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位科举状元刘春霖的殿试答卷‖
昨天，吉林省公布了2022年高考录取分数线，吉林一中的张孝辉同学以705分(满分为750分）获得吉林省理科高考第一名，至此吉林一中连续四年蝉联全省理科高考状元，可喜可贺！
前不久，笔者在长春文庙的西庑配房里看了中国科举文化专题展览，现简介如下:
中国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仕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由隋文帝杨坚提出，隋炀帝杨广执行，从隋朝大业三年(607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4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297年。
本期说一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科举状元刘春霖和他的科举答卷。
1904年7月4日，大清帝国举办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一个来自河北省肃宁县普通人家的32岁考生刘春霖，写下了一份答卷，然后，中了状元。答卷原文是文言文，没有标点符号，现翻译成现代中文。
《状元刘春霖答卷》
日期：1904年7月4日
臣回答皇上：
我听说啊，当皇帝的人，一旦发现自己有错，都会主动改正，所以呢，我们中国古代在盛世的时候，设有“直言”这么一科，专门考察和录取敢于对皇帝直言的人才，我们读书人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所以，真正的忠臣，满脑子都是为皇上、为国家尽忠的想法，胸中只有一股蛮劲，为国为皇上效劳。
汉文帝之前，国家立有严禁诽谤的法律，禁止大家乱说话，可是，汉文帝废除了这个法律，然后呢，像贾山、贾谊这些忠臣们啊，对说话没有了后顾之忧，所以，他们才敢争先恐后，为国家的建设，出谋划策，极尽忠诚。
汉武帝呢，推崇儒家学说，颁布诏书，广纳人才，所以，他可以招揽到董仲舒、严安、徐乐这样的能臣。
宋仁宗时期呢，恢复了“制举”等各科，以前禁止大家评论自己本职范围之外的事情，但是在宋仁宗这代，解除了这个禁令，广开言路，让所有人，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以，后来我们中国才出现苏东坡、苏辙这样的好臣子，他们敢于针砭时弊、直言国家的毛病，改革求新。
这些好臣子，在官吏任用、治理国防部队、充裕国家财政、纠正社会风气……等各方面的建言，对同僚而言，可以直接指出国事的利弊，对皇帝而言，可以帮助皇帝开阔视野，对老百姓而言，可以让天下和平稳定，这些人的建言，并不仅仅是纸上谈兵，而是真真正正的本事啊。
所以古人说啊，有忧患意识的人，凡事深思熟虑，谨慎谋划，可以使人达到圣人的境界，而一个国家多灾多难，未必是坏事，因为它反而可以促使我们国家奋起、因而变得更加强大，这是一个客观规律，道理摆在那，没有不灵验的。
皇上您啊，自从登基以来，勤勤恳恳，治理国家，天天操碎了心，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然而，您治理国家的效果如何？坦率地说，收效不咋地啊！
看我们今天的国家啊，列强都在虎视眈眈，为什么我们国家，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我猜想啊，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因时制宜？或者说虽然我们懂得，但是却没有贯彻到底呢？
前些日子，皇上您大开科举考试，试验天下读书人的学问，希望能够得到救国救民、治国平天下的良方，就管理官员、治理部队、管理国家财政、激励官吏团队……等各项大政方针，把包括我在内的天下读书人召集到一起，大家出谋划策。
然而，我呀，才华有限，何德何能，能参与这种国家大事，不过，回顾我从小读书以来，我确实沉迷于研究“国家治乱”的学问，研究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在我的心中，早就积累了许多建议，要对皇上您说，但是，却苦于一直没有机会呀。
今天，承蒙皇上赏脸，下了圣旨，叫我有话尽管说，百无禁忌，绝不秋后算帐，既然如此，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所以，我今天也就不拍您马屁了，我就放胆，把我知道的一些皮毛，毫无保留地，对皇上您说一说。
《制策》说过：做皇帝，治理人民，第一步，就是要教育人民，国家的教育如何，人心就会如何，所以呢，治理基层的人民，方法要简单直接，这个，是让人心安定的第一要务。
