歉。”刘信亮感激的说：“不，你今天能问这事，我就很满足了，我原以为这个贼名就要永远背下去了。”
后来知道刘信亮书教的好，学校复课以后，又让他回学校教了书。那年过年时，刘信亮提了一布兜红薯来家感里谢我，我说：“我错批了你，你能谅解我，我应该感谢你呀！”
渭河滩上吃狗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正是全国农业学大寨高潮时期，公社每年冬季要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了加强领导，公社机关搬到了渭河滩，用苞谷杆搭建起草棚，机关干部就住在草棚里办公，带领各大队群众早出晚归修堤筑坝，堵水造田。
渭河滩的冬季真冷，尤其是夜晚北风呼呼地刮，草棚中间尽管生有火炉，但冷风从包谷杆缝隙钻进来，冷得人打颤，几乎整夜难以入睡。好在都是些年轻人，血气方刚，不怕寒冷。我当时也就三十六七岁，睡不着就围着火炉和大家聊天、打扑克。那年月因为怕狗在秋季破坏苞谷，所以公社禁止群众家里养狗。可是冬季渭河滩经常有野狗在河滩活动。那时公社机关有民兵指挥部，并配有枪支，大家冻得受不了就派上几个小伙子出外打野狗。当听到枪声一响，就知道打住了。不一会儿打到的野狗被抬回来，我们三下五除二就剥了狗皮，接着拉起鼓风机，锅里的咕咚声在深夜里听起来特别优美。快到天亮时一大锅狗肉和汤出锅了，一人一碗香喷喷的狗肉汤泡馍，吃得大家直冒汗。天亮了，各大队社员上工了，我们也就和社员一起上河堤干活了，那时候，这一群年轻人就不知道什么叫苦，真是苦中有乐啊!
忘记了“对牛弹琴”
1972年夏天的一天下午，我要去张家湾大队处理问题。当时正是伏天，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人心烦。我骑着自行车，因事急，车子蹬的飞快。
当时的农村，大部分是两三米宽的生产路，路旁有一条水渠。水渠里流淌着一渠清澈的渠水，农民正放水浇苞谷。中午十二点多农村人叫晌午，正是犁地的社员卸犁的时候。我正飞快地蹬车赶路，突然卸犁的牛过路去渠里喝水。我看牛要横穿路面，就不断地按自行车铃，可牛根本不理我，待我要从牛身旁过去时，一头黄牛轻轻把我一挤，我连人带车子都掉进了一米多深的水渠里。幸好周围没人，我很不好意思地把车子拖上来，又骑上走了。我边走边想，亏我还是个文科大学生，怎么连“对牛弹琴”这句成语包含的道理都忘了呢？我笑自己迂腐，后来有的社员知道了，就开我的玩笑说，“牛不认识公社领导，所以就不让路”。直到现在一想起这事，我就忍不住想笑。
主观臆断闹笑话
到公社不久，一天我去红旗大队检查生产，刚在大队办公室落座，就来了一个妇女，哭着告她的邻居把她打了。她边哭边擦眼泪，好似忍受着天大委屈。我看她半边脸肿胀，两眼肿得像两个桃子，就很生气，让人把打人的人叫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我说，你个大男人家，欺负妇女，你看你把人家的脸打肿成什么样子，回去给人家赔礼道歉。那人一句话没说，低着头走了。跟前还有几个社员，我发现有人想笑不敢笑，谁也没说话。
时间长了，群众和我也熟悉了，有人才告诉我，你把人家冤枉了。我问把谁冤枉了？他才说，那次被打的那个妇女，实际上是半边脸肉多，半边脸肉少，这是先天的一种病，根本不是打肿的。两个人吵架，互相撕打一下，就被人拉开了，那女的就去找你告状，你不了解情况，光看那个妇女半个脸“肿”了，就批评对方。你走后社员就把这事当笑话传，说官僚主义害死人。我听了才恍然大悟，看来今后不了解情况不能随便训斥人。主观臆断容易冤枉甚至闹出大笑话。
错杀了社员的羊
文革中期，正是极左思潮猖狂的时候，在公社工作，损害群众利益，伤害群众感情的事时有发生，从我手里就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每想起此事就感到内疚。
1975年初冬的一天下午，我正骑自行车往红旗大队赶，半路看到两只羊在麦地里吃麦苗。这是公社三令五申的，因为羊吃麦苗时，麦子的幼苗连根都被刨出来了，影响来年的收成。见不到羊主人，我就下车将两只羊牵上往红旗大队走。刚上公路，远处跑来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头，边走边喊“谁拉我的羊！”，他来到我跟前后，我问他：“你怎么把羊放到麦田里？”他气呼呼地说：“我的羊在路边吃草，哪在麦地里?”幸好路边过来两个骑自行车的社员，指着那人说：“你的羊明明在麦地里，你怎么说在路边吃草呢？”羊主人带气了，蹦得老高，大声喊道：“羊我不要了，你拉走吧！”说完就走了。我原本想批评一下，就让他把羊拉走，以后注意就是了，谁知他这样硬，还给我来了个下马威。我没办法，只好叫人把羊送到公社农田基建指挥部。
晚上我回到农田基建指挥部，通过办公室电话联系，才知道羊主人叫李世才，是东杨大队第五生产队社员。我让办公室给大队打电话通知本人来领羊。我想如果他来认个错就将羊还给他。谁知等了两三天还不见来，羊栓在那里饿得乱叫。那时正刹资本主义歪风，当时把在麦田里放猪放羊毁坏庄稼当资本主义批判，李世才的这种态度把公社领导也气燥了，公社党委作了决定将羊没收，交到农田基建指挥部杀掉慰问工地上的社员，就这样李世才的两只羊被杀掉了。
1977年我调进了西安市，这时开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也对在农村这八年的工作进行反思。考虑有没有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损坏群众利益，伤害群众感情的事。我想到了杀李世才两只羊的问题，给公社党委写了一封信，请公社党委派人代表我向李世才道歉，并按当时的价格给李世才进行赔偿。不久公社党委给我回信说，按我的意见这事已经处理完了，李世才很感动，对这事表示谅解。事情已经处理完了，但我的心一直没有放下。虽然时隔多年，但每想起这件事，就感到不舒服，经常想起这个忠厚耿直的农民，一直亲自想去看看他，当面道歉，但因工作忙碌，生活所累，未能如愿。李世才如果在世的话，已是八十以上的人了，祝愿他健康长寿。
作者简介：鲁生琳，1935年生，陕西旬邑人。1961年陕西师大毕业留校，任政教系政治经济学助教。后陆续调咸阳市周陵中学、渭城区红旗公社、咸阳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新城区委宣传部、西安市委宣传部从事教育、基层领导和宣传工作。1984-1992年担任西安市新城区委书记，1993-1996年担任西安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曾在省内外报刊发表各类作品近百篇，现已结集出版《春播秋拾》散文集等，作品感情真挚、意蕴深厚、语言隽永，深受读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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