那么，谁最了解基层的百姓呢？据我所知啊，我们国家基层的县令一类的官员，他们对百姓，是最了解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整天在基层，和百姓打交道最多，所以呢，要想国家政治稳定，一定要先从基层的官员着手抓起。
以前的汉朝，用六条法律，严管地方高官，可是对于基层的县令，中央一般不管，而是交给地方的太守，去看管和监督，可见汉朝的制度，和我们今天的中国，其实是一样的。
然而呢，汉朝的时候，好官遍地，大家都争相学好，可是我们今天和汉朝相比，则不如汉朝了，造成今日这个现状，不就是因为我们的官僚系统中，大家都在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欺下瞒上吗？
那么，如何消除大家粉饰太平、欺下瞒上的官场恶习呢？
其实关键一点，就是要在官场中提倡：上下透明，要沟通，凡事要上情下达、下情上达。
做长官的，要放下自己的架子，时常到老百姓当中去，询问老百姓有什么难处，有何种困难，有谁欺负你们，长官只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下面的那些基层小官，自然会清廉，自然不敢作恶，自然不敢欺下瞒上，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
而且呢，我们中国今天的基层官员，和以前的基层官员相比，他们的工作量、工作任务，多了很多，比古代的基层官员，那就更是多出很多很多，为何这样说？您看今天的时局，天天在变，国家有大量的大事，都在等待办理，例如说办学校、管警察、办交通、管工商、引进技术……等等，这些东西啊，没有一点学问基础的话，根本就搞不懂啊。
要让我们的基层官员管理这么多事务，那么首要的事情，就是要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增加他们的见识，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在于啊，当长官的，要有意识地培训基层的官员，让他们具备相应的知识，然后呢，把基层治理的任务交给他们，他们才能胜任，他们犯错的时候，长官批评他们，他们才不至于两眼茫然，这样一来呢，做长官的，只需要把规矩定下来，然后，长官即使不操心，基层也能治理得妥妥贴贴。
今天呢，我们国家各个省份，虽然已经开办了基层官员培训班，不过，实际上都是纸面功夫，都是做做样子的，那样搞法，又怎么能搞好呢？时间一久，就都露馅了，结果是不会陪我们撒谎的啊。
汉朝的时候，基层官员都是本地人，本地人，对本地人的情况，最了解，所以，用本地人治理本地人，容易出好的政绩，这也是沿袭周代官制的产物，这个方法，貌似我们也可以仿照。
如果我们能广泛聆听老百姓的心声，从基层的乡绅等人当中，选取有公信力的能人，指任他们替代朝廷治理基层，对国家的稳定，一定有帮助，这一点，我想不必怀疑。
皇上要想我国官场焕然一新，那么，您必须先把“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这两件事搞好，我们说因时制宜，这是必须要做的。
《制策》还说，夏商周三代，我国的军事政策，是“寓兵于农”，也就是说，没有全职的官兵，平时都是农民，只给他们一定的军事训练，要打仗了，临时召集，然而呢，我详细研究了中国历朝历代军事制度的得失和利弊，然后我总结出来：
古时，我国废除了井田制之后，改为征募官兵的制度。汉高祖时期，我国的国防军队，分为轻车（车兵）、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兵）四个兵种，经常在秋天讲习武艺、检阅部队，每次考核什么的，都随部队所在地为宜。
唐朝初年，实行“府兵制”，平时务农，定期训练，战时上阵，后来到了唐朝中叶，发现那样不行，改为征募官兵的制度。
北宋时期呢，大臣韩琦建议，把各地强悍不怕死的男子，都养起来，为我朝廷打仗，当时叫“养兵”。后来的苏轼也说，要把国家的军事制度固定下来，并且，要编练一支常年的国防军，今天我看来，这两个人的看法，实在是非常的正确。
今天我们环顾全球，世界各国，都以尚武精神立国，都以强军为根本，各国的大臣当中，充满了懂军事的人才，各国的小孩子从小开始，就注重体育锻炼。
须知，自古部队都是不好管的，战争也都是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卫灵公要聘用孔子的时候，孔子推辞说：我不懂军事。后来呢，果然卫灵公就是因为好战，导致天下大乱。
《左传》也说了：军事部队是个危险品，是把双刃剑，一旦管理不好，任用无度，一不小心，会伤害自己。
可是呢，自从人类有国家以来，没了国防部队，一天都不行，军队可不止是鸟的翅膀爪牙一样重要，而是更重要。
一个国家有了血肉，远远不够，还需要有力气，有了力气，才能有精神，才能在今天这个丛林世界里，生存下去，而力气对于身体，就好比国防军队对于国家一样，十分重要。
人的身体，一旦力气不足，血肉不运动，成了植物人，身体就垮了，身体垮了，精神也就不存在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自从尧舜禹以来，一直到宋代、明朝，几千年来，没有一个朝代不重视军队建设。
今天的社会批评家，总是喜欢说古代什么都好，现在什么都坏，他们动不动就说，老百姓每年花费几千万两白银的钱，就养了这么一支窝囊、不中用的军队，还不如学古代，让官兵们回家耕田，有仗要打的时候，再临时召集。
这种批评，是没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啊，今天这个世界，变化越来越快了，我们看今天列强之间战争打法的多变，还有列强武器的高精尖，应付今天这种战争啊，即使我们养了专业部队，每天操练，都未必打得过人家，何况还要把部队解散、让官兵回家种田、然后爆发战争时、再临时征召？那样能行吗？绝对不行的。
所以我们说啊，一定要有专门的军队，人数要够，而且质量要高，而且，要在平时多加教练，然后，我国才能和列强平等生存，就像人体，要有力气，才能有精神，所以我认为，皇上应当整顿军队，加强军备，官兵们要加强学习现代军事技术，这是我们因时制宜的第二件大事。
此外，《制策》还说，周朝的时候，国家严格规定了各种活动的仪式和花费，以节省国家财政支出，我查了一下，当时古代有“职内”、“职岁”两个职位，一个掌管收税，一个掌管花费，最近我们看世界各国，他们说的“预算、决算要分开”，也就是说，一个部门可以提预算，但是，最终给你多少花费，是另一个部门决定。
以前苏东坡管理国家财政的时候，他说，地方官吏报上来的各项预算，有的其实很容易否决，而且否决它之后，对国家并没有什么损害。有的经费申请呢，很难否决它，可是批准它之后，这笔钱花出去，其实对国家民生，却没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所以呢，宋朝大臣曾巩，管理国家财政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话：我对基层单位报上来的经费申请，凡是这笔钱可以花、也可以不花的，我一定尽力找出它不花的理由，因而，不批准。相反，对基层报上来的经费申请，凡是说想节省某一笔费用的，我一定要审查它节省的理由，一旦发现节省不对，那么我一定会批准它。我认为啊，这简直是堪称真理。
然而呢，如果让我来管理国家的财政，我看今天这个形势，“开源”比“节流”重要得多！
意思是说，今天我们中国的财政，省钱这事，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要想办法多搞钱，为什么呢？因为啊，我国自从和列强们签订不平等条约、建立所谓通商关系之后，我国的钱啊，都被这些列强赚走了啊，所以，就算我们再怎么节省，国家也难免陷于贫困，根源正是在于此。
那么，我国的财政，如何做到“开源”、多搞钱呢？我认为啊，关键还是要振兴我国的实业，而且，我们中国，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而且地理上属于温带，日照降雨，条件非常好，所以我们中国物产丰富啊，所以，我们也应该注重发展农业，我们中国四亿人口，个个吃苦耐劳，而且又聪明，怕啥呢？
自从我国和列强开放通商以来，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的人民，仿造那些外国产品，可厉害了，如果我国能对这种仿造的行为，加以鼓励，很快，我国的人民就能在制造业，有所创新，所以呢，我们在沿海地区，应当重点发展工商业。
欧洲人把工商业的胜败，视为他们国家的强弱之源，所以，他们才鼓励那么多的商船，全世界到处乱跑，为什么？他们就是要在全世界上抢生意、抢利益啊。
而我国本土工商业不发达，洋货遍地，国家的银子，每天都在外流，如何挽回这个局面呢？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发展我国的工商业啊，一旦我们的工商业发展起来，则我们国家的土地，没有一寸是荒置的，我们的人民，没有一个是失业的，然后呢，我们一些优秀企业、优秀产品就会涌现，那么，我国就能挽回商业利益外流的窘态，皇上啊，您提倡节约，那是对的，但是，比它更重要的，是要广开利源，要多挣钱，我们说要因时制宜，这是第三件大事。
《制策》还说，我们以读书人所学的学问是正是邪，来判断我国教育的成败，所以，要给天下的读书人，规定读书的范围，使天下的歪理邪说，不能兴盛，我觉得，这正是今天我们中国读书人的要务。
我们古代有“司徒”一职，负责制定教材书目，教化天下子民，在夏商周时期，就从选士、俊士、造士三类人中，选人做官。
汉朝时期，朝廷注重“明经”一科，然后呢，又设置孝、廉、贤、良等各科，广泛推荐人才，当时贾谊、董仲舒等人，最出名，最有学问。
到了东汉，稍微变了，当时的人偏重道德，不太偏重学问，所以呢，清流派很多，大家高喊口号，不太办实事，不太正常。
到了唐朝初年，文学最为繁荣，到了唐朝中叶之后，官场上出现一股歪风，就是说，选人做官，不是看你有没有做官的本事，而是看你读的书、你喜欢的诗，是否和我趣味相投，荒唐得很，于是，风气开始变坏。
到了宋朝呢，出了很多的儒学大家，都是师出名门，他们讲廉耻，讲气节，这个风气啊，一直延续到明朝，当时的人即使成年了，也非常好学，明朝的风气，尊师重教，出了很多好人，当时的人们，崇尚《诗》、《书》、《礼》、《易》、《乐》、《春秋》六本经典的教诲，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先问问：这样做，是否符合伦理？
然而我们今天的中国呢，读书人可浮躁了，许多读书人还没接触到西方的学问，就先否定了我们中国的传统学问，所以，我们要端正风气的话呢，必须要重申我们传统伦理的重要性。
如何重申伦理呢？必须要尊崇我们的经典，《诗》、《书》、《礼》、《易》、《乐》、《春秋》，都是我们的国粹，这些国粹，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传承好，皇上要端正全国学风的话，必须要重新把我们的儒家经典拿出来，以正人心，我们说因时制宜，这是第四件大事。
今天我说的这四件大事，就是我们现在挽回时局的良方，是救国救民的要务。
荀子说过，当代有哪些帝王干得不错的，我们要向他学习，董仲舒说，治理国家如果不思改革，不因时制宜，那么，坏的情况，就会变得更坏。这些话，都是有道理的。
时代变了，但是我们还拿旧时代的治国办法，来治理今天的国家，这种行为，《吕氏春秋》早就嘲笑过，它说：病情变化了，用药却不变，真是糊涂！
自古以来，没有固定的治国之道，只有愿意动脑筋、随机应变的皇帝，所以，孔子说啊，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皇帝这个人本身，而皇帝能否任用贤明的臣子，最终也取决于这个皇帝，有没有足够的眼光和智慧。
我尤其想说的是，希望皇上您啊，多读书，多学习，因为这个国家好不好，根源在于您身上，只要您本人靠谱了，选人就靠谱了，选人靠谱了，您可以不费神，国家就能安定。
所以我们说，先有商汤、周武王这样的好皇帝，然后，才会有伊尹、姜子牙那样的好臣子。先有尧、舜这两位好皇帝，才有他们两朝的美好时代。
我们从这个根本出发，任用官员，那么，没有官员是不称职的，治理军队，没有官兵是不能打仗的，管理国家财政，没有财政危机这回事，治理学界，则读书人没有不正直不忠诚的，那样的话，我们中国亿万年的兴旺，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我的学问和才华有限，是个新人，不知道谈论国家大事，有什么忌讳，今天参加考试，斗胆下笔，写了这份答卷，呈给皇上您，此时的我，不胜惶恐，如有冒犯，还请皇上恕罪。
您的臣子，刘春霖 敬上。
尾声：交出这份答卷之后，刘春霖因为文章才思敏捷、见识超凡、字体漂亮，被朝廷赏识，中了当年的状元。然后呢，编入翰林院（大清中央人才储备中心）。不过，后来，不知何故，刘春霖去了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回国后，在直隶谘议局担任议员。大清亡了之后，刘春霖曾经在北洋政府担任秘书，而后任直隶教育厅长，后来辞官养老，1942年心脏病发作辞世。虽身为状元，然而在那个时代，并没有突出建树。
附件:刘春霖1904年状元卷原文(加注了标点符号)
臣对：臣闻王者不吝改过，故盛世有直言极谏之科，学者义取匡时，故贞士有尽忠竭愚之志。昔汉文帝除诽谤之法，而后贾山、贾谊争致其忠谠之谟；武帝崇尚儒术、诏举贤良，而后董仲舒、严安、徐乐之徒群集于阙下；宋仁宗复制举诸科，除越职言事之禁，而后苏轼、苏辙对策极言时政阙失。其于任官治兵主要，裕财正俗之方，类能指陈利害，上广人主聪听，下系四海安危，非仅在词章之末也。夫殷忱所仪启圣、多难所以兴邦，势有必然，理无或爽。钦惟皇帝陛下践阼以来，勤求治道，惟日孜孜者三十年矣，然而治效未彰、外患日亟，意者固时制宜之道或有未尽欤。
乃者临轩试士，冀得嘉谟，举察吏、治军、理财、励士诸大政，进臣等于廷而策之。臣愚陋何能与此，顾自幼学以来，亦尝究心于治忽之原，考求于中外之故，怀欲陈之而未有路。兹承大对，谕旨勉以直言无隐，何敢饰辞颂美，而不竭其款款之愚。
伏读《制策》有曰：君人之道予育为心，而因求简贤辅治之法，此诚安民之急务也。臣惟民间疾苦惟守令知之最真，故欲平治天下，必自重守令始。昔汉以六条察二千石，而以察令之权寄之于守，此与今制用意相同。然汉代循良之吏后先相望，而今治效不古若者，岂非粉饰欺蔽之习有所未除乎?欲杜粉饰欺蔽之习，在通上下之情。长官勤求民隐不敢自尊，则属吏清慎自持不敢作伪，自然之理也。
且夫今之守令，其任较前世为尤重，其事较古时为更繁，何也？世局日变，万政待兴。举凡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是在长官加意陶成，俾咸具溥通之知识，而后委之以任而不惑，责之以事而不迷，纲举目张不劳而理。今各省虽设馆课吏，多属具文，岁月一试，不过较文字之工而已，政绩何由而成，循声何由而著耶?
汉制县邑丞尉多以本郡人为之，利弊其所夙悉，故治效易彰，此周官遗意，其法似可仿行。果能博采公论，慎选贤绅，于治必有裨补，不必过为疑也。皇上澄清吏治，必先通上下之情，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一也。《制策》又以三代之制寓兵于农，因详究历代兵制之得失。
臣谨案：井田沟洫之法废，遂专用征兵。汉高祖设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后讲肄，课试各随其地之所宜；唐初置府兵，中叶以后专用征兵；宋韩琦之议养兵。苏轼之言定军制练军，实皆深切著明。今日环球列邦多以尚武立国，知兵之选遍于士，夫体育之规基诸童稚。夫兵凶战危自古为戒，故孔予以军旅未学辞卫灵公，诚以穷兵不已终至于乱。左氏亦言；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
然自有国家以来，必不可一日去兵，此非第羽翼爪牙之说也，如人身然，血肉既具，必有气力以贯注之，而后足以发挥其精神，以生存于万类竞争之世。人身之气力不足，则血肉有雍滞溃败之忧，而精神亦无所附丽，是以由唐虞三代以至于宋明，数千年来无不以兵制为急务，乃世之论者动是古而非今，辄谓人民岁输数千万之资财以养此坐食骄惰之兵，固不如古者寓兵于农之善，不知天下之事皆日趋于变况，以今日群雄角逐战术之变幻、器械之精利，虽日召其兵而教练之，犹未必胜人，而谓集氓隶于行间，驱之以临战阵，庸有幸乎?然则，兵者固必教之于平时而又精且多，然后可并立于群雄之间，所谓气力充而精神焕矣。皇上整军经武，士卒知学为先，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二也。
《制策》又曰：《周礼》太宰以九式均节用，而因求节流之法。臣谨案：职内掌邦之赋入，职岁掌邦之赋出。此即近世各国所谓豫算、决算也。昔苏轼之策理财，谓天下之费有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曾巩之议经费，谓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皆扼要之论。然臣谓理财，于今日节流不如开源之尤要，盖自通商以来，利源外溢，虽百计节省而无救于贫。开源之道在振兴实业，中国神皋沃壤幅员纵横寥廓，且地处温带之下，百物皆宜，则当讲求农事。人民四百兆善耐劳苦，而且心思聪敏。中外交通以后，闽粤濒海之人类能仿造洋货，果其加意提倡，不难日出新制，则宜振兴工艺。欧西以商业之胜哀为国力之强弱，轮帆交错以争海外利权。中国商业不兴，漏卮日巨，欲图抵制之道，则宜扩充商务，如此则野无旷土，市无游民，精华日呈，然后利权可挽。皇上慎乃俭德，而尤必广辟利源，此不得不国时制宜者三也。
《制策》又以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因欲范围多士，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此今日学界之要图也。臣惟古者司徒修明理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而不免清议标榜之病；唐初文字最盛，中叶而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而士习大坏；宋世名儒辈出，各有师承，至于崇廉耻、敦气节，流风所被，迄有明而未—衰。虽其人能自树立，亦以教学相勉，师道立而善人多也，夫大道载于六经，而伦理先乎百行。今日浮荡之士，未窥西学已先有毁裂名教之心。故欲正人心、端士习，必以明伦为先，欲明伦理必以尊经为首，此即国粹保存之义。皇上倡明文教，必以经学正其趋，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四也。
凡此四者，皆保世之闳规，救对之要务。苟予曰法后王，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为理。夫使时移势异，而犹拘守成法，此《吕氏春秋》所讥病变而药不变者也。自古有治人无治法，故孔子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臣尤伏愿皇上懋学修身，以为出治之原,然后用人行政，天下可以安坐而理也，故有汤、武而后有伊、吕之臣；有尧、舜而后有勋、华之业。
由是以课官而官无不职，以治兵而兵无不精，以理财而度支无匮乏之忧，以励学而士林作贞之气，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
臣未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